| 人民日报：叫一声同志太沉重 (11，12) | |
| 时间：2010-05-12 08:03:22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站（首发） 浏览：2126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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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广场)
革命美学
翻开世界建筑史，广场起源于古希腊，最早是作为市民户外聚集和交往的场所，既可以做市场交易，也可以举行庆祝、表演和审判。在人类文明演进的长河中，各个国家、各个朝代的广场，常常是见证和凝聚当时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发展的平台。
在雅典卫城的广场，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悲剧家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喜剧家阿里斯托芬，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曾经旁若无人地高谈阔论。
在意大利佛罗伦萨，这个文艺复兴重镇，米开朗基罗广场上的大卫裸体像，带着告别中世纪的欣喜，体现了人的尊严、美感和力量。
美国纽约时代广场的新年狂欢，则是新大陆资本主义蓬勃兴起的历史象征。
更多的时候，广场上一个个伟大或普通的人们以天下兴亡为担当，以自己的前途、自由甚至生命为赌注，试图改变、推动历史的进程。成功的是极少数，失败的经常成为必然，但还是有一次又一次的前仆后继。正因为这种挽狂澜于既倒、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努力，人类文明才能百折不挠地曲折前进，人类才从四肢爬行的猴子进化到航天飞机时代。
且不说14世纪初，捷克爱国者胡斯因为鼓吹宗教改革，反对罗马教皇和德国皇帝，被视为者“异端分子”，在布拉格老城广场的火刑柱上被活活烧死，引发长达15年的“胡斯战争”。历史更会铭记这么悲壮的一幕：在俄罗斯首都圣彼得堡，1825年12月14日，3000多名贵族出身的陆海军官兵列队走进彼得大帝广场，冲进枢密院，要求废除沙皇统治，解放农奴。他们刚刚参加打败拿破仑，从巴黎凯旋回国，但年轻的心灵受到法国和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震荡和冲刷，发誓“改造祖国”，不惜以身殉国。这就是著名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他们的领袖人物被尼古拉一世残暴处死，剩下的流放西伯利亚，他们的妻子或情人自愿千里相随，带着一颗颗不悔的高贵灵魂终老于荒蛮寒冷之地。
从赫尔岑、普希金到列宾、柴可夫斯基，整整一代俄罗斯文化，都深深地浸泡在“十二月党人”广场起事的那一刻，那一刻的悲怆，那一刻的豪迈，像血液一样流动在俄罗斯人的心头。
北京天安门广场，毛泽东宣布新中国成立的地方，经过上世纪50年代的扩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彷佛就是为了1976年清明节这一天，用百万人的泪水与吼声，送别一个时代，让全世界对中国这只正在觉醒的睡狮刮目相看。
广场上的国策大辩论
1976年的中国，面临从“阶级斗争”到“四个现代化”的巨大政策转型时，政策辩论场所不是在理论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实际上的权力中枢——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及中共党章所规定的党的权力来源——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也不是在党的喉舌《人民日报》以及各省市区党报的版面上。谁要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党章》——即使是“文革”中那种很不完善的文本——那么想，中国人都会奇怪，他是不是火星人呢?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刘少奇的辅佐下，缔造了“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的一言堂体制。从“反冒进”、2次庐山会议到“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使得任何从体制内对毛泽东路线提出挑战、质疑乃至局部微调，都变得绝无可能。
至于“人大举手，政协拍手”的社会主义代议制，到“文革”时期“拍手”的政协已经消亡，“举手”的人大隔了11年才举行换届大会。1976年人民日报发布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总理的消息，干脆白纸黑字写着“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好像政府首脑的选举、任命压根没有全国人大什么事儿。
至于人民日报，作为党的机关报，也早已不能像当初刘少奇设想的那样：“党的政策到底对不对，允许你们去考察。如果发现党的政策错了，允许你们提出，你们有这个权利。”从邓拓到王若水，不要说去反映“人民的呼声，人民不敢说的、不能说的、想说又说不出来的话”，就连试图在党内高层领导人中择善而从，或者以党员身份给党的主席写封信提点建议，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既然主流民意在体制内无法通过自己的代表、通过新闻传媒，找到发言和影响决策的机会，那么民意的表达和聚集，无论是直接的“悼周”，还是暗藏的“讨江”、“拥邓”，与隐晦的“射毛”，干脆就在这个体制最神圣的场所——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公开进行吧。
新中国的意识形态高度肯定“人民”，在理论上视人民为国本，如“大跃进”中视人民狂热为神圣，还经常以“人民”的名义“镇压反革命”、“反右”，乃至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情怀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共也鼓励每一个新中国的成员“胸怀天下”。甚至小学生加入类似西方“童子军”的组织“红小兵”，也不是去参加社区公益活动，而是要准备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一切都在无形中助长了人民群众投身广场运动的冲动和底气。
1976年的“群体性事件”，从博主家乡省会南京开始。3月28日，南京大学400人抬着周恩来的巨幅遗像和大花圈，特意绕道新街口广场，到达周恩来解放前曾经工作过的梅园新村，掀起了抗议《文汇报》、反对“四人帮”的第一次示威游行。3月30日，南京的大学生在南京火车站工作人员帮助下，用桐油和油漆，给开往上海等地的火车车厢刷上“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上台”等标语。中央紧张了，给中共江苏省委发出电话通知：
“最近几天，南京出现了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你们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全部覆盖这类大字报、大标语。”
然而，民意无法“覆盖”，更大规模的抗议浪潮还是在中央眼皮底下发生了。据人民日报记者纪希晨记载：
3月19日，北京朝阳区牛坊小学师生到天安门献上第一个花圈。
3月30日，第二炮兵24人冲破重重阻挠，怀着“宁愿把头掉在天安门前”的决心，向纪念碑献出第一个来自解放军的花圈。
当天下午，由曹志杰领头，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29人在广场纪念碑“五四运动”浮雕下贴出第一份悼词。悼词只字不提当时的主旋律“反击右倾翻案风”，却声称要与“党内外资产阶级”“披荆斩棘”，“血战到底”。矛头所向，呼之欲出。曹志杰事后表示：
“工人理论组原本是当局用以为‘文化大革命’服务的御用工具，我们却以整齐和坚定的步伐走上了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道路，这种事态的出现完全是‘文化大革命’倒行逆施的必然结果。”
越来越多的工人、市民、机关干部，成千上万个家庭扶老携幼，络绎不绝涌向天安门。据人民日报报道，4月4日清明节这一天，到天安门广场的群众就达200万人次以上。整个天安门广场淹没在人潮花海之中，各式各样精致的花圈从广场的北侧一直排到纪念碑的南端。
据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德4月4日晚在政治局会议上介绍，送到纪念碑前的花圈有2073个，共有1400多个单位。
天安门广场的集会人群，不约而同采用了中国古代史上传统的诗歌形式，抒发怀抱、针砭时事、发表政见。孔子说：“诗，可以兴(直抒胸臆)，可以观(认识世界)，可以群(和谐众生)，可以怨”。对这个“怨”字，孔安国、郑玄皆注：“刺上政”。怨刺的对象是周天子。广场上的人群诗情澎湃，用传统汉语纯正的优美歌颂周恩来，用1949年以后的文学罕见的犀利抨击“四人帮”。
这就是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深刻印迹的“天安门诗词”——
“人民的总理人民爱，
人民的总理爱人民。
总理和人民同甘苦，
人民和总理心连心。”
朴实的诗句，醇厚的感情，后被谱成歌曲，广为传唱。
“噩耗惊四海，哭声遍九州。
碑如朔风啸，哀似寒水流。
天亦为之痛，地亦为之愁。
行路原多难，此去更堪忧。”
这是古风犹存的“长太息以掩涕，哀民生之多艰”。
“黄浦江上有座桥，
江桥腐朽已动摇。
江桥摇，
眼看要垮掉;
请指示，
是拆还是烧?”
这首诗名叫《向总理请示》，“江桥摇”取之江青、张春秋、姚文元三姓谐音，暗示“四人帮”快要垮台。
天安门诗词和广场民意的精粹，在下面这首散文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敬爱的周总理，
您的儿女对不起您，
您的英灵至今不得安息……
让那些家伙看看吧，
天安门前花似雪，
纪念碑下泪如雨。
你们不念我们念，
你们不祭我们祭
……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
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
我们信仰马列主义。
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
见鬼去吧!
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
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
我们不怕抛头洒血，
我们不惜重上井冈举义旗。
总理的遗志我们继承，
四个现代化日，
我们一定设酒重祭……”
锋芒所及，不仅指向张春桥、姚文元这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一句“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复返了”直接刺痛了毛泽东本人。
王若水在人民日报整肃“一股邪气，一股势力”的运动中，虽然坚信自己没有错，但面对“千钧压顶”，毕竟痛苦万分，自述“不是一天天熬日子，而是一分钟一分钟地熬日子”，如果有一个人跟自己说“我了解你，你不是敌人，你是同志”，肯定会抱头大哭。1976年清明节的时候，王若水偷偷地跑到天安门广场，心境豁然开朗起来。后来他对采访者李辉说：
“那时候，我心里本来有很多话不敢说的，可是到了天安门广场，你可以放心说，大家都同情你。大家都说江青很坏，张春桥很坏，都在那里骂。我第一次觉得，这是一个自由的地方。”
在天安门广场上，1948年化装离开北京参加革命的王若水，忽然找到了几十年前从“蒋管区”到“解放区”一河之隔两重天的自由感觉——
“几十年过去，我忽然觉得，自己很多心里话不能说，唯有在天安门这块地方才有自由。周围的群众都和我一样，可以放心地说出自己的想法。我觉得中国的希望在这儿，在人民之中。”
天安门广场成了新中国的“解放区”，这样的感觉多少有些不敬。但经过反右、“文革”多年的政治禁锢，正是凭借广场上百万穿着土气粗布衣服的“蓝蚂蚁”，极左体制才生硬地撕开一个口子，由此迈向“中国的希望”年代。
下台前的邓小平胸有成竹
人民日报老记者纪希晨在《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中记述了一个细节：
4月5日那天，毛远新带着政治局关于“TAM事件”的决议来到毛泽东病榻前汇报。毛静静地听着汇报，喃喃自语道：
“那样多人为何跑到广场上去呢?”
毛泽东神色疲惫地闭上双眼，久久默默无语。
在纪念碑前献上第一篇悼词的曹志杰若干年后分析道：
“这种声势浩大、群情激愤的抗议场面，就是毛泽东本人，也是从来没有领教过的。以往他总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民众的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而如今竟成为人们声讨的对象，‘文革派’的几员大将更是成为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靠搞群众运动起家，一生凭此斗垮了所有政治对手的毛，当然清楚这意味着什么，知道自己已经毁在这件事情上了，而且身后恐怕也无法避免历史的清算。”
毛泽东身后成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1月15日在周恩来追悼会上致完悼词，完成这个回合最后一次漂亮的政治亮相，再也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虽然此时被怀疑为TAM事件的“总后台”，政治前途、人身安危未卜，邓小平却没有一丝慌乱。
4月5日下午，邓小平来到人民大会堂江西厅，迎面遇上张春桥。据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记载，张春桥对邓小平说：
“一路上的情况你都看到了，这是反革命暴乱，是有组织的，你就是纳吉!”
纳吉是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被群众拥戴复职的共产党领导人，企图在匈牙利引入西方式政治制度并宣布退出以苏联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华沙条约”，在苏军入侵后被判处死刑。纪希晨写道：
“邓小平严肃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切，一声不吭。临走，他瞟望着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严正声明说：
这一切是可以说清楚的。”
据纪希晨采访了解，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同张春桥、姚文元一块眺望过天安门广场上的人山人海，但从没有走进广场，更没有来到群众中间。而且，邓小平早就告诫儿女，不许到天安门去，坐汽车都不要经过那里，以防“四人帮”制造事端。然而，邓小平对广场人群的呼声，对这种沸腾民意的深远影响，对今后中国的政局走向，已经胸有成竹。
（12 清明节）
当记者，还是当特务？
1976年人民日报社还在王府井大街，离中南海近，离天安门广场也不远。在“文革”末年政府背离主流民意、官民矛盾激化、政局走向未卜的历史关口，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眼里只有中南海，禁止大家去天安门广场，扬言去了的要追查，“不管干部、家属、小孩，该撤的撤，该批的批”，甚至威胁说“也可以圈起几个来嘛！”
报社很多身为党内资深干部的老编辑、老记者，压根没把这个“文革”开始后才从上海调来的无名小卒当回事，像王若水一样，广场照去不误，为广场感奋，在广场流泪。
但此刻大家已无力影响这份打着“人民”字头的报纸版面，还有人民日报社编印的一张叫做《情况汇编》的高层内参，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心爱的人民日报随着“文革派”几个人，在民意的呼啸潮流中沉沦。
按照西方的新闻理念，记者是立法、司法和行政之外的第四种权力。近代中国维新派也把报纸称作“天下之公器”，视为宪政改革的重要前提。在江湖和魏阙之间，报馆主要代表江湖的利益、草民的呼声，寄望魏阙、督察权贵。中国最古老的报纸《申报》在创刊第二年，1873年浙江发生著名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刚刚死去丈夫的“小白菜”和乡邻杨乃武蒙冤，以通奸谋杀罪被判处死刑。《申报》从案发开始追踪报道数年，引起全国舆论大哗。在民意的强大压力下，1877年清廷下令移棺京师，当众验明“小白菜”丈夫系正常病亡。浙省自巡抚以下审办官员均受处分。《申报》居功至伟，远在朝廷干预之前，《申报》主编蒋芷湘就大胆斥责地方官“刑讯之枉民”，痛切陈词：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岂有听人日残其邦本，犹能望起邦之兴旺乎？”
1976年的人民日报，鲁瑛自诩“从来没有这样紧跟中央”的党报，早已把刘少奇关于考察党的政策、反映人民呼声的教导抛到脑后，更不会认同《申报》的抱负--“君民共主”，“上下之情相通”，“利害与共而忧乐与同”。对他来说，广场上的一切太无足轻重了，只有“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大方向”（人民日报报道《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语），才是动摇邦本的大事情。肚里墨水不多的鲁瑛，思想基础就是首长“四人帮”那一点社会法西斯主义。
比如，人民日报1975年4月1日刊载的张春桥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断言：
“随着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一批又一批地产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还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资产阶级，中国会不会变修正主义，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好一个“一切领域”、“一切阶段”的“全面专政”，磨刀霍霍，杀气腾腾！直到1976年9月毛泽东病逝后，国庆节的前几天，鲁瑛还在全社大会上虚张声势地说：
“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既然以此为己任，鲁瑛铁了心绑架人民日报，来充当中南海“文革派”的特务、吹鼓手甚至打手。
据老记者余焕椿揭发，1976年3月30日至4月26日，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四人给鲁瑛打了24次电话。南京人民刚刚走上街头的时候，3月30日王洪文打来电话。
王洪文：你们在南京有记者吗？
鲁瑛：有记者。
王洪文：叫他们反映重要情况。南京大街贴出打倒张春桥的大字报，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造舆论。南京事件是因为省委有走资派，它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
南京在明末抗清斗争中的表现就非常突出，“秦淮八艳”的芳心侠骨举世传诵。江苏人以自己是周恩来家乡人而自豪，1976年悼念周恩来的事件中，南京的壮怀激烈也仅次于北京。中央要求覆盖南京街头大标语的电话通知下达后的3天内，反而激起南京60万人挺身而出，参加悼念游行。而中共江苏省委对民众的同情和默许，引起中南海的怀疑。
中南海需要人民日报提供炮弹，来整治省委中的“走资派”。在“文革”中，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记者享有列席省委常委会会议的殊荣，有条件成为中央在地方的耳目。后据人民日报揭发，在1976年初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鲁瑛根据王洪文的指示，先后派出4批、约100余人次记者，到福建、江苏、云南、湖北、四川、陕西、广西、黑龙江等11个省市和铁道部、国防科委等，专门收集被邓小平重新起用的老干部的材料，以说明“走资派还在走”，“投降派确实有”。在报社一百三十多期《情况汇编特刊》上，整过胡乔木、万里、张爱萍、周荣鑫、赵紫阳等多名省部级干部的黑材料。
TAM事件刚刚平息，4月16日晚8时，中央政治局为解决江苏问题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江青在会上言之凿凿地指责江苏：
“长期以来，歪风邪气盛行，正气抬不起头来。”
吃过人民日报苦头的，不止一个江苏省委。
据报社老记者傅真回忆，直到1976年10月16日，“四人帮”垮台后一个星期，他和同事到南昌出差，负责接待的江西省委办公厅同志异常谨慎，与两人长谈半天却不着边际。傅真后来才意识到，对方其实是在进行“政治考察”。同事介绍说老傅曾是报社的批斗对象，“批林批孔”以后被发配工厂劳动改造过半年--“这几句话起了奇妙的作用”，省委办公厅的同志放下心来，开始知无不言。
聊到投机处，傅真恍然大悟：此前人民日报曾派来一些记者收集江西的情况，回京后报告给“四人帮”，把省委整怕了，所以对人民日报来的人不得不防！防偷防盗防党报，人民日报落到这种境遇，让人哭笑不得。
据1976年的政治局委员吴德回忆，4月4日清明节那天晚上，中央政治局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研究广场局势。鲁瑛给姚文元送来一张纸条，说在纪念碑西南侧有人发表演讲骂江青。江青一听暴跳如雷，用手指着吴德质问：
“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情况？为什么允许反革命讲演？这个反革命分子要马上抓起来，这样的人不抓有右倾。”
吴德站起来检讨，随后出去打电话给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吴忠提出围观的群众很多，不好处理。吴德回到会场反映情况，政治局态度强硬，要求立即抓人。不久吴忠来电话说，那个演讲者已经抓起来了。
人民日报的通风报信，竟然比北京市政法机关更灵通，更及时地捍卫了江青这位“文革旗手”。
远在广场集会出现暴力抗争之前，姚文元已经在给鲁瑛的一系列电话里，为TAM事件定性了。姚文元4月2日说：
“要分析一下这股反革命逆流，看来有个司令部。”
４月４日，姚文元又说：
“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活动，是反革命性质。”
“反革命性质”，“反革命逆流”，“有个司令部”--鲁瑛积极地按照中央首长既定的调门搜集材料，或者说千方百计扭曲事实以迎合和证实首长的假设。从4月1日到4月5日，人民日报密级程度较高的内参《情况汇编清样》连发12期天安门动态；最后经姚文元亲笔修改，印成最高密级的《情况汇编（特刊）》，报送中央政治局。
这些内参材料尽量把广场体制内敬忠良、除小人的呼声，穿凿附会，诠释为体制外颠覆性的欲求。比如，1976年的广场民众明明只是要求一个不讲空话、关心人民生活的社会主义，拥戴那些体察民意的共产党人，却被夸张歪曲为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本身。而这些，对中南海作出镇压广场的决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比如，科学院109厂有四句诗--“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姚文元在后面加上一句恶毒的注释：
“所谓‘再开革命花’，就是要推翻社会主义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本是站在保卫革命胜利果实的立场反对“四人帮”，却成了一首“反诗”，刊登在４月３日的《情况汇编清样》上。人民日报内参一发话，害得这家五百人的小厂有３人被抓进监牢，三十多人被隔离审查，近百人被“过筛子”，厂领导统统被打成“走资派”，厂党委改组。
《情况汇编清样》登过一期“一小撮阶级敌人在天安门广场”的照片，姚文元看了却不高兴，给鲁瑛打电话抱怨：
“为什么用这些照片？杂乱无章，有打破头的，没有一张与邓小平有关系的。”
鲁瑛心领神会，派记者了解到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到广场送了两只花圈，而邓小平的女儿邓楠恰巧在该所工作。虽然邓楠当时生病在家，既未参加制作花圈，也没有到广场送花圈，内参还是写出“邓小平女儿所在的科技处做的花圈上写着……”“四人帮”的亲信得意地宣称：
“不要以为只一二百字，可重要啦！”
4月4日晚上，人民日报记者从广场抄回一份传单，其中有这样几句：“在周总理养病期间，中央的工作由邓小平同志主持，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全国人民大快人心。”姚文元在电话中得知这个消息，为终于能把邓小平说成是广场“总后台”而喜出望外，急不可耐地要求鲁瑛：
“下面的不要说了，手抄一份给我，会快完了，我要到会上去说。”
４月５日晨，姚文元把这份手抄件批送给毛远新。“四人帮”据此把邓小平诬为“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人民日报成了反邓急先锋。
人民日报内参的登峰造极之作，是将两首不相干的诗拼凑在一起，定为“001号反革命诗词”。2首中的一首，是前面提到的散文诗“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从今天的眼光看，它的确可算是天安门诗词的最强音。这是指对当时中国困境的认识境界而言，但诗作者到底有没有暴力煽动的意图？对毛泽东的有所不满、有所讽喻，有没有发展到鼓吹暴力推翻毛泽东执政的地步？鲁瑛、姚文元、张春桥力图把读者引向后者，一方面删掉了散文诗的悼念周恩来的内容，淡化了反对“四人帮”的内容，以凸显对毛泽东的批评；一方面别出心裁在这首散文诗前面加上另一首五言诗：
“欲悲闻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曾有人建议，五言诗与后面的散文诗文体不合，能不能删去？姚文元说：
“有剑出鞘，不能删。”
非但不删，姚文元还篡改了五言诗的2个关键字：“闻”改成“闹”，“泪”改成“血”。这就成了--
“欲悲闹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血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闹鬼”，“洒血”，“剑出鞘”和“秦皇”巧手焊接而成，似乎武装暴乱之意已经呼之欲出。姚文元亲笔加上“这伙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按语。据叶永烈《姚文元传》说，毛泽东看到这期《情况汇编》--
“果真震怒了，把TAM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
墨写的谎说，血写的事实
4月4日深夜，北京市公安局调集200辆卡车，把广场上的花圈、挽联、条幅、诗词扫荡一空。纪念碑周围圈起3道戒备森严的封锁线。
4月5日，广场形势急转直下。一大早，有人放话说花圈被收在人民大会堂地下室，于是数万名群众涌向大会堂东门，要求“还我花圈，还我战友！”
北京市公安局一辆广播车沿着大会堂东侧来回行驶，要求“革命同志离开天安门广场”，“警惕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广场人群被激怒了：“阶级敌人是谁？是谁在破坏捣乱？”于是，广播车被推翻，车顶上的喇叭被砸。
11点多，忽然一个青年拿着半导体话筒说：
“大家看那座小楼，那是联合指挥部，昨天夜里收花圈、抓人，都是他们指挥的。现在我们去同他们交涉，要花圈要人！”
北京化工学院学生陈子明等作为谈判代表，进入小楼，但工人民兵指挥部头目避而不见。这时，有人指出他们乘坐的上海牌小轿车和2辆吉普车就停在小楼外边。于是，小轿车和吉普车都被推翻烧着了。
下午5时许，指挥部小楼也被烧着了。
前面这段文字之所以用这么多“被”字无主句，是因为一个奇怪的现象：即使在粉碎“四人帮”、为TAM事件平反后，作出“革命行动”一部分的烧砸行为，其发起者和主力仍然无人认领。
在纪念碑下献上第一份悼词的曹志杰被捕后，在狱中遇到一个才13岁的学生，“是因天安门反革命事件中被抓的380人中唯一因烧汽车而被抓者”。他告诉曹志杰，自己看到别人在翻汽车，也上去“搭了一把手”，结果就被抓了进来。曹志杰纳闷：
“1978年，我在《人民的悼念》画册中见到的翻汽车的照片照得很清楚，有七、八人之多，可为什么唯独就抓了他一个刚刚搭了把手的孩子？后来听说翻汽车的大都是公安局的便衣。”
1988年岁末，一部“主旋律”纪录片的导演从新闻电影制片厂调用1976年TAM事件的视频资料，惊讶地发现在联合指挥部小楼前，警察逮住一个领头烧汽车的人，对方沉着地说：
“我是××处的。”
原来是自己人，瓦尔特假扮的党卫军，不，是党卫军假扮的瓦尔特，哈哈哈哈。
至于推翻广播车，后来也只找到一位“参与者”，是中国科学院109厂的小张，罪行之轻，仅被关在单位小黑屋接受审查。主犯也是下落不明。
人民日报在TAM事件平反后的报道中写道：
“定性TAM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并不是什么因为4月5日发生的烧、打，而是‘四人帮’早有预谋，早已定性的。所谓烧、打，不过是他们的借口，其实罪名早已定下，罗网早已张开，对革命群众的一场血腥镇压早已策划好了。”
4月5日晚上9点25分，天安门广场的灯光突然全部熄灭。3分钟后，电灯全部又亮了。刺眼的灯光下，上万名工人民兵和警察抡着两三尺长的木棒、警棍、皮带，从广场南北两个方向冲了过来，向广场中心合围。人民日报老记者纪希晨写道：
“打手们的狂叫声，受害群众的惨叫声，受伤者的呻吟声，震撼着黑漆漆的夜空。刚刚洒满悼念周总理热泪的广场方砖上，又凝上了革命人民的鲜血。”
“四人帮”垮台后，人民日报采访报道了“四·五”恐怖夜留在广场的人们。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共产党员孟连说：
“正在纪念碑南侧抄诗，看见有人追打四散的群众，急忙跑下台阶，想冲出包围圈，但已来不及了。他们一边狂喊‘回去！回去！’一边舞着棍棒劈头盖脑打来。猛然一脚，我被踢倒在地，十多个人围着我，连打带踢，直打得我头晕目眩，不能动弹。等到我慢慢清醒了一些，才感觉还有一个人压着我的腿，胳膊旁边也躺着另一个人。”
北京汽车二厂工人阮南南说：
“我看着四、五个人追打一个青年，其中一个照着那青年的后脑勺狠狠击了一棒，那青年一声惨叫，倒在地上。
其他几个人冲过来，拳头、皮鞋照我头部、胸部、腹部猛烈袭来。我被打倒在地，扣子被扯掉，棉衣、衬衣被撕破，裤子也给撕开了一个大口子。他们连踢带打，把我拖到纪念碑下。一个人过来搜我的身，还用皮鞋猛踢我的脸，踢得我口鼻流血，休克过去……”
当晚，数百干警连夜冲洗天安门广场地面的血迹。
4月5日深夜，当广场笼罩在血腥中的时候，姚文元给鲁瑛打电话，反复叮嘱，将4月3日就安排写好的社论《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明日登一版头条加框”，要鲁瑛“告诉新华社今日播，全国明日都发出，电台明晨６时半广播”。姚文元说：
“这篇社论对反革命是狠狠的打击。”
“今天晚上你要把发表社论这件事办好，这是我交给你的政治任务。”
广场喋血，人民日报施威，白色恐怖迅速席卷全国。从北京到南京等地，收缴诗词，追查“谣言”，一批写过诗文、上过街、到过广场的人锒铛入狱……
４月７日早晨，鲁瑛带着几名《情况汇编清样》炮制者，赶到人民大会堂。姚文元一见面，就洋洋得意地说：
“大好事！大好事！你们把反映TAM事件的几期情况，编成公开报道。要鲜明地点出邓小平。粗点没关系。题目也不要变。”
中午，“四人帮”与鲁瑛等人共进午餐，姚文元把人民日报这些人一一介绍给王洪文、张春桥和江青。王洪文副主席当面赞扬：
“你们有功劳呀！”
江青喜不自禁地说：
“我们胜利了！祝贺你们！你们挨打了没有？”
张春桥说：
“这帮家伙写那些反动诗，就是要推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头子纳吉。”
王洪文首先举杯说：
“都干一杯！”
江青也给人民日报记者一一敬酒表示祝贺。
姚文元、张春桥对公开报道的基调，乃至报道的每个细节和提法，都作了详尽的指示。鲁瑛带记者一一写入稿中。比如，张春桥让把火烧警察和工人民兵联合指挥部楼房改为--
“烧解放军营房，全国人民一听这帮坏人砸了、烧了解放军营房，就会愤慨！”
编写过程中，姚文元不断过来催促：
“快点编，陆续发排，没有车可用我的警卫车。”
就这样，人民日报几个记者在大会堂每编写一页，马上送报社排印、打样。几辆小汽车在大会堂和王府井报社之间来回穿梭。
４月８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长篇报道《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精心裁剪“反动诗词”、“反动传单”、“冲人民大会堂”、“烧汽车”、“烧营房”等情节，把TAM事件定性为一次“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在整整50年前，1926年，同样是在北京，发生了著名的“三·一八惨案”。段祺瑞政府杀死和平请愿的学生、市民47人，伤200多人。《京报》率先公开报道惨案，刊载70多位伤亡者姓名、单位、籍贯、负伤部位。自命“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邵飘萍连夜起草评论《世界之空前惨案》。学者刘半农作诗、赵元任谱曲，哀伤的歌曲唱道：
“呜呼三月一十八，北京杀人乱如麻……”
鲁迅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沉痛地写下：
“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连鲁迅的兄弟周作人也一改平日的散淡作风，在惨案第二天撰写文章，指名道姓谴责段祺瑞，并且参加了北京城内几乎每一场追悼会，送去挽联。1927年，面对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周作人再次拍案而起，不仅抨击国人“杀乱党的嗜好”，而且痛心疾首地批评“智识阶级的蔡胡诸君（蔡元培、胡适）身在上海，又视若无睹”。
只有段祺瑞政府的《国务院通电》诬蔑“三·一八”学生和市民是“暴徒”，惨案第二天的《临时执政令》指责“极少数”著名共产党人、国民党人“啸聚群众”，“散布传单，率领暴徒数百，袭国务院……”
半个世纪后，同样在北京，再也没有《京报》揭露血案真相，再也没有《语丝》发表鲁迅等文化人的谴责文字。但谁能想到，此时的中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却倒过来扮演了段祺瑞政府《国务院通电》和《临时执政令》的角色，用“墨写的谎说”掩盖“血写的事实”。
人民日报4月8日为镇压民众撑腰张目的报道见报后，收到一封署名“一名现场工人民兵”的来信，信封正面写“北京人民日报总编辑收”，背面写的是“请戈培尔编辑收”。信中装着４月８日人民日报报道的一、二版，只见一版上写着：
“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成了一小撮法西斯野心家、阴谋家的传声筒！
明明是十来个青年进行挑衅攻击周总理，并得到大会堂里的人保护，你们说是冲大会堂打了人，真理能封锁得住吗？事实能歪曲吗？
明明是你们耍阴谋使诡计收了花圈扣了人，还说有人闹事。
明明是你们编造的诗词拿来说是天安门广场的，谁人不知是江家小朝廷的？
你们演的这场“国会纵火案”实在不高明，一篇混淆视听的假报道就能骗得了人民群众吗？从今改为：法西斯党机关报。打倒野心家、阴谋家张、江、姚！！！”
耐人寻味的是，人民日报把这封信转送到姚文元手中，姚文元没有声张，默默地将信锁进了自家抽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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