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叫一声同志太沉重（15、16）

　　其实，尽管受到冷遇和阻挠，人民日报寻找TAM事件真相的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过。在社内清查的同时，据老记者王永安回忆，从1976年底开始，社领导胡绩伟、王若水等就悄悄布置记者走出报社，到社会上秘密调查--

　　“大量工作是通过相互串连，寻找线索，秘密听取被抓人员、现场当事人员的纪实谈话，前后接待200多人。开始还秘密进行，可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快北京市公安局知道了，这一来也不避讳了。经过1年多的调查，TAM事件的几个关键问题，是非清楚了。如：《文汇报》反周文，南京事件，北京压制悼周，4月4日纪念碑花圈一夜被清，广播车为何被砸，冲击大会堂原委，TAM东南角现埸指挥楼被烧内情，抓捕人数和有无死人情况，清查中追查后台问题，以及人民日报怎样上报事件假报告、报纸的假报道等。”

　　参加社内清查和社外调查的，有余焕椿、王永安、张玉兰、张和平、胡志仁、缪俊杰、卢袓品、崔筱桐、高集等记者、编辑。

　　1978年4月清明节，TAM事件两周年的时候，《人民日报》编选了一块TAM诗选的专版，被分管意识形态的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叫停。

　　5月，总编辑胡绩伟与副总编辑秦川、李庄安排，从TAM事件四十多位受害人的情况和申诉信中整理出一份内参，“单印专送”中央，并以“人民日报宣传小组”写出说明：

　　“从去年12份以来，有四十多名因TAM事件受过迫害的同志，陆续到报社的群众工作部来访，有的给报社写信，表达了对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限感激和热爱的真挚感情。同时，普遍反映了他们在出狱后，继续受到歧视和迫害的情况。”

　　6月8日，新当选的全国政协委员余焕椿提着文件包，沉着地走进全国政协礼堂。余焕椿所在的政协文化组七十多名政协委员，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多灾多难的文化界摔打几十年，个个创巨痛深。组长周扬本人在秦城监禁8年，出狱后连续3天不会讲话，见人就哭。文化组定期举行的“漫谈会”，对“文革”左的一套自然不会有什么好话。这一天，周扬介绍了第五届全国文联大会老友、难友见面的情形，谈到自己向更早挨整的丁玲道歉、两人相拥而泣，委员们都沉浸在劫后重逢、噩梦醒来的伤感之中。会场沉默片刻之后，余焕椿第一个举手发言。

　　在全国政协机关工作逾40年的汪东林，至今还记得余焕椿当时“一副严肃沉重的表情，从皮包里取出一叠材料，缓慢深沉地”开口：

　　“我今天想占用各位的时间，谈一谈‘文革’中最大的一桩冤案-- 1976年TAM事件的真相。我希望在我发言之后，如果各位赞同的话，我们应该呼吁为TAM事件彻底平反！

　　时至今日，尽管中央已采取了若干重要措施，如所谓事件的‘总后台’邓小平同志已出来主持工作了，许多无辜被捕的同志已经得到释放和平反等等，但整个事件本身并没有平反，真相并没有完全大白于天下，这个事件究竟是什么性质，也没有一个公开的明确的说法。这是为什么？”

　　余焕椿把“四人帮”插手TAM事件的定性、内参和公开报道的卑劣做法，连同他们与鲁瑛的24次通话记录，一一道来。这个牵动人心的敏感话题，把很多别的界别的委员和工作人员也吸引过来，会场人数不断增加，不少人没有位子就站着听。

　　“有人说TAM事件的案翻不得，彻底翻了这个案有损于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我说不对！因为毛主席的旗帜上写着‘实事求是’，写着‘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如果彻底翻这个案，不但无损于毛主席的旗帜，反而会使毛主席的旗帜更鲜艳！我个人的看法和期望，是尽早彻底翻案、平反，把这一伟大的革命事件，按照它的本来面貌载入史册。

　　看来，现在是时候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实事求是地再一次向党中央反映情况，多呼吁，多奔走，为促进尽快彻底解决这一大事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我的话就到这里。”

　　主持会议的组长、副组长没来得及表态，会场上就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四·五”广场镇压之后2年又2个月，尽管民间腹诽不断、党内私语连连，只有余焕椿以非凡的道德勇气，在体制内的公开场合第一次要求为TAM事件彻底平反。

　　此时，政治高压犹在。1964年进入报社工作的余焕椿，“四人帮”垮台后仕途得意，1978年人民日报恢复编委会建制后即当上编委。他不惜以自己的政治前途为代价，来政协发言前做好了最坏的准备，事先没有请示人民日报社领导，也没有同政协任何负责人打招呼。

　　余焕椿用一个手指，轻轻捅破了华国锋精心构筑的最后一道防线，让党内外看到了中南海与全国民意的巨大反差，看到了毛泽东的荒唐错误，“文革”路线的穷途末路。广场的疮疤一揭开，对“文革”换人不换路线已绝无可能。

　　有时，道出真相和真理，就像哥伦布敲碎蛋壳让鸡蛋在桌上立起来那么简单，需要的只是谱写历史的勇气和想像力。余焕椿开了头，委员们都抢着发言，委员们忽然发现平时彼此藏在心底的想法竟然惊人的一致！据汪东林回忆，科学家孙家昶激动地说：

　　“近年来出差，无论到哪里总有人问起TAM事件怎么解决，问的答的都很动感情，可见这件事牵动着千万人的心！我认为，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四·五’运动可以同五四运动相提并论。如果我们不把这一事件搞清楚，就是对下一代不负责任！”

　　李初梨、杜任之等委员话虽不多，但态度明朗，都对余焕春委员的意见深表赞同，认为政协应该为此事呼吁。红学家吴世昌委员建议，政协应成立一个“TAM冤案平反委员会”，把这个大事件彻底查清楚。

　　听会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工作人员把余焕椿的发言汇报上去，以毛泽东忠诚卫士自命的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勃然大怒。他立即召集4家中央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厉声训斥道：

　　“帝修反在挑，中国也是这样，也有人在挑。政协会上，人民日报的余焕春6月８日对TAM事件讲了一大篇话，认为这个案没有翻过来。明明是毛主席说的，TAM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他不是反毛主席是反谁？这本来是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你要翻，翻谁呀？

　　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从中央开会回来，立即神情严肃地要来余焕椿在政协会上的发言稿。看后，胡绩伟没有透露一句内情，胸有成竹地告诉余焕椿：

　　“话是我讲的，什么时候都由我负全部责任，与他人无关，更没有你们政协的事。我是政协委员，我要讲什么，自然是自己负责。”

　　1978年已经不是王若水上书的“文革”时期。余焕椿虽然挨批，却不需要像王若水那样“一分钟一分钟地熬日子”，更不需要别人告诉自己“我了解你，你不是敌人，你是同志”，因为余焕椿发现在人民日报、在全国政协、在党内、在民间，到处都是自己的同志。汪东兴的训斥，人民日报压根没有传达。在全国政协，周扬在一次会议上公开为余焕椿撑腰：

　　“政协是广开言路的场所，是政协委员，就有权利在会上说话，对与不对，都可以向上反映。领导者的责任是择善而从之，用不着对不顺耳的话大惊小怪。”

　　11年后，胡耀邦逝世，已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兼海外版主编的余焕椿，批准海外版率先刊登北京市民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的照片。见报后，北京、上海方面反应强烈，质问人民日报是否要把悼念活动引向社会。余焕椿在《检查与反思》中说：

　　“批评很尖锐。我无法申辩，心想：新闻工作者按新闻规律办事，有什么不对？但我没有说出来，只有默默地承受着它给我和报社带来的压力。”

　　事后，因“对《人民日报》海外版舆论导向错误负有重要的领导责任”，余焕椿被撤销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兼海外版主编职务，给予党内警告处分，调往四川降级使用，可真是“夕贬蜀国路八千”了。

　　7月30日，人民日报向在TAM事件中起了关键作用的中共北京市委扔下白手套，发表一封读者来信《捂盖子的是谁？》，不点名地批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

　　所谓“捂盖子”是当年特定的政治语汇。动员党内外清查揭批“四人帮”的问题，叫做“揭盖子”；而那些靠“文革”起家、笃信极左路线的人采取各种方式掩盖问题，抵制揭批运动，叫做“捂盖子”。

　　来信的读者叫杨西岩，北京市西城区委党校的教学负责人。“文革”期间他曾被下放农村劳动，林彪垮台后回到北京，虽在党校工作，内心却对“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很反感。这年5月，《人民日报》重新提起“文革”中名噪一时的北京小学生黄帅对老师“反潮流”的事件，北京市委追随“四人帮”利用一个未成年人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丑态暴露于天下。杨西岩作为一个北京市干部，对市委在“四人帮”下台后反映迟钝不满，大胆地以真实单位、真名实姓给人民日报写信，矛头直指市委：

　　杨西岩在信中还揭露了另一件事，即“四人帮”肆虐时，北京市奉承旨意组织“理论座谈会”，会上鼓吹“党内有个资产阶级”、“民主派必然变成走资派”等等极左观念，标榜要在北京市培养“理论解放军”。“四人帮”垮台后，市里对此只是轻描淡写地表态说是“警惕性不高”，西城区甚至压根不准提起这件事。杨西岩质问：

　　“其他是不是还有拖的呢？编辑部能不能也像小学生日记事件来一个调查，使我们这些蒙在鼓里的广大群众能明白底细，解开心头的疙瘩呢？”

　　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庄说，编辑部接到这封杨西岩来信会心一笑，认定作者相当“明白底细”，是想借助人民日报“加一把火”，促一促北京市乃至全国对“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揭批运动，也暗含了对北京头号大案TAM事件“揭盖子”的要求--

　　考虑的结果，是“党报不能推卸的职责”占了上风。于是，李庄“事先准备了进行检讨的腹案”，然后亲自编稿，在第三版以全文加花边刊出杨西岩的来信。罗瑞卿大将领导的《解放军报》和香港《大公报》随即转载，国内外议论纷纷。

　　北京市委老羞成怒，把杨西岩下放到丰盛胡同街道办事处管辖下的粉子胡同居委会，以示惩戒。但此时，不仅吴德的北京市，连华国锋名义主持的党中央，也奈何不得人民日报。

　　自1977年胡绩伟接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加上秦川等党的文宣系统老干部加盟，人民日报与邓小平、胡耀邦等党内高层非主流派相呼应，试图把华国锋同意的揭批“四人帮”扩展为系统纠正“文革”极左路线，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做到这一点，势必要击溃“四人帮”垮台后其他“文革”受益派的抵抗。“文革”受益派在政治局有汪东兴、吴德、纪登奎、陈永贵等人，也包括华国锋本人。他们同时是广场镇压的共同决策人，至少是“四人帮”和毛泽东决策的支持者。在这些人中，吴德在1976年4月5日晚广播讲话首次公开给TAM事件定性：“在TAM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激起众怒，无疑是最好的突破口。

　　中南海传来批评说，人民日报发表杨西岩来信是“犯了错误”，但没有明说犯了什么错误。人民日报也就虚以尾蛇。李庄以“读者来信”历来不送审为由做了几句说明，勉强承认“考虑不周”，但拒绝作进一步的检讨。

　　中共北京市委和吴德向中央和华国锋请示，如何应对《人民日报》的批评？8月5日下午，党主席华国锋，副主席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与在京政治局委员一道，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北京市委常委。华国锋说：

　　“《人民日报》前天发表了一个读音来信，说‘捂盖子问题’。几个报都转载了，香港也转载了，而且加了标题：‘谁捂北京市委的盖子？’这封信发表是谁决定的？政治局主席、副主席都不知道。报纸发表群众来信，支持群众是对的，但点政治局委员的名，为什么不请示？

　　党主席对中央党报不能像毛泽东那样生杀予夺，只能流露出一点妇人般的幽怨。华国锋虽然主张“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但为何如此缺乏执行力，不能令行禁止？面对人民日报从内部呈文、政协发言到公开报道一系列咄咄逼人的攻势，表现得如此软弱？这固然与他此时的政治弱势地位有关，但华的性格宽厚容人，由此可见一斑。虽然华国锋的价值取向不可能脱离“文化大革命”的窠臼，但他处理政务的手法是否也包含了党内罕见的某些民主元素呢？

　　要知道，1978年岁末的中央工作会议和永垂史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紧随其后的理论工作务虚会，都是在华国锋的中央主席任上召开的。虽然华在政策理念上都是这些会议的批评和批判对象，但公然挑战中央主席权威的会议得以召开，又是以华在党内的宽松、宽容和宽厚为前提的。且不说与华之前的毛和江青相比，再看看华离开政治舞台之后，连倡导此“三宽”都成为一种政治忌讳，不禁令人唏嘘。

　　尽管有华国锋的同情，中央政治局还是对北京市工作的“落后、被动局面”提出了批评。9月，北京市委召开市级、区局级和县处级三级干部大会，对吴德意见纷纷。吴德被迫作自我批评，承认“与先进兄弟省、市相比，差距很大”，“最大的差距是揭批查没有搞好”。接着，吴德黯然辞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人民日报却没有受到进一步的追究。很多读者打电话到报社，对人民日报表示支持，有的人出言幽默：

　　人民日报记者在努力还原TAM真相、揭露镇压元凶帮凶的同时，也怀着钦佩的心情，积极寻找一个个刚刚恢复自由还带着精神枷锁的广场英雄。

　　1978年7月17日，《人民日报》以长篇通讯介绍广州青年工人庄辛辛在TAM镇压后写信批判“四人帮”的英勇事迹。汪东兴的助手、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在一个会上不满地说：

　　“有人吵，TAM事件要翻案。TAM事件有坏人，不然为什么要火烧汽车，冲大会堂呢？‘四人帮’迫害群众悼念周总理，但也有坏人乘机捣乱。华主席讲过，中央有规定，这件事不要再提了，但有人要写文章，给TAM事件翻案，要立碑，说是革命行动，什么话？”

　　1978年9月初复刊的《中国青年》第一期，由于刊登了TAM诗抄和广场青年韩志雄的事迹，被汪东兴勒令停发。一时间党内、社会上舆论大哗。人民日报当机立断，王永安连夜赶写出韩志雄的长篇通讯，声援《中国青年》，并在报道中首次披露了广场的某些真实情况，以及姚文元关于TAM事件定性的指示。评论部领导范荣康取走稿子，发排后告诉王永安：

　　第二天见报后，《解放军报》全文转载，并专门打来电话表达军方支持的立场。复刊后的《中国青年报》报道了一批“四五”英雄，包括广场写血书的王海力、贺延光、《扬眉剑出鞘》诗作者王立山，《工人日报》则发表长篇通讯，高声赞美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的曹志杰。

　　此时，以华国锋为主席、汪东兴为意识形态主管的中央，对自己的党报党刊已经全面“失控”。党心和民意，成为新闻界自主决定报道取舍和评论取向的唯一准则。

　　1978年9月，上海热处理厂青年工人宗福先创作的话剧《于无声处》，由上海工人文化宫搬上了舞台。《于无声处》写的是一个“文革”受益官员与一个受迫害的老干部两个家庭之间的恩怨。不同寻常的是，前一个家庭的女儿在公安局奉命侦缉的散发TAM广场诗抄的“现行反革命罪犯”，就是后一个家庭的儿子、自己的恋人。

　　从宗福先、上海工人文化宫，到众多为《于无声处》叫好的观众，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希望先在文艺舞台上给TAM事件平反。康生如果在世，一定会拍案而起，怒斥这个31岁的小青年--

　　宗福先有这种胆气，也是受到沸腾民意、党心的感染和激励。1976年清明节的第二天，他在上海火车站旅馆遇见一位刚从北京过来的朋友--

　　“他为我展示出一幅悲壮、雄伟的画面：花圈成山人似海，黑纱遍地泪如雨。这个消息对于我是陌生的，可这种情感、这种气氛，对于我却是熟悉的！听着听着，我热泪盈眶……我们站在旅馆的大厅里，他全然不顾周围川流不息的人群，直呼其名地诅咒那几个‘狗男女’……”

　　上海首演结束，观众不愿离去，掌声经久不息。消息传到北京，10月底，中国社科院院长、邓小平1975年整顿的助手胡乔木悄悄飞到上海看戏。3天后，文化部一位副部长专程来上海宣布调《于无声处》进京公演。据《文汇报》总编辑马达透露，进京调演是由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拍板的。

　　在党内、民间，不约而同把《于无声处》看作压抑已久的心声和利益表达的宝物、利器。宗福先成了备受呵护的宠儿。他偶然对上海作协的同志提起，到北京后想去看看曹禺老师。没想到几天后，一封推荐信就主动送上门来，宗福先拆开一看惊呆了，居然是文坛耆宿巴金亲自用毛笔写的信：

　　11月4日，《人民日报》转载上海《解放日报》对《于无声处》的报道，标题是《歌颂TAM广场悼念周总理、同“四人帮”斗争的时代英雄》，已直接涉及广场运动的定性。

　　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各个组都提出了对TAM事件的平反要求，以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份量最重。陈云以平和而坚定的口吻提出中央必须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大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其中第五个问题就是：

　　“关于‘TAM事件’现在又有人提出来了，而且还演出了话剧《于无声处》，广播电台也广播了TAM的诗词，并说这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的一次伟大群众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在“文革”前老干部的强大压力下，中央工作会议改变原定议程，中共掉转船头，诀别“文革”，开启全面改革的历史新航程。

　　陈云同志发言的第二天，11月13日，《于无声处》剧组从上海启程，14日在北京火车站受到英雄般的礼遇，文化部副部长率领群众到车站迎接，盛况空前。剧组成员在北京街头购物，被一位中年妇女认出，对方相见无言只是泪流满面。剧组上车她也上车，剧组下车她也下车，问她有什么心事，她却什么也不说，只是一路哭，哭到后来她走了。很多年后，宗福先还记得那一幕：

　　11月16日北京首演当天，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人民的愿望，人民的力量--评话剧〈于无声处〉》。新闻报道这样描述北京首演现场：

　　“记者在休息厅里看到，当年在TAM广场写下革命诗文、在英雄纪念碑前奉献花圈的人们，相会一处热情地互致问候，重温1976年那段难忘时刻。

　　剧终，灯光骤亮。曾经参加过TAM事件的首都群众代表走到舞台上。他们当中，有的曾在广场上张贴过第一张声讨‘四人帮’的战斗檄文，有的曾冒着危险传抄、珍藏过广场上的革命诗文。一些在被‘四人帮’投入监狱、在被审查期间从未屈服的人，这时眼里闪动着泪花。”

　　受《于无声处》公演的鼓舞，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将《TAM诗抄》正式出版。此前，人民日报曾经向中央领导转交过民间人士“童怀周”和航天部自动化所编辑的两种TAM《革命诗抄》，招致汪东兴的批评。汪副主席质问：

　　现在力量对比向主张平反的一方急剧倾斜，人民文学出版社竟然斗胆将了华国锋一军，直接给华本人写信要求他题写书名。人民日报紧密配合，11月17日发表《TAM诗抄》的前言和部分诗选，11月18日又以整版发表1976年清明节TAM广场集会照片。同日，华国锋被迫为《TAM诗抄》题写书名。《人民日报》立即在头版用大字标题刊出新华社电讯：《华主席为<TAM诗抄>题写书名》。

　　历史见证了伟大的1978，党心和民心如此水乳交融，当时叶剑英、陈云、胡耀邦、邓小平等领导人以TAM事件的平反为杠杆，以人民呼声为后盾，矢志推动中共党内民主和中国社会民主。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专制史上，这是多么令人振奋和伤怀的一幕，像流星般美丽地滑过东方的夜空。

　　在北京市，自吴德辞职后，林乎加调任市委第一书记，贾庭三主持市委具体工作。新市委从10月开到11月的常委扩大会上，人声鼎沸。与会者强烈要求在会议公报中加上一段TAM广场悼念周总理的话。特别是“四五运动”后被捕和受迫害人数较多的北京工业口、教育口，反应强烈。在总结会上，贾庭三忽然离开讲稿，从旁边拿出一张小纸条，念出一段惊心动魄的话来：

　　“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TAM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滔天罪行的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心愿，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对于因此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11月15日，《北京日报》关于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4000字报道中，全文写进了关于TAM事件的这段评价。见报当天，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感到时机成熟，给编辑部打电话，要求马上写出文章，向全社会揭露TAM事件真相。

　　15日当晚，中央新闻界三巨头在中央工作会议代表下榻的京西宾馆见面，商议如何转发《北京日报》这条新闻。新华社社长曾涛提出，从北京市委决议中抽出TAM事件那段话单独发表，得到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的赞同。曾涛很快写出新华社电讯稿，全文不到250字。

　　市委宣布的那句话太长，能不能给这条新闻做出一个鲜明醒目的标题？胡绩伟想了想，说不如索性标为《“TAM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肯定会激动人心。他把标题写在新闻上面，三人又斟酌了一番。

　　他们明白，北京市委的平反决定应该得到中央认可，比过去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的提法有很大进步，不仅没有说是“反革命事件”，连“确有少数反革命分子”也不再提起，但还是有点羞羞答答，并不彻底。市委对“革命的行动”界定限制了广大群众悼念周总理这样的前提条件，能不能适用于广场的所有行动、适用于广场所有参与者？如果在标题上说成是对整个TAM事件的评价，是否题文不符？颇有点“矫旨”的意味！

　　三人又请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于光远做参谋，得到于光远的赞同。大家横下一条心：发！不把电讯稿向中央送审，因为在这个敏感时刻，一送审多半就发不出来了。

　　就在新闻界三巨头商议于密室的这个晚上，人民日报TAM事件写作组全体来到公安部，调看了1976年的广场监控摄像，为TAM真相报道感受一下悲壮惨烈的现场气氛。

　　见报后，华国锋给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打电话，了解新华社电讯稿的情况，以及发表后的反应。林乎加问曾涛，那个标题是怎么加上去的。曾涛没有正面回答却反问道：

　　胡耀邦似嗔实喜。《人民日报》传到京西宾馆，中央工作会议代表大都兴高采烈。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坐在沙发上，忍不住埋怨了一句：

　　从11月16日到11月24日，中央高层保持了难堪的沉默。而人民日报写作班子集中在评论部大办公室，争分夺秒地赶写TAM真相长篇通讯。据王永安回忆：

　　“我捧出一堆堆他人用血和泪换来的材料，一首首感人肺腑的诗抄，一张张激动人心的照片，一盘盘催人泪下的录音带，大家翻阅着，聆听着，个个心潮难以平抚。”

　　一个星期后，几万字的初稿出来了。11月20日，胡绩伟打来电话，决定文章翌日见报。下午报社编前会对此事进行了热烈讨论，编委、理论部主任何匡突然激动起来，担心：

　　何匡在1978年思想理论界的拨乱反正中冲锋陷阵，是人民日报的一员干将，但他作为编辑部的高参、胡绩伟的老乡兼挚友，不能不为人民日报的命运思虑良多。编前会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晚上，人民日报最资深的评论员范荣康（名演员梁天的父亲），以他那几十年不改的苦笑对写作组说：

　　这时候，王若水来到写作组，明确表示同意明日见报。大家松了口气，赶紧拉住这个“文革”中的“资产阶级理论权威”：

　　写作组开始修改见报稿，由余焕椿执笔，范荣康定夺。大样出来后，送给值班副总编辑李庄和秦川审阅。李庄的退样，将广场镇压中的敏感情节做了部分删节：因为吴德还在位，删去广播讲话内容；淡化了广场受害人被打、被关的情景描述。而秦川的改样，据王永安回忆--

　　令博主吃惊的是，从人民日报的真相报道，到新华社的平反电讯稿，都没有出过报社和新华社大门送审！报社内部的审阅程序，竟然也可以由当事记者以采访事实为依据，将社领导的改动驳回。

　　这些不寻常的做法，在1978年前，在1978年后，都是绝无仅有，可偏偏当时的新闻界内部见怪不怪，党中央也不以为忤。大家所看重、所凭依的，只有神圣的真相和真理。王永安回忆这段往事，深有感慨地说--

　　“留下的是办报民主，思考冷静，干群融洽，忠于事业的人民日报好传统。报社犯错误的教训之一，就是在重要时刻，不同意见太微弱了，舆论一律、一言堂封杀了冷静思考的空间。”

　　据胡绩伟说，《TAM事件真相》见报后，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一些领导同他热烈拥抱。江西省委书记白栋材、新疆区委书记汪锋则对新华社社长曾涛说：

　　“中央认为，TAM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TAM事件公开彻底平反。今年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已批准北京市委宣布TAM事件是革命行动。”

　　从广场恐怖之夜，一场波澜壮阔的平反昭雪斗争，用了两年半的时间，由党外推动党内，由媒体推动中央，与中央务实改革力量声气相求、配合默契，终于推翻了压在百万北京市民、亿万中国人民头顶的中央政治局决议、党主席毛泽东指示和中央文件。历史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

　　翻开一部世界文明史，大凡政府诉诸暴力镇压民意、制造冤案，无论这个政府能弹压多久，历史终究会还民意以公正。镇压者在历史上只能留下骂名和笑柄。只是冤案拖得越久，付出代价的不仅是行政当局，还有它的国民。

　　强权高压下长时期的黑白颠倒、是非不分，但求苟活或放浪于乱世，漠视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天命如此，非人力所可为，容易造就国民的犬儒和痞子心态。梁启超在一百多年前《呵旁观者》一文中，就尖锐地抨击过这么一种“老大中国”心态：

　　特别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国家，人们被长期教育的结果，是普遍相信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和民族独特性让普世文明”水土不服“。过于务实走向无所作为的唯物史观，过于发达近乎狡猾懒惰的辩证法，在精神上瓦解了革命的冲动，对于人民的历史创新精神是一种致命的伤害。所以，经历过斯大林式集权体制的捷克作家哈维尔感慨：

　　而对冤案的及时平反，对正义的早日还原，是一个社会凝聚力的基础，是一个民族在国际竞争的舞台上自尊自信自强的底气，未尝不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古今中外有识之士常常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几十年如一日为沉冤奔走呼号，正是为了还正义一个公道，为民族保留一股正气、一线血脉。

　　法国历史上的德雷福斯案件，就是法兰西作为一个伟大国家的最好证明。1895年，法国军队有人出卖军事情报，德雷福斯上尉因为是犹太裔受到怀疑，最后以“叛国罪”被判处终身监禁，流放荒岛。即使在真正的罪犯落网后，军事法庭出于种族偏见，仍然不肯为德雷福斯翻案，反而宣判真凶无罪。大作家左拉挺身而出，1898年1月在《震旦报》发表致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全文八大段落，每一段开头的第一句都是--

　　“上下两院、文武两制、大报和这些报纸制造的恶毒舆论都可能反对我；帮助我的，只有思想，只有真实和正义的理想……然而将来，法国将因为我拯救了她的名誉而感谢我。”

　　围绕德雷福斯案件，法兰西分裂成两个阵营。在左拉身后，站着著名的共和党人克雷孟梭、社会民主党人饶勒斯，著名作家法郎士、普鲁斯特、纪德，还有许许多多没有被历史记载的普通人。连不问世事的印象派画家莫奈，也参加了要求重审德雷福斯案的签名。直到1906年7月12日，最高法庭终于宣判德雷福斯无罪。

　　与中国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被前苏联空降的坦克碾得粉碎，整整一代捷克共产党人和捷克国民的改革理想被埋葬。此后，是胡萨克总统多年的沉闷统治，“布拉格之春”似乎湮没为历史深处一个真实性可疑的传说。1975年，哈维尔致信捷克总统胡萨克，剖析了捷克社会普遍的沮丧情绪和道德危机。为捷克未来的一线生机着想，1977年1月，241名捷克各阶层人士，从作家、大学教授、摇滚乐歌手到党的前高级官员，还有天主教徒、基督教徒、佛教徒，共同签署了一份语气平和而坚定的《七七宪章》。哈维尔作为《七七宪章》发言人表示：

　　“政治及国家的当权者理应首先负有在我国维持公民权利的责任，然而，这并不仅仅取决于他们。对现存状况，每一个人都有一份责任。因此每一个人也都有责任监督遵守对全体公民和政府均有效的神圣的法律规定。”

　　《七七宪章》另一位发言人、哲学家巴多卡，以七十高龄接受警察局长时间审问，身体不支、救治不及而病逝。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欣慰地写道：

　　“在我们的生活中正出现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取向，这就是注重基本人权，注重私人生活和政治生涯中的道德因素。《七七宪章》将永不止息地唤起人们根据法律所应有的权利；《七七宪章》也将不时地提醒，不仅我们的人民，而且世界的公众来注意，我们应有的权利。不论这样做会导致怎样的危险，我们都不会中止。”

　　正是因为这样的捷克人，“布拉格之春”的火种没有熄灭，并在东欧巨变后迅速复苏。1989年，反对派组织成立“公民论坛”，在短短十几天内，布拉格举行的示威从几万人发展到几十万人，迫使当局达成改组政府并修改宪法的协议。“布拉格之春”案得到平反，杜布切克等改革派也恢复了名誉。1990年，哈维尔出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因为捷克人民高度的政治觉悟和理性素质，避免了罗马尼亚式的流血，促成和平的“天鹅绒革命”。

　　1978年的中国，政府和人民信奉的最高准则，就是人民日报在TAM事件平反前夕社论的题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实事求是”是“文革”后重复率最高的政治口号，是邓小平东山再起的一面思想旗帜。这篇社论旗帜鲜明地提出：

　　“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那一级组织定的，什么人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纵观古今中外的风云变幻，美国历史学家胡克不相信个人只是历史飓风中的卑微沙粒，英雄只是历史规律得以实现的一个木偶。他在一本薄薄的专著《历史上的英雄》中指出：

　　“历史上的英雄是在决定一场争端或事件发展方向时无可争辩地起了主要作用，而且若不按其方式行事就将导致极其不同后果的那个人。

　　英雄能找到历史前进道路上的岔口，但也可以说他能自己创造一个。他凭借他那理解事务的超常素质选择另一途径以增加成功的可能性。”

　　胡克相信，判断一个社会能否解决它所面临的问题的依据是：它的“领导层的质量”和“人民的品质”。1978年的中国，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新领导层从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特别是多年惨烈的党内斗争中一路走来，是传统体制的内耗中残存的优秀分子；而广大人民群众从新中国几十年的折腾中大彻大悟，自下而上积累了改革旧制、创造历史的强烈冲动，具备哈维尔所呼唤的强烈的“公民意识和道德准则”。

　　TAM事件终获平反后，人民日报痛定思痛，思考如何总结TAM的历史经验，避免这样粗暴践踏民意的罪恶重演，党应该如何正确对待草根民主运动，这就有了1978年12月21日“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人民万岁》。

　　文章开头就引述革命导师恩格斯的一段名言“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的那种迷信时代，是早已过去了”，大规模群众运动只能“是人民的要求和需要的自发的不可遏止的表现”，强调广场运动的自发性质，完全是民意的聚集和表现。

　　“（TAM）运动发生之前，并没有谁来号召，谁来动员，谁来组织，也没有谁来事先确定斗争的目标，拟定斗争的纲领，准备斗争的旗帜。人民群众既是这场运动的勇敢战士，又是杰出的组织者和指挥员。”

　　广场运动发生后，如此汹涌的民意为何不能赶走大家如此憎恶的领导人？文章认为，这是国家民主法制不健全的结果。我们的国家在革命胜利后仍然存在着“封建主义的残余势力”，存在着“反人民、反民主”的势力：

　　“如果人民真正能够按照他们的利益和意志选择各级政府机关的领导人，真正能够对这些领导人进行监督和在事实证明他们不称职的时候，能够把他们罢免掉，那么，'四人帮'这类骗子怎么可能爬到那么高的位置？怎么能劣迹斑斑而竟然长期地发号施令？如果我们的人民真正能够行使宪法所规定的各种民主权利，'四人帮'又怎么能对TAM广场革命群众运动采取反革命暴力手段，使人民付出血的代价？”

　　文章接着写道，除了“四人帮”，还有一些共产党员和国家干部“在人民赋予他们权力之后，不是用这种权力来维护人民的利益，而是一味追求自己的锦衣玉食和高楼大厦，企图剥夺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甚至对人民进行压制、打击和迫害”，“人民就有权抛弃他们”。文章号召：人民群众需要“坚持不懈地进行争取和保卫人民民主的斗争”--

　　“他们不仅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而且尝试着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手段、自己的步骤来推动实现这些要求的社会变革，尝试着给整个革命发展的进程打上自己的烙印。”

　　“特约评论员文章”表现了1978年那一代共产党人的清醒头脑和深刻觉悟，告诫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不要害怕群众运动：

　　唯一的答复就是：走历史的必由之路。不管任何政治力量、任何个人如何设想，愿意或不愿意，自觉或不自觉，中国必须实现以四个现代化为中心任务的历史转变。这是党心、军心、民心所向，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不可避免的趋势，是一个历史的法则，是任何力量、任何个人都不能扭转的。”

　　这篇文章是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出任政治局委员兼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策划，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林涧青主笔，参与撰写的还有中央党校的阮铭。没想到，《人民万岁》见报后，立即受到被视为TAM事件“总后台”的邓小平本人批评！

　　在“凡是”派退出历史舞台后，邓小平对国家的权力基础、发展动力，对随时可能聚啸广场的民众，显然已经有了一些新的想法，或者原本对这个广场运动就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在体制内酝酿为TAM事件平反的时候，广场上体制外的力量也在按照自己的逻辑发展壮大。从1978年清明节起，TAM广场的悼念诗词渐少，政治性的宣示越来越多，用毛笔字写在白纸上，户外老远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人称“大字报”。4月6日，广场出现一张署名霍华、尹明的“大字报”，呼吁把TAM变成舆论广场、民主广场--

　　“我们应该把这块地方作为不中断的论坛，不闭幕的会场，不休战的阵地，随时把我们的思想言论写出来，把我们的作品发表出来，在这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可以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理论家、作者，同时又是读者、听众、观众、批评家。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主人。”

　　广场张贴“大字报”毕竟多有不便，于是越来越多的“大字报”贴向北京闹市区西单路口一排约200米长的灰色矮墙，观者如堵，逐渐形成所谓“民主墙”。“大字报”的内容，包括公开议论毛泽东的功过，要求言论自由、民间办报、保护人权，主张“第5个现代化”（政治民主化）、呼吁警惕出现“新的独裁”等。一些外地“访民”也在这里张贴大字报、小字报，甚至在街头发表演讲，申诉自己的冤情。一些未经登记注册的民间组织，未经官方出版许可的民间刊物，未经组织核准的民间讨论会，也活跃起来。

　　“在官方允许下，西单墙成为集中贴大字报的地方。那些天正开三中全会，仿佛是一种呼应，社会上思想也十分活跃，并触及了体制问题，诸如终身制、领导人历史和现实表现的透明性等。每天，民主墙前热闹非凡，马路边停放着数以百千计的自行车，人群熙熙攘攘，挤在前面的人高声朗读，其余的人侧耳倾听，有的人在埋头记录。老外格外活跃，挤在人群里给大字报拍照，或者兴高采烈地与周围的中国人交谈。”

　　胡绩伟分析：在“民主墙”日渐兴盛引起党内高层疑虑的时候，胡耀邦策划《人民万岁》，表明他希望把体制内、体制外两股民主势力结合起来，共同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

　　胡耀邦认为西单的“大字报”同“文革”中和“文革”以前的“大字报”不同。以前大都是某些领导者利用“大字报”来整人害人，这次的大字报同1976年“四五运动”TAM“大字报”一样，是人民出自内心的呼声，是人民新的觉醒。胡耀邦还指示人民日报，采访在北京十分活跃的贵州民间组织“启蒙社”，并在办公室专门听取了奉命前往贵州调查的人民日报记者周修强的汇报。

　　胡耀邦曾于1978年4月10日在《人民日报》匿名发表《一位老干部给青年的复信》，告诫说对于社会落后现象不可能“乱打一气”，只能准备“长期的艰巨的斗争”。这封信表现出正在取得政局主导权的老干部对体制内改良的自信，对年轻人“连起码的东西都还不知道”的自负，但难能可贵的是，耀邦对于年轻人不同的政治主张，反对“四人帮”“施行镇压的办法”，而是主张“引导”，并且认为“引导”比“教育”更妥当。

　　胡耀邦还要求各地做好群众上访工作，并在中央层面上不断扩大政治平反的政策范围，让更多的基层干部和普通老百姓冤屈得伸，缓解民间的不满。对于合法性待定的民间组织，胡耀邦召集中宣部、新闻界、共青团、工会等单位开会研究，从抗日战争爆发前的“一二·九运动”谈起，强调共产党应该善于深入群众，站在群众之中去做工作，去取得群众的信任，并批评共青团、工会“越来越脱离群众”。

　　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随着政治局势的发展，对TAM事件的评价角度也在发生变化。在中央刚刚为TAM事件平反的1978年11月，邓小平告诉日本客人：

　　“有人有一个错觉，以为重新评价TAM事件，又要乱，其实不会，人民是可以信任的。我们的群众经过'文化大革命'，绝大多数人，包括青年人，辨别是非的能力提高了，关心国家命运，这点是了不起的。

　　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力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让他们出气。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是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完全正确，这并不可怕。”

　　“群众提了一些意见应当允许，既使有个别心怀不满的人，想利用民主闹点事，也没有什么可怕，要处理得当，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有判断是非的能力。”

　　然而，当“西单墙”上体制外的欲求与“三中全会”后新中央班底的政治权威和治国思路产生冲撞的时候，特别是在1978年末、1979年初的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王若水等体制内人士也开始从根子上否定传统意识形态、要求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时，邓小平即与陈云联手给理论务虚会纠偏，收拾体制外力量。

　　邓小平在内心深处不喜欢西方的三权分立、议会民主、新闻自由，不能接受体制外力量“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手段、自己的步骤”来推动他所倡导的中国改革。他斥责道：

　　“'西单墙'的许多东西，能叫它生动活泼？如果让它漫无限制地搞下去，会出现什么事情？世界上的例子有的是，中国的例子也有的是。不要以为这样搞下去不会出乱子，可以掉以轻心。少数人可以破坏我们的大事业。”

　　80年代后期曾经有人向他介绍有一种“新权威主义”，希望政治强人稳定形势、发展经济，邓小平说：我就是这个主张，但是不必用这个提法。

　　邓小平不能接受体制外力量独立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更不容忍体制内干部和党员与他们声气相求。1979年一次会上，邓小平严厉指出：

　　“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绝不允许任何人背着党同这些人发生联系。这里所说的，是指对他们抱同情态度的那种联系，至于有的同志是为做他们的工作才去发生的联系，当然不在此列。”

　　所谓抱“同情态度”的高级干部，批评的是王若水。王若水曾经在报社接待过民间刊物《四五论坛》的编辑，没想到其中一人来自警方。与此同时，邓保护了因为做“工作”才与民间组织人士发生联系的胡耀邦。

　　“1976年的TAM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的群众运动，尽管不是党有组织地领导的运动，仍然是一个坚决拥护党的对'四人帮'的运动，参加这个运动的群众的领导而反革命觉悟同党多年来的教育是不可分的，而且他们中间的主要积极分子正是党团员。因此，决不能把TAM广场那个群众运动看成为与党的领导无关的像五四运动那样纯粹自发的运动。

　　在今天的中国，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我们党经历过多次错误，但是我们每一次都依靠党而不是离开党纠正了自己的错误。”

　　摸清了邓小平的思想底线，胡乔木即在制作“三中全会”中央文件时，删去了叶帅关于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那句著名论断。

　　1979年3月29日，29岁的北京市公园服务管理处工人魏京生被捕，随后以“公开煽动推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罪名，判刑15年。北京工业大学二年级学生杨光出庭作证说，魏京生曾向他表示，要扩大人员组织，形成一股“新的政治力量”。人民日报奉命为魏京生判刑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坚决惩办反革命犯》。

　　4月又到清明节，人民日报遵照邓小平讲话口径，发表社论《发扬TAM的革命精神》，重新诠释四五运动。这次完全抛弃了3个多月前特约评论员文章《人民万岁》的基本观点，改称对四五运动“不能只看到它自发性的一面，而忽略党的领导作用”，“如果离开了党的领导就不可能发挥那样巨大的威力”。社论批评“有极少数人打着继承四五运动的旗号，散布不要信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要共产党领导，不要无产阶级专政，不要社会主义。这种苗头，尽管刚刚出现，很值得注意。”

　　紧接着，北京市取缔了“西单民主墙”，全国人大会议取消了宪法中允许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量反思“文革”、呼吁民主的民间刊物以“非法刊物”的名义被取缔。中共中央、国务院1981年2月发布《关于处理非法刊物和有关问题的指示》，宣布“所谓非法刊物和非法组织，就是违反宪法和法律，以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为宗旨的刊物和组织”。

　　胡耀邦以惊人的胆识，仍在各种场合顽强地坚持《人民万岁》中所表达的基本立场。据胡绩伟回忆，1979年6月，胡耀邦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发言，公开表示了不同意见：

　　“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在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或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仍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

　　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敢于大胆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监牢。抓了三个多月，他一死就会在群众中变成烈士，是人人心中的烈士。”

　　人民日报也在小声地讲述自己的主张。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取缔“西单墙”时，胡绩伟在小组会上提出对“西单墙”不要简单的“取缔”，最好是加以“管理和扶植”，建议代之以“民主公园”。他引述人民日报同事范荣康、余焕椿在中央理论务虚会上联合发言《西单民主墙剖析》的基本观点：选择一家公园设立大字报区，还可以举行室内民主讨论会，群众自由参加、自由发言；根据群众的要求，组织有关单位负责人同群众见面，解答群众提出的问题--

　　“这样，党和政府部门的负责人可以把有关情况、困难和目前打算告诉群众，使群众了解全面情况；群众有意见也可以当面表达，自然也就无须去包围党政机关了。”

　　胡绩伟建议把这个“民主公园”选址在TAM广场北侧的劳动人民文化宫。胡耀邦让他去同北京市商量。北京市委研究后表示，劳动人民文化宫不可行，同意另选月坛公园设大字报区。

　　此时，体制外人士已经溃散，月坛公园又远离交通要道，张贴和观看“大字报”的人都很少，“民主公园”的试点很快无疾而终。

　　1979年11月14日，在政治气氛趋紧的情况下，人民日报仍然发表郭罗基的对话体文章《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阐明“言者无罪”和“不能以言治罪”的道理。主管意识形态宣传的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向邓小平告状说，人民日报公然为魏京生的罪行开脱。其实，文章发表前，胡绩伟曾经呈送耀邦审阅修改，但他不愿拉耀邦下水，对这个情节隐去不提。

　　人民日报和郭罗基等“自由化”学者的精神联系，对民间宪政改革诉求的宽容和同情，以及背后倚靠的胡耀邦因素，忽明忽暗，一直延续到80年代末。这就难怪王震1987年初在中央党校一次会议上公开表示愤慨：

　　“可以这样说，反对'四人帮'时，大家是一致的，但从邓小平同志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后，我们党内的理论界的少数同志就与党分道扬镳了。”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中国人经历了一场更加震撼的历史风波，哈维尔式的“公民意识”被强力压下，另一位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在知识分子和年轻人中迅速流行开来。

　　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表现了“布拉格之春”夭折后捷克青年的命运荒诞感、人生游戏感。在历史的宿命面前，个人乃至一代人的真诚期盼和泣血呼唤都显得如此苍白无力，玩世不恭、放浪形骸，冷眼看世界，热心感官享受，似乎成了最好的解脱之道。一时间，“生活在别处”成为中国年轻人超脱、散淡的时髦标签。

　　在捷克，哈维尔和昆德拉曾经就人生使命感，发生过一场争论。昆德拉指责哈维尔的做法是“激进主义和好出风头”；而哈维尔抨击昆德拉看似美妙的“生活在别处”，针锋相对地提出--

　　哈维尔批评昆德拉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一个情节：主人公托马斯拒绝在赦免政治犯的请愿书上签字，理由是那样做救不了任何人，只会激怒政府。哈维尔所坚持的，是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某种明确而稳定的价值观，不被强权左右的对正义和良知的认同和坚守。

　　中国从1978年到八九十年代之交后，从哈维尔到昆德拉，我们身边识时务的聪明人是不是越来越多了？很多人是不是宁肯犯“经济错误”、“生活错误”，也不再冒犯“政治错误”的风险？这是历史的进步，还是时代的悲哀？

　　1980年7月，波兰爆发战后最大规模的罢工浪潮，盖莱克总统被迫下台，以瓦文萨为首的“团结工会”对执政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即共产党）提出了挑战。

　　在中国，邓小平、胡耀邦十分自信地认为：波兰给我们的启示是必须坚持改革；中国不会发生波兰事件；波兰人民的斗争是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是正义的，苏联这次不敢出兵。1个月后，邓小平还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演讲，首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这个光辉的命题。

　　然而，党内有人不这么看。这年9月，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给胡耀邦写了一封关于波兰危机的长信，提出中国也有可能“爆发像波兰那样的局势”。波兰事件说明：持不同意见的人利用社会的经济政治矛盾，与心怀不满的工人群众相结合，可能成为一种巨大力量；“外来思想、经济、政治、文化影响对我们也是一个大问题”。胡乔木希望中央像1956年发生波、匈事件时毛泽东领导反右那样有所应对，建议书记处或联合国务院召集一次会议进行专门讨论。胡耀邦接到信后，未置可否。

　　中组部前副部长李锐在为《胡耀邦传》所作的序言中透露：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个重要讲话，经政治局讨论作为中央文件下发。但胡乔木认为当时形势比“反右派”前还严重，要接受波兰“团结工会”的教训，如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将造成形势的混乱。于是，这个讲话被置之高阁。10月，中宣部传达讨论胡乔木《关于波兰问题的信》时，中宣部长王任重说：

　　人民日报仍然坚持《人民万岁》所引述的恩格斯观点，不同意“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相信大规模群众运动只能“是人民的要求和需要的自发的不可遏止的表现”，由此深入思考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和人民的关系。报社编委会10月1日给中央写了一份《从波兰罢工事件中汲取教训改进报纸宣传工作的建议》，得出了与胡乔木截然不同的结论：

　　“波兰罢工风潮爆发的原因，是人民群众长期积累对现实的不满。这种不满既包括由于波兰当局实行错误政策而造成经济状况的日益恶化，人民生活疾苦得不到妥善解决；也包括社会政治生活的许多弊端，如官僚主义、官员搞特权和贪污腐化、缺乏民主。工会不能代表工人群众利益等。

　　卡尼亚等领导人也承认，波兰党和政府'最严重的错误是党逐渐脱离人民的需要，不让公布这个国家的实际情况，以及人民对党和报刊缺乏信任'，宣传机构'报喜和吹捧的宣传'是不对的，强调'必须推倒我们自己在社会与党之间建立起来的这座不信任之墙'。”

　　二、考虑让政协或民主党派出版报纸，或者恢复《光明日报》作为民主党派的机关报，它的言路可以比《人民日报》更宽一些；

　　余焕椿写道：“胡乔木是不会重视这个建议的，尤其是建议的指导思想，他甚至会认为这'与中央不一致'而给《人民日报》记上一笔帐。”

　　TAM事件平反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登上历史舞台，面对“文革”后百废待兴的局面，打破坚冰，排除万难，带领中国驶入了现代化和小康社会建设的伟大航道。新一代领导集体都是解放前、解放后连年战争和政治运动的幸存者，对于国家的现代化方向有高度共识，同时对改革和发展的具体操作又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围绕TAM事件的后续评论，针对西单“民主墙”的处置手法，反映了新的领导集体对群众运动、对政治体制改革，存在认知差异。

　　人民日报从历史的大起大落、人民的悲欢离合、党和党报的光荣与耻辱中舔血舐痕，矢志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保驾护航。在这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人民日报既为王前驱，又为民呐喊，建功立业，舍我其谁，备受责难，在所不惜。就像余焕椿在全国政协呼吁平反TAM事件时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