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叫一声同志太沉重 (13，14)

(13 天安门广场)

被人民日报出卖的庄辛辛

　　人心不死。

　　就在人民日报发表《TAM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当天，4月8日，一个广州人以飞蛾扑火的大无畏，给人民日报投寄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我们的呼声：

　　支持邓小平！打倒张春桥！

　　支持邓小平！打倒姚文元！

　　支持邓小平！打倒江青！

　　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革命人民的心中。

　　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们不要阉割的马克思主义！

　　北京革命人民的四五斗争必将胜利！

　　我们支持北京人民的四五革命斗争！

　　舍得一身剐，誓把阴谋家拉下马！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这封信落到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手里，立即转给了公安部门。西方媒体宁愿被政府处罚、不惜媒体关门，也不肯透露“消息来源”。在革命根据地临沂县办的“山东大学”学新闻出身的鲁瑛，毫不犹豫地把本报读者推向“专政”火坑。

　　３个月后，根据鲁瑛交出的信中笔迹，公安人员在广州找到了写信人--半导体材料厂24岁的小伙子庄辛辛，中等个头、白净斯文，话不多，性情温和。奇怪的是，在工友眼里，庄辛辛平时是个从不谈论政治的人。厂里一群干部子弟闲暇时会聊聊政治，但他从不参加。

　　9月29日，庄辛辛被定罪为“恶毒攻击诬蔑伟大领袖和党中央”，“攻击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妄图分裂党中央，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判处有期徒刑15年。

　　庄辛辛案到1978年7月14日获公开平反。当天，《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记者采写的庄辛辛报道《我以我血荐轩辕》，算是给这个因人民日报坐牢2年多的青年人补罪过于万一。《人民日报》还为庄辛辛专门表社论，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才十四五岁的一个少年人，能在'四人帮'掀起的腥风血雨之中，逆反动潮流而出，为革命利益而呐喊”，《希望寄托在这一代》。

　　然而，庄辛辛却没有沿着当局“希望寄托”的路子走下去。省招生办委员会批准他进入中山大学读书后，同学们对他的印象仍然是不大关心政治。大学没有读完，庄辛辛选择了出国求学，至今旅居海外。1996年他在婉拒南方都市报记者许黎娜采访的邮件里称：

　　“我觉得自己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普通而微不足道的一员，因此关于我自己，不值得说些什么。”

　　庄辛辛既是1976年民主运动中的英雄，又是1976年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对政治的兴趣低于中国人的平均水平。他的一怒冲冠，实在是因为政局在1976年已经到了天怒人怨、连不关心政治的老实人也看不下去的地步。

　　庄辛辛身后，还有一个庞大而沉默的后援团。工友王建兴至今还记得，庄辛辛被捕后曾被拉回厂里批斗。有工友担心庄辛辛脖子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牌子的铁丝勒伤皮肉，悄悄地帮他把衣领折叠起来，垫在铁丝下面。与这些工友相比，当时人民日报的政治觉悟和道德水准实在是愧对天下人。

　　吴德的侥幸

　　1976年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德，1980年辞去政治局委员职务。一条重要原因，就是吴德1976年4月5日在天安门广场发表广播讲话，发出镇压信号，在当时上百万广场民众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精神创伤，被市民讥为“无德”。

　　“文革”后接替吴德担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林乎加说：

　　“许多干部群众对吴德同志非常反感，认为他镇压革命运动的行为和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如出一辙。”

　　在1976年以前，吴德也秉承“文革”旨意迫害干部群众不遗余力，比如给北京市委书记刘仁长期戴手铐直至迫害至死。因此，吴德的结局是咎由自取。很多年以后，吴德在2004年第二期《百年潮》杂志的一篇回忆文章中，却对广场上的一件事耿耿于怀：

　　“整个清场过程，免不了发生暴力，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没有死一个人。

　　此后，中央曾派小组调查此事，调查得很认真、很仔细。调查了医院、太平间、火葬场和参加清场的很多民兵。一共进行了三次调查，第一次的调查报告我看见了，后边的两次报告我没有看到，但我问过了，调查的结果是一样的，都说是没有死人。”

　　天安门推动世界

　　天安门的城楼前的那两对石柱“华表”，威严挺拔，是至高无上的国家权力象征。其实，古代尧舜时期，“华表”只是一种“谤木”，立于交通要道处的木牌，让人在上面写上谏言。《淮南子》称：“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而君王闻谤则喜，纳谏为乐。从秦始皇开始，华表从木质改为花岗岩，普通人不能再在上面写字，岩石上雕刻的雄狮蟠龙代表令人匍伏敬畏的专制王权。

　　能不能这样说，1976年广场发生的一切，让华表、让整座天安门广场，又恢复了中国先民赋予它的价值蕴涵呢？民众的诽谤之柱，就是独裁者的地狱之门。

　　1976年在广场作为谈判代表进入那座工人民兵指挥部小楼的陈子明，事后在《历史大视野中的四五运动》一文中写道，中国现代化的百年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从自强运动至五四运动是第一阶段，从五四运动至四五运动是第二阶段，从四五运动以来是第三阶段。第一阶段是浑浑噩噩的现代化；从五四运动开始了对现代化模式的自觉选择，但是走上了一条疏离世界现代化主流的歧途；以四五运动为起点，逐渐放弃了以毛泽东为典型的错误路线，开始向世界现代化主流回归。”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当晚，一名乡村高中生谢不谦在寝室，忽见自己的数学兼政治启蒙老师向老师推门而入，很自信地说：

　　“不谦，我敢预言，不用多久，中国人民将把'四五'当作'五四'一样来纪念！我的儿子也不会下乡插队！”

　　再过了一个月，“美国之音”播出了江青被汪东兴“8341部队”抓起来的消息，向老师又悄悄告诉自己心爱的学生：

　　“不谦，黑暗时代结束了！”

　　“不谦，赶快复习吧。我敢断定，用不了多久，邓小平邓大人就会东山再起，而且出山第一件事，就是恢复高考！”

　　看到谢不谦博客上记述的这段往事，我丝毫不怀疑它的真实性。1976，本来就是一个草根民众心忧天下、改写历史的年代，是“肉食者鄙”的年代。

　　广场参与者陈子明这样分析广场民主运动的形成机制和威力所在：

　　“人民懂得：个人的力量是微弱的，但是被共同的利益、愿望和斗争目标联结起来的集体力量，却不可战胜。真理是属于他们的，生活是属于他们的，数量的多数是属于他们的，因而胜利也一定是属于他们的。”

　　这样一个道理，不仅适应于中国，也适应于世界。天安门广场的呼声推动了当代世界文明的演进。TAM事件整整10年后，1986年，菲律宾艾沙大道爆发“人民力量”（People Power）革命。国防部长恩里莱、国家警察局长拉莫斯在阿奎纳尔多营，以区区300人的军警宣布造反，菲律宾大主教呼吁马尼拉市民上街声援。马科斯总统派来镇压的坦克，被手无寸铁的大学生、修女截住，枪管中插上玫瑰。3天后，独裁统治菲律宾20年的马科斯总统夫妇爬上直升机，落荒而逃。

　　一年后，1987年，韩国百万人走上汉城街头，要求宪制改革，实行总统直接选举，军政府应声垮台。

　　进入21世纪，从格鲁吉亚、乌克兰到乌兹别克，广场的幽灵，所谓“颜色革命”，像瘟疫一样传播，令世上残余的独裁者闻风丧胆，幸存的也都忧心忡忡。

　　一文一武的下场

　　对于1976年TAM事件，全世界最大广场上的流血惨剧，首先是中南海难辞其咎。然而，在“四人帮”当政之下，他们的一文一武哼哈二将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文，就是人民日报；武，就是北京市公安局。

　　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叫刘传新。他自恃有“中央文革”撑腰，诬蔑公安部长罗瑞卿、北京市委书记刘仁等“里通外国”，把刘少奇、贺龙、叶剑英、谭震林等党内元老的子女70人统统关进少管所。

　　周恩来总理的养女孙维世受江青诬陷被捕后，长期领导中共情治系统的周恩来悄悄察访，竟然四处查不到孙维世的下落。原来刘传新奉命将她关押在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改名为“孙伪士”，列为“关死对象”，直到孙维世含冤而死。人死后，连手铐脚镣都没有除下。周恩来闻讯，悲愤地批示：

　　“自杀或灭口，值得调查。

　　应进行解剖化验，以证实死因。”

　　没等孙维世妹妹前来认领，孙维世遗体就被火化了。

　　1976年刘传新指挥北京市公安局，在广场上调查取证了115辆小车号码，涉及八十多个单位，秘密跟踪调查副部长和军长以上干部30人，包括叶剑英、邓小平、徐向前、王震、胡乔木等。在中央决定“批邓”前2个月，刘传新就在公安局点名道姓指责邓小平“复辟”、掀起“右倾翻案风”。4月5日晚上7点，刘传新下达命令：

　　“今晚要搞统一行动，组织要严密，准备武器，可以带棍棒、铐子。”

　　这个刘传新，在“四人帮”垮台后，于1977年1月被免职，5月19日批判刘传新群众大会前自杀。刘传新如果不是自行了断，也决没有好下场。据当事人撰文透露，“文革”后，在上层政界积怨甚多的北京市公安局，有17名看守员、审判员因为在“文革”中滥施肉刑、体罚，被秘密处决，王震亲自到场监斩。17人的家属均被告知“因公殉职”。

　　TAM事件13年后，还有中国社科院学者在一次座谈会上正告北京市公安局：不要忘记曾经有个刘传新，他在广场上的所作所为已经被我们记入历史，在历史上永远留下骂名。

　　文的鲁瑛结局算是比较好的。1977年，鲁瑛被开除党籍，接受审查，交代问题。1980年12月10日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问姚文元时，鲁瑛曾经出庭作证。恢复工作后，他到人民日报出版社图书馆任资料员，抄写卡片。

　　姜昆的相声曾对他的白字极尽嘲讽，因此在全国人民中享有“白字总编”的名声。鲁瑛曾将把“赤裸裸”读成“吃果果”，把“班达拉奈克夫人”称为“班禅夫人”。一次外宾招待会上，他见到旁边桌上贴着“夏鼐”的名字，就主动打招呼道：“夏鼎同志”，让考古学家夏鼐啼笑皆非。事后有人赋打油诗一首：

　　“夏鼎同志你可好？

　　夏鼐先生吓一跳。

　　偷我头上一个'乃'，

　　还来同我打交道。”

　　文的要来文的处罚，“文革”末年不可一世的总编辑，“文革”后成为全国人民的下酒菜，也算得其所也。

(14 迟浩田)

伟大国家的分水岭

　　在一个巨大的冤案发生后，当局企图用强力掩盖事实真相，人民有理无处讲的时候，这个国家最优秀的大脑知识界、公众的喉舌新闻界该怎么办？

　　在这个节骨眼上，包括新闻媒体在内的知识界整体表现，是区分一个伟大国家和普通国家的分水岭。同样，执政当局内的健康力量是否意识到民心不可侮、民意不可违、民气可用，能否成功挫败体制内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腐朽势力，还冤案本来面目，给正义一个公道，以此为契机推动政治改革，也是向人民证明政权合法性、向历史展示制度生命力的一个关节点。

　　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就属于这种情况。“四人帮”把持的《人民日报》4月18日发表社论《TAM门广场事件说明了什么?》，公然诬蔑参加“四五”广场运动的民众是“一群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一个当年决心解万民于水火的政党，竟然走到了它赖以崛起的人民的对立面，党内清醒一点的领袖人物也相继栽在几个跳梁小丑和一个无上权力手下。中国会不会因为这些“帽子”、清查、批斗和棍棒、手铐、监狱，重新回到万马齐喑的局面？几亿“哑巴”能不能继续容忍几个“骗子”绑架一个伟大民族，长时期漂离世界文明主潮？

　　血腥镇压后重归于寂的天安门，无声地拷问着党内外有识之士的良知和血性。在北京工业大学，党委书记秦川顶住北京市委吴德要求清查师生参与广场活动的压力，大包大揽地说：

　　“北工大一个有问题的学生也没有，要处分就处分我！”

　　秦川的表态传到中宣部，昔日同事暗暗称叹。秦川此前任中宣部科学卫生处副处长，就是因为在庐山会议后竟敢把彭德怀的万言书推荐给全国妇联作为形势报告材料，被康生赶出中宣部的。一年后，1977年秦川出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捕后，人民日报老记者余焕椿离开京郊小汤山“五七干校”，回报社参加对“四人帮”势力的清查工作。因种种原因被打入另册的干校校友们众口一词，叮嘱余焕椿将TAM事件列为报社清查的首要任务，因为它牵连到许多人的人身自由和政治命运，牵连到人民日报的声誉。

　　更多的普通百姓，把天安门诗词悄悄藏匿起来，以只有自己才知道的文字顺序重新排列，在抄录诗词的纸上缠上丝线，胆大的就在同学之间、同事之间秘密传阅。在1976年的多事之秋，广场留存的火种在民间无声地传递。

　　TAM事件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来，甚至是1949年以来中国政局演变的一次大盘点、大结局。对它的重新评价，不仅涉及中央和最高领导人的权威、名誉，而且对执政党和现行体制也将是一次深刻的清理、清算。党有没有这种自我否定、自我革新的反省能力，有没有痛定思痛、重手疗沉疴的承受力？中国在闭关锁国“窝里斗”几十年后，还有没有除旧布新的希望？

　　党内外呼声交集

　　“四人帮”被抓捕当天，10月6日午夜，北京军区副政委迟浩田在唐山抗震救灾前线接到中央办公厅电话，紧急飞回北京，接管人民日报。余焕椿第一次见到这位后来的上将、中央政治局委员，印象中--

　　“他并不高大魁梧，但面部表情极具魅力：既有军人之严峻，又有文人之儒雅，说话时总带微笑，很有亲和力。”

　　刚进人民日报时，通讯员按照部队习惯，为迟浩田到食堂打饭送到办公室。报社老同志不干了：“多大的官啊，摆这种官架子！”议论传到迟浩田耳朵里，他立即自己走进食堂，与报社同事共进工作餐。渐渐地，大家混熟了，亲热地叫起“老迟”、“迟政委”。

　　余焕椿把干校同事们的想法向迟浩田作了汇报。迟浩田微笑点头，说这同他们的工作部署完全一致。

　　于是，余焕椿等人马不停蹄，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查清人民日报鲁瑛等人奉“四人帮”之命在TAM事件前后的欺骗报道情况，写成清查报告《“四人帮”在TAM广场事件中的阴谋活动》。

　　在毛泽东死后继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虽然在伟大的10月与叶剑英元帅结盟逮捕了“四人帮”，但华本人作为“文革”受益者，无意根本改变毛泽东的政治路线。10月26日，华国锋给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指示说：“TAM事件要避开不说”；“凡是毛主席批准过的，讲过的，都不能批评”。就在1976年12月到1977年，还继续枪杀了史云峰、李九莲、钟海源等一批对“文革”提出异议的青年。这时候，临时客串人民日报领导职务的军人迟浩田表现出非凡的勇气，拍板决定上报人民日报的这份清查报告。

　　出生于胶东贫困山村的迟浩田，自称“一个经过炮火硝烟洗礼，经过生与死考验的老兵，一个战争的幸存者，一个在妈妈百般呵护下成长起来的热血男儿”，还以他本人的名义郑重地写了一封信：

　　中央宣传口并报

　　华主席、党中央：

　　在揭批“四人帮”控制人民日报搞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中，报社许多同志揭露了“四人帮”在TAM广场事件中搞的欺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罪行。我们觉得这一问题有必要向中央反映。现将人民日报运动办公室材料组整理的《“四人帮”在TAM广场事件中的阴谋活动》送上，请审阅。

　　迟浩田

　　1976年12月10日

　　当时主管全国宣传口的耿飚看到材料后，高兴地说：

　　“TAM事件可以平反了。”

　　体制外也在为TAM事件的平反而呼号于街头。1977年1月，北京青年李冬民等人在长安街刷出大标语，要求为TAM事件平反，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制造陷阱，暗中促成李冬民与另一个为王洪文鸣不平的人见面，企图把他说成是“四人帮”余党。李冬民随即以“反革命罪”被捕，关押近2年。

　　1977年清明节，天安门纪念碑周围贴出很多怀念周恩来和庆贺粉碎“四人帮”的诗文，以温和的方式唤起人们对一年前广场的回忆。北京人、知识界和全国人民心头的悬念，正如“五四”一代老作家冰心后来给人民日报“丙辰清明纪事”征文写的那篇散文标题--《等待》。冰心这样描绘自己和老伴吴文藻1976年焦急地等待女儿和孙子辈从广场集会回来：

　　“谁也没有开口，但是我知道他也我一样，一颗心已经飞到天安门广场上去了！那里不但有我们的孩子，还有许许多多天下人的孩子……”

　　中央高层有人说话了。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前，为抓捕“四人帮”立下大功的叶剑英副主席，对华国锋的讲话稿提出两条重要意见：

　　“一是TAM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对邓小平同志的评价，应该把提法换一下，为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文革”前的中央副主席陈云在书面讲话中提出：

　　“我认为绝大多数同志到天安门去是为了悼念周总理。需要查一查'四人帮'在TAM事件上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邓小平与TAM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党的事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以“大刀周仓”自居的老干部王震在会上不仅为邓小平复出慷慨陈辞，也力主重新评价TAM事件：

　　“TAM事件是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TAM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然而，会议简报拒绝刊登陈云、王震的发言。华国锋在总结讲话中虽然松了点口，承认群众到天安门悼念周恩来“合乎清理”，但坚持不肯改变整个TAM事件的定性。华国锋说：

　　“最近一个时期，在党内和群众中围绕着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和TAM事件的问题有不少议论。在这样一些问题上，我们要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要有一个根本的立足点，这就是要高高举起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如不这样做，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

　　确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我们的同志应该警惕'四人帮'余党和反革命分子的阴谋，不要在TAM事件这样一些问题上再争论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民日报呈送中央的材料如泥牛入海，直到迟浩田1977年10月调离人民日报也没有任何回应。尽管华国锋同意悄悄释放了许多广场被捕民众，但对TAM事件的性质不再后退。

　　迟浩田回到部队出任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1989年首都戒严期间担任戒严部队总指挥。而他曾经领导的《人民日报》则在头版发表国际新闻《内梅特总理说：匈牙利面临动荡潜在危险，不准动用军队解决国内问题》，新闻里说匈牙利人认为：

　　“斯大林模式的一个最可恨的特点就是肆意动用武装力量整治本国人民。我们应当最坚决地同过去的这种做法决裂。”

　　颇有点报纸与当年的老领导隔空对话的味道。

　　风波过去，“迟政委”同人民日报同志的情谊仍在。2002年12月25日，迟浩田偶然看到中央电视台录制的人民日报历史访谈节目，第二天提笔给已在总编辑任上退休的李庄，表示“心情激动，感慨万千”，对新闻界老朋友“敏捷的思维、响亮口述，十分敬服”。

　　很多年之后，余焕椿和同为人民日报老记者的妻子蒋涵箴在博客中深情地写道：人民日报曾经有过一位政委，代表党和人民收复那个失去了十年、已被“四人帮”蹂躏得不像样子的宣传阵地。迟浩田则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对人民日报“浓厚的民主气氛”十分激赏：无论是领导还是群众，无论是编辑还是记者，在宣传口径、文章修改、版面安排上都能平等商量；报社看不到森严的等级，听不到官长称谓--

　　“他们叫我'老迟'，很有味道。”

　　余焕椿感慨万分地说：

　　“这样的观察，这样的判断，这样的评价，只有对人民日报有深切了解而又无偏见的人才做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