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正声同志能在百忙之中，抽空亲自给最基层的5000多党员上党课，而且，俞正声同志不照本宣科，风趣幽默，在讲课过程中，坦承家史，还直面很多现实的甚至“敏感”的问题，轻松作答，这在我的党的高级干部中确实不多见，让我非常钦佩。

　　客气话不多说，此文主要还是想就自己的困惑提几点不同的想法。

　　一、上党课主要是为听讲授获取思想教益。上海交大有关方面却将5000多听课者配上统一的红黄服装，排成几个方阵，这花费肯定不少。这种搞形式主义浪费纳税人血汗钱的做法，俞书记是赞同还是反对，是否当众或小场合批评过？

　　二、对毛泽东的看法。俞正声同志也认为毛犯了很严重错误，但认为毛的“动机是无可厚非的”，所以对他的评价应该“基本上是一个正面的肯定态度”。我不解的是，对一个人的评价，到底应该是主要从他的动机出发，还是主要看他对社会对国家造成的后果与代价？如果主要从动机看，那么我们说，希特勒、墨索里尼、斯大林、波尔布特、萨达姆、卡扎菲、穆巴拉克、卡斯特罗、金氏几代，他们也都可以说自己本来的动机没什么“错”。

　　三、俞正声同志说，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人民群众之所以仍然相信共产党，“就是因为知道，党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的艰难的、没有实践经验的探索，而且党也不回避自己的问题和失误”。这话有一定道理。但也有分析认为，此前人民群众的“相信”，主要还是因为那时的封闭高压与洗脑宣传，如果社会也像如今这样开放，思想也像如今这样活跃，情况可能就会大不一样。不知俞书记是否认同？

　　还有，“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人民群众之所以仍然相信共产党”，那此后，特别是当今呢？南周报道中那个女大学生党员到一个公司面试的“冷笑话”似乎能说明问题，但俞书记没有讲，是否也可以就此讲得明白点？

　　四、“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共产党无外乎是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利益不平衡，团结而起的奋斗，共产党就是干这个的。革命为什么胜利？就是人民群众觉得我的利益在这儿，才团结在党周围。”“党必须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党不是利益群体。”非常认同俞正声同志的这个论断。那么，如今的共产党的党员干部连自己的财产都不愿公开，你还能让人民群众觉得“我的利益在这儿”而团结在你的周围吗？俞书记能否公开表示一下自己对财产公开的态度？

　　五、对台湾的看法。俞正声同志以台湾作反例说，“中国大陆要是多党，可能就会把中国大陆变成了政客权谋的竞技场，个人野心的博弈机和民族分裂的样板田”。先不说台湾是否真的乱得不成样子，也先不说俞同志这样的推断有无客观依据，单说现在，“一党制”的中国大陆难道就不是“政客权谋的竞技场”、“个人野心的博弈机”？难道就没有严重的“民族分裂”问题？看看历史上的“高饶”案、“刘邓陶”案、“林彪”案、

　　“四人帮”案……，再看看如今的官官相护与官官相杀，哪一个包藏的“权谋”、“野心”少于如今的台湾？

　　非常理解俞正声同志的“如果陷入政客权谋斗争，那谁去管经济的发展？谁去解决重大的民生问题啊？然后再加上各省之间互相斗，这个国家还有未来吗？那不回到了北洋军阀的时代了吗？”的担心，包括笔者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况。但是，对于自由、民主、选举、竞争是否会带来混乱、动荡的问题，笔者在《政治改革的最理想目标》（http：//www.blogchina.com/201105291144800.html）等文章中多次论述到：古今中外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发生动荡，根本原因是执政权力践踏文明规则（笔者还曾为此写过《社会动荡的“罪魁祸首”》予以论述），而且不要廉耻，毫无底线。所以，建立一整套文明的规则，人人真心信奉、执政者带头服膺，比起让某一个集团或某一群人拥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以“方便”地操控管理社会——或曰首先无条件保证“X的领导”，更能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更能保障人民的幸福与尊严。因为古今中外，还从来没有哪个国家的长治久安是靠某一个伟大人物或某一个政治组织来保证的。

　　不知俞书记以为然否？

　　六、对于“独立候选人”与姚立法先生。俞正声同志当年对姚立法先生基本持肯定与支持的态度，这一点比起如今湖北潜江某些人对姚先生的极端恐惧与野蛮打压，要开明、高明得多。但是，“后来县里说，美国国务院请姚立法去考察美国民主制度，问怎么办？我说，让他去呀，这是他的权利，但是你要告诉他，你这么走下去，性质是要变化的。”就不能让人恭维了。去美国考察一下民主制度，怎么就会“性质要变化”了呢？晚清也还知道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呢。就是当今，中国政府派到美国、欧洲，乃至我们的宝岛台湾，去观摩、考察、学习其选举制度的，多了去了，难道都是要给中国“变性”？还有，独立参选人如何通过参选人大代表去实现“推翻现有制度，追求西方制度”？还望俞书记能通过想象给出答案。

　　七、基本赞同俞正声同志“党的未来取决于党本身，而不是取决于他人。我们党本身如果能够坚强，能够克服自身的弊端，党的未来是光明的；如果党本身是软弱无力的，这个党是没有希望的”的判断，想补充一点的是，党的未来不仅取决于“坚强”，还取决于党能否跟上自由、民主、法治、宪政的时代大潮。希望党与党的高级干部都能勇于直面自身历史与现实问题，勇于克服自身弊端，勇于跟上历史潮流，真正做一个有希望的党。

　　以上粗浅看法，如有不当之处，请多多批评，多多包涵。

附：赵士林 - 就建党九十周年的宣传问题的公开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贵党正在庆祝建党九十周年，愚意以为，贵党庆祝建党的宣传也应该与时俱进，体现改革精神，不能再重复旧的宣传路数，那样对贵党形象非常不利。 具体建议如下：
一、不要再把党道德化。贵党是一个政治组织，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1949年以来一直处于执政地位。贵党认识到应该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是一个重大的进步。那么什么是执政党？按照现代政治文明原则，就是执掌人民赋予的政治权力依照人民的意志为人民服务。不言而喻，人民是主人，党是公仆。不能让主人对公仆天天感恩戴德，不应再天天让主人喊公仆“党啊党啊，亲爱的妈妈”“我把党来比母亲”，这是封建时代“父母官”传统的遗毒。是把党伦理化、道德化，颠覆了现代政党的形象。
二、不要再把党神圣化。贵党九十年的经历，有艰苦卓绝的奋斗，伟大辉煌的胜利，也有曲折的历程，沉重的教训、可怕的错误。没错，“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但是，没有共产党，也没有“大跃进”，也没有“反右”，也没有“文革”。有句话说得好：“成绩不说没不了，错误不说不得了”。有鉴于此，建党九十周年的宣传不宜只盯着成绩，甚至把党神圣化，不管党内出现了多少贪官，总是“伟大光荣正确”不绝于耳，而应该认真深刻客观地总结教训，真正提高和增强贵党的执政能力、执政品格、执政素质。
三、不要再把党色彩化。贵党作为执政党，应该为全中国人民执政，而不应该为了哪家那派哪个阶级哪个集团的利益执政，特别不应代表“红色家族”执政。目下甚嚣尘上的“唱红歌”，从观念到做法（重庆最典型）都是把党通过色彩化引向极左化、文革化。当年国共内战时，红白之说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历史的合理性，但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不宜再把党色彩化。马克思当年抨击普鲁士当局的书报审查制度时说：太阳照在露珠上本来五颜六色，但是当局却只允许有一种颜色。贵党既然直到今天都奉马克思主义为国家意识形态，就应该首先记取马克思的教导。
四、不要再把党封建化。庆祝建党九十周年，更应该着眼未来，而不是一味缅怀打天下的历史。不能遵循“老子打天下老子做天下”的封建社会逻辑，而应该真正体现还政于民的现代文明原则。须知，历史的选择未必是现实的选择，更未必是未来的选择。贵党若要获得中国人民心悦诚服的认可，保持执政地位，真的是任重道远。这绝不是在建党纪念日喊上几句“千秋万代永不变”能够解决问题的。
  
以上四点，荦荦大端。此外，从目前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庆祝建党九十周年宣传来看，缺乏政治想象力，缺乏文化创意，缺乏体现时代精神的新面貌，铺天盖地，千篇一律，形式主义，面目可憎。特别应该指出，我们国家还有那么多生活在贫困线上的民众，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不宜过分铺张、穷奢极欲，挥霍公帑。建议预算节省再节省，特别建议公开建党九十周年庆祝活动的经费，让民众监督，这样会非常有利于贵党形象。
以上妥否？望示！
赵士林
。赵士林 - 个人简介
    1982年吉林大学中文系文学学士，1984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硕士（美学专业），1985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李泽厚教授，198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美学专业）。现任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华全国美学会理事。主要著作有《当代中国美学研究概述》、《心学与美学》、《心灵学问》、《荀子》等。先后被日本东京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邀请为高级研究员，担任日本国际交流基金顾问，2002年被教育部“全国重点高校系主任与研究所骨干出国研修项目”录取，以高级访问学者身份赴美访问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