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思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包括王若水在内的3名在媒体工作的书生，差不多同时受到毛泽东的表扬，此后几十年各自的命运却大相径庭。

    王若水，1954年在《人民日报》发表《清除胡适的反动哲学遗毒》，毛泽东读后夸奖作者是“新生力量”；1957年起草宣传“双百方针”的社论，以普通编辑身份与人民日报编委一道受到毛泽东召见；1963年在《人民日报》发表小文章《桌子的哲学》，通过解答桌子和桌子的观念哪个在先、哪个在后，进行思维和存在关系的哲学观念启蒙，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称赞。据说，在批评邓拓“书生办报，死人办报”时，毛泽东甚至曾经动过念头，让王若水接任《人民日报》总编辑。

    然而，毛泽东最终没有选择近水楼台的王若水，而是辗转相中了远在上海的姚文元，替自己擂响“文革”的第一声号角。可能是因为人民日报离中南海太近，与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等中央一线领导联系过密吧，但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在《人民日报》工作，虽然有责任也有更好的条件紧跟中央部署，但同时中央党报的特殊地位也给它的编辑、记者培养起相当的自信和主见。报社内部有过这样一句话：

    “人民日报记者要像总理一样考虑问题。”

    王若水虽然曾经积极参与对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的哲学批判，并且取代艾思奇成为反杨主将。但形势发展到康生指使对杨献珍进行政治讨伐时，王若水就沉默了，不肯落井下石。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姚文元那样的地方文人要想在体制内出人头地，必须挖空心思揣摩中央精神，寻找上达圣听的契机。他们从边缘走向主流的代价，就是独立思考丧失，表现出很强的人身依附性。上世纪90年代，新闻文化口的中央部委大员多从地方调任，似乎也有这方面的考虑，因为他们往往不会有王若水这样的自信和主见。

    姚文元引起毛泽东兴趣，是1957年初《文汇报》发表的《教条与原则——与姚雪垠先生讨论》。毛泽东对来京的上海代表团说：

    “我看，任何人都难免有片面性，青年人也有，李希凡有片面性，王蒙也有片面性。在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的片面性比较少。”

    在这一年的“大鸣大放”中，姚文元也曾头脑发热，高度赞扬刘宾雁的报告文学《在桥梁工地上》，支持王若望（两人后来均被打成“右派”），在上海报纸上撰文要求党的领导干部《放下架子》，反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就凭这些文章，姚文元很可能像王蒙一样成为即使受过毛泽东表扬也在劫难逃的“右派”。但是，姚文元与众不同的政治素质救了他一命。当时他只是上海卢湾区委的一名干部，借调到《萌芽》杂志做诗歌编辑，没有王若水贴近中央的便利，却肯下一番笨功夫，苦苦寻觅中央政策和毛泽东思路的蛛丝马迹。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认真阅读《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新闻和社论；再就是殷勤拜访上海市委的柯庆施、张春桥，用一个小本子记下他们偶尔透露出毛泽东谈话的一星半点内容，回到家里夜深人静时仔细琢磨。在1957年那个不寻常的夏天，新华社电讯稿报道了5月25日毛泽东接见共青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说了2句话：

    “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都是错误的。”

    姚文元这一级干部，当时还没有资格读到高层传阅的毛泽东预告政治风向转变的指示《事情正在起变化》。但他硬是从这条电讯稿的字缝间，琢磨出一个惊人的发现：所谓“双百方针”正在转向，毛泽东要开始反击“右派”了！

    姚文元决定押宝于毛泽东这2句“含意深远”的讲话，比较三家报纸对电讯稿的不同处理方式，连夜写出《录以备考——读报偶感》，第二天早上骑自行车送到《文汇报》，提醒人们注意《文汇报》可疑的政治倾向：

    “《解放日报》用特别巨大的铅字和醒目的标题放在第一条新闻，《人民日报》排在当中，标题比《解放日报》要小些，也突出了‘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都是错误的’。但《文汇报》呢，却缩小到简直使粗枝大叶的人找不到的地步，或者看了也觉得这是无足轻重的新闻。其全部地位，大约只有《解放日报》标题用的铅字两个铅字那么大。”

    姚文元以挑拨的口吻说这种处理方式——

    “至少驳倒了一种理论：‘新闻的编排没有政治性’。编排也有政治性，‘各取所需’即是。”

    幸运的是，《文汇报》6月10日在副刊“笔会”右下角不显眼的位置刊出姚文后，又被远在北京的毛泽东看到了。毛泽东亲自撰文，以姚文元短文为由头，批判《〈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揭开全国“反右”大幕。

    姚文元的第三篇文章就是著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了，那已经是直接衔毛泽东之命炮制。这篇文章最终把吴晗送进了监狱，逼邓拓自杀，在全国欠下累累血债。

    姚文元这个“无产阶级金棍子”（江青语）从此在当年扶摇直上，官拜政治局委员，管辖全中国的媒体和意识形态。然而，爬得高跌得重，姚文元在发迹19年后终于锒铛入狱。1996年，在被监禁20年后，姚文元刑满出狱，自己提着行李坐火车回到上海，下车见到妻子，眼泪都快流出来了。也许是想起了当年那个骑自行车去《文汇报》送稿的早晨，姚文元长叹一声：

    “唉，这真是十年一梦啊！”

    1963年，另一位书生的理论素质引起毛泽东注意。《解放军报》刊出邵华泽的文章《浅谈一分为二》，结合生活中的实际，对毛泽东强调的“一分为二”辩证法思想作了深入浅出的阐述，文字清新。一份中央文件转发了这篇文章，上面还有毛主席的批示，大意说这是一篇好文章，建议转发高级干部一读。

    邵华泽，军医大学哲学教员，在《解放军报》从普通编辑做到副社长。1978年1月9日，邵华泽在《人民日报》发表《文风和认识路线》，比那篇轰动全国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还早4个月，很可能是“文革”后第一篇公开探讨真理标准的文章。他与王若水同为“文革”后思想比较敏感人士，但始终没有像王若水那样“触雷”。

    邵华泽在新闻界选择的是一条相对平稳的发展路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人民日报》编委会大换班，高狄取代钱李仁任人民日报社长，邵华泽先是取代谭文瑞出任人民日报总编辑，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又接替高狄升任社长。党报在位11年，一帆风顺，最终平安着陆。

    而晚年的王若水，作为上世纪80年代离休的副部级干部待遇菲薄，作为一个文人又被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剥夺了在大陆发表文章和出书的权利，称得上家徒四壁。幸有妻子冯媛在一家报社任总编辑助理的收入，多少改善了王若水晚年的物质生活。细心的客人发现，王若水离休后使用的录音机还是单卡式。

    王若水1996年7月做肺癌切除手术那天，告诉妻子冯媛：

    “昨晚失眠了。脑子里净想的是这辈子的好事。”

    曾经受到党的两代领导人点名批评、两次被削职的王若水，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对世界没有任何埋怨，想到的只是愉快的生命时光。在美国度过75岁生日那天，他最得意的事情，竟是自己晚年的一篇科学哲学小品，比较圆满地解答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得到麻省理工学院生命和基因科学权威的首肯。而王若水1946年出道时的第一篇哲学论文，也是同样的题目！鸡和蛋的思辩贯穿了一生，哲人就是这样的鹤发童心。王若水被撤职后曾在一篇文章中，以莎士比亚的一句名言自许：

    “少女可以为失去的爱情而歌唱,守财奴却不能为失去金钱而歌唱。”

    书生殊途，报人异命，涉及各自的价值取向、人生境界和社会贡献，后生小子不敢妄评，一切都交付历史评说吧。

种不下的无名树

    王若水长期活动在离中央最近的党报平台上，职务便利决定了他亲历党内几十年的政治斗争和风云变换。在中国进入市场经济体制之前，在以意识形态为枢纽的社会格局下，王若水所擅长和分管的《人民日报》理论、评论和文艺版，往往成为各种力量关注的“兵家必争之地”。因此王若水在《人民日报》的功过得失，在他生前身后都是见仁见智。

    王若水把一生荣辱系于党的意识形态改革创新和文宣工作。五六十年代，他参加过《人民日报》对胡适、杨献珍、吴晗的批判，“文革”后主动反思了当年的大批判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为一谈的荒唐。1963年党中央提出从理论上系统批判苏联的“修正主义”，其中“批判人道主义”这个题目交给了周扬，周扬找王若水参加研讨。王若水因此有机会接触到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著作，阅读和思考的结果却是被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观所感染，从一个原准备批判人道主义的党报编辑，变成了宣传人道主义、为人道主义辩护的热心人。对此，王若水自嘲地说：

    “一个人‘本来想走进这个房间，却走进了另外一个房间’，这样的事情是不少的。”

    王若水这样的体制内知识分子，在社会现实的碰撞面前，痛苦反思，毅然决然选择了与某些体制内主张背道而驰的见解，扭转了传统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走上了“新启蒙”的坎坷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离经叛道者。

    但是，从人格气质上，他们还是处处从党的道德理想出发，不避刀镬，如杜鹃啼血、夸父逐日，一心想完善党的理论学说，唤醒党内同志和领导人的良知，力图改良党组织的现实政治操作。他们永远说不出中国的出路在于“殖民300年”、“引进一个总理”那样轻飘飘的话语；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光荣与耻辱，都紧紧与这个党捆绑在一起，内心真正做到了与党的事业同呼吸共命运——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又是不折不扣的共产党员传统人格。就在王若水被清理出党后，有一次《人民日报》党员大会，王若水还是像以前一样不由自主地走进礼堂，直到会议结束才恍然大悟：自己已经没有参会的资格了！与哪些口口声声“坚持党的领导”、背地里贪腐成性的成克杰、李真等人相比，你说谁更像共产党人？

    王若水晚年对老同事、老记者刘衡说了句大实话，对于自己跟随党报和党中央走过的惊心动魄几十年，“并没有完全清醒”。他迷惑和叹息的是：

    “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君主、一个领袖，像毛主席这样，给人民带来如此大的灾难和祸害，没有任何人能够和他相比。另一方面，中国历史上也从来没有一个君主、一个领袖像他那样，仍然享有如此高的威望，被如此多的报道和宣传，人们对他仍然如此敬仰，这是很难解释的。”

    王若水不同意把新中国历次政治运动“仅仅归之于一个人的过失和几个人的阴谋”，而是主张党和知识界共同努力，深入挖掘灾难的根源。王若水相信——

    “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需要几辈人的努力……”

   从1983年后，王若水就不能再给《人民日报》写文章了，他的名字在大陆媒体上是一种忌讳。王若水就把不能出版的文章打印出来，分赠友好，差不多每年都有篇把万言长文。在生命的倒计时，2000年王若水写出《整风压倒启蒙：“五四”精神和党文化的碰撞》，认为延安整风起初可以说是一种启蒙运动，因为它所反对的是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但后来毛泽东又建立了新的偶像和教条。延安整风是新中国建国后历次运动的预演，它建立了一个依靠所谓群众运动来进行思想统制的政治行为模式。事隔21年，王若水对自己在“理论务虚会”上提出的“个人崇拜”现象刨根问底，发掘出“个人崇拜”背后的“党崇拜”。他把毛泽东通过延安整风建立起来的政治文化称为“党文化”。王若水提出：我们今天需要一个新的启蒙运动，重新对我们在多年中受到的教育进行批判的审查，恢复自己的人格尊严和独立思考精神。此文写于王若水在美国病逝2年前，可以看作一位毕生苦苦求索的哲学家对同胞最后的祝福和忠告：

“不解决这个问题，国民素质得不到改造，人的现代化不能实现，中国也无法迎接新世纪的挑战。在跨进新千年的门槛时，我们仍要举起启蒙的火炬，把本世纪末走完的路继续走下去！”

    2002年1月7日，美国波士顿，曾经给《人民日报》写过文章的老作者郭罗基赶到医院见王若水最后一面。郭罗基写道：

    “他躺在病床上，戴着氧气罩，呼吸急促，声音微弱，一见面就问：‘国内有什么消息？’我不愿让他焦虑，轻松地说：‘平安无事。’一个在中国遭受无情打击的知识分子，垂危之际，隔着太平洋还在遥念中国，他在文章中写到的‘这个苦难的而又为我深深所爱的中国’。

    他为自己不能完成写作计划而遗憾。我说：‘你可以口述，录下音来。’他说：‘声音太小，录音的效果不好。’他的爱妻冯媛在一旁说：‘你放心，我把你的思想都记录下来了。’若水眯上眼睛微笑，好像在享受这句话所赋予的温馨。

    他已走到人生的尽头，还有什么放不下？有的，两件事，一是中国，一是思想。”

    仅仅一天后，1月9日凌晨，王若水病逝。听冯媛说起，在最后的日子里，王若水谈起自己的遗愿：

    “在人民日报种一棵树。不要雕上我的名字。无名树，知道的人知道，不知道的人就不知道了。”

    人民日报大院的一颗无名树，多么朴素的愿望！然而，这个愿望因为他晚年的身份敏感而至今不能满足。

    王若水去世后，人民日报所办的“人民网”发了一条短短的讣告新闻。在歌坛“超女”和商界“小超人”叱咤风云的互联网上，一代哲人王若水的名字，连同他那“一泓秋水，清澈见底，了无渣滓，沁人心脾”（李慎之语）的文字和人格，已经没有多少人记起。

    从一棵无名树，忽然想起席慕容的那首流行诗，希望用来形容王若水给人民日报留下的失落怅惘不显轻薄：

    “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

    求佛让我们结一段尘缘

    佛于是把我化做一棵树

    长在你必经的路旁

    阳光下

    慎重地开满了花

    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

    当你走近

    请你细听

    那颤抖的叶

    是我等待的苦情。”

    只有人民日报的老同志，才能懂得报社大院的一颗无名树，对于王若水来说意味着什么。它代表着对党报文宣事业的一往情深，对功过荣辱的淡然处之，对党报后生同志的无声勉励。

    人民日报老干部有在报社大院晨练的习惯，晨光熹微、惠风和畅中，这些级别不低、阅历不浅的老报人兼老党员、老干部，三三两两地走来，就像王若水在病榻上也念念不忘地打听“国内有什么消息？”从容议论今天报纸上的某篇社论、某件新闻，以及没有见报的高层某人讲话，分析点评，入木三分，插科打诨，痛快淋漓，会心一笑，莫逆于胸。王若水这位给人民日报和党内同志立下“人格尊严”和“独立思考”标竿的哲人，此时他的魂魄就在那棵看不见的无名树下，默默注视着自己的战友与后生，祝福《人民日报》在新世纪不辱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