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日报：叫一声同志太沉重 | |
| 时间：2010-05-06 14:37:24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站（首发） 浏览：2733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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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的话)
从1983年第一次走进北京金台西路2号大院，也许还要更早些，从1979年上大学后在新闻系宿舍每天收到一份党报，自然而然地，《人民日报》就联结了我的学业、事业，还有人生中的诸多甘苦和荣辱。一家媒体能给予一介书生如此丰厚的职业附加值，乃至人生馈赠，这大概只能是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的事情。
依稀记得1986年正式成为记者时，人民日报编委会一位老领导说过的一句话：“人民日报记者，首先是一名共产党员，然后才是一名记者。”
依稀记得1989年1月份，学者金观涛先生的一句小诗：“我们是最后的，然而却是不死的，理想主义者！”
2000年后我作别人民日报，一边为“希望工程”旗下企业打工，一边抽空帮助离休在家的老社长秦川整理回忆文章。到了2006年6月1日，台湾国民党《中央日报》停刊，我立刻想到了自己无时敢忘的《人民日报》。它不是《中央日报》，也不是苏联《真理报》，那两份“党报”因为不知变革或抵制改革而落后于时代，政亡报息本是在所难免。而《人民日报》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整个80年代，一直是党内改革的急先锋和见证人，这是人民日报，可能也是整个中国社会，走向明天的底气所在。
于是在打工之余，开始写作《人民日报：叫一声同志太沉重》系列博文。我想做的，只是希望从自己经历、亲闻或间接了解到的一些报社轶事中，帮助人民日报记录和留存一份元气，再说得大一点，还可以据此透视中共文宣系统持续的改革努力，以及共产党人“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坚忍人格。
声明一下：这个系列不是受权编写的报纸正史，带有我那一代大学生和记者浓烈的爱憎和审美偏好。史料是真实的，但对历史的解读是在我和同辈人的历史语境下展开的。如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由我个人负责。
我知道，为了这份宝贵的底气，人民日报无数前辈付出过艰辛，咬住了尊严，收获过无奈，却始终不肯放弃一份执着。我曾经的记者生涯，与那些可敬可叹的前辈相比，是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演绎着相似的悲欢。每个人只是党报屡战屡败、愈挫愈奋的群体史序列中一个节点。
作为节点，就有责任为承上启下做点贡献。
在我前边，苦难没有尽头；在我后边，理想不会入睡。
1、邓拓
“没大没小”
有一个正部级单位，40年间，从普通干部到司机、工人，遇到单位一把手迎面走过来，都是直呼其姓--“老邓”“老胡”或“老秦”。只有在某些特殊场合，或者是少数新来的人为表示对老领导的尊敬，顶多也就是改称“某某同志”，从不称呼其职位。 这个单位驻守京城，从王府井闹市区搬迁到金台西路，始终是距离中南海最近的一个“看台”。党中央治国理政的一举一动，通常在第一时间下达给它，由它消化理解后再广为传布到全国各地--它是中南海的“喉舌”；它也通过各省派出机构反馈地方的施政动态和阙失，以特殊渠道向中南海汇报--它是中南海的“耳目”。耐人寻味的是，在长期“御前行走”的过程中，它下意识地养成了“第三只眼”，冷静看着天边云卷云舒、瀛台潮起潮落，察“下”观“上”，甚至不惜“以下犯上”。 在历史的某些特殊关头，它忍不住跳下“看台”，客串一个角色，倒也生龙活虎，挟强大的党心、民意，推动政治的改革。 它是大陆党政领导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它又长期置身于也是自视为相对超脱的一个环节，“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以“民间”监督“衙斋”，“我为百姓鼓与呼”。 这个“没大没小”的单位，保持着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同志之间的朴素情谊和服膺真理不惧权势的思维习惯、行为准则，它就是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 在1949年大陆江山易帜后，以民间报纸《大公报》接受官方改组为标志，自由派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彻底消亡。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共产党是领导一切的。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对中国前途理性的思考、对社会现实峻切的批判，对政治改良的精神动力，只能来自党内、体制内。 难能可贵的是，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曾经是，对很多忠实信徒始终是，作为一种高度理想主义的社会目标和人生关怀而存在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共产党员如此忠诚于理想的殉道者人格，凭借人民日报在历史上形成的既指导现实政治又与政治现实相区隔的特殊地位，获得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这使得人民日报成为1949年后民族良知的所在。 人民日报社在“体制内”所起的民意表达、舆论监督作用，与当年《大公报》在国民政府之外的角色，有异曲同工之妙。与其形成对照的是，1949年后残留在体制外的某些“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只有在人大“举手”、在“政协”拍手的份儿，其独立人格的萎缩惨不忍睹，不说也罢。 对一种社会政治体制最深刻的剖析和最尖锐的批判，往往来自这种体制内部。正如老共产党员顾准在“文革”困厄中发出当代中国人从理想主义滑向专制主义和犬儒主义的警世慨叹，如关西大汉铁板高歌，岂是方励之等辈西式轻浮主张“引进一个总理”、“中国殖民200年”一类牙板清唱所能比拟的？“体制内”的价值取向是“补台”而不是“拆台”，总是积极开展富有建设性的批评，尽管经常显得有些不自量力，仍然痴心不改，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人民日报的忠诚党员对于党的事业的呕心沥血，对于中国命运的奔走呼号，对于社会变革的切实推动，在中华民族寻求复兴的艰难曲折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正因为身处“体制内”才有一个发力撬动地球的杠杆支点，人民日报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实际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大公报》那样的“文人论政”。 哪个“中央”？ 人民日报从解放战争的硝烟中一路走来。由晋察冀解放区的《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人民日报》两支办报团队合并，沿用《人民日报》的报名，于1949年8月升格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毛泽东三次为人民日报题写报名，可见党的领袖对党报的高度重视。 据安岗回忆，在决定人民日报升格后，他作为副总编辑曾被胡乔木召到中央所在地西柏坡，“认识认识我们党的领导人”，面聆刘少奇副主席等人的指示。 解放后，人民日报社长经常获得列席中央政治局或书记处会议的殊荣，以便直接了解中央精神，及时在报纸上宣传贯彻。得到中央如此抬举，人民日报从领导到记者、编辑自然感到重任在肩，不敢有丝毫懈怠。 早期人民日报社长更换频繁，先后有华北局的张磐石、毛主席秘书胡乔木、解放前的《大公报》记者范长江。直到邓拓接任社长兼总编辑后，领导班子才稳定下来。邓拓，18岁入党，25岁主编晋察冀边区党报《抗敌报》（后更名为《晋察冀日报》），32岁主编中共历史上第一本《毛泽东选集》，本是党的宣传战线正宗老干部。邓拓为人谦和不张扬，党的“八大”原已安排他为中央委员候选人，他得知后给中央领导打报告，恳切要求换掉自己，名额让给别人。 没有迹象表明，邓拓在解放初期就引起毛泽东主席反感，但他也没有得到高度评价。出自晋察冀的他，没有胡乔木、陈伯达那样的延安秘书经历。他的老领导彭真是刘少奇治国的一名得力干将，后来邓拓在人民日报失势也是为彭真所接纳，改任彭真麾下的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这样的背景可能使他从未得到领袖的完全信任。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很快放弃了刘少奇“建立新民主主义新秩序”的思路，批判农业合作化中的“右倾”，加快社会主义改造，经济建设贪多贪快，号召“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到了1956年春夏之交，刘少奇、周恩来意识到经济过热，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导致财政赤字和原材料紧张。于是，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明确经济发展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实际上是以反“左”、反冒进为主。刘少奇指示中宣部按照会议精神写篇人民日报社论。 这是共产党内一个特殊现象，很多人民日报的社论和重要文章并不是出自人民日报编辑部手笔，而由中宣部或者中央组织的写作班子越俎代庖，然后直接以人民日报名义发表。但作为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最终必须对这样“空降”下来的文章承担一份责任。这次也不例外，中宣部对人民日报的社论初稿很不满意，组织人重写，陆定一部长亲自在部里召集讨论，多次修改后送刘少奇、周恩来审阅。刘和周都亲笔做了修改，并提出一些斟酌意见。陆定一根据这些意见又把社论打磨了一遍，最后呈报刘少奇、毛泽东审定。 这篇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写道： “急躁冒进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仅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许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 这样的指责触到了毛泽东的痛处。毛在社论清样自己的名字处画了个圈，批下4个字： “我不看了。” 毛泽东后来在1958年1月南宁会议期间解释说： “骂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 “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是专门反'左'，而且尖锐地针对我的。 “对过急过多的东西加以调整是必要的，但在全国范围内把急躁冒进当作主要倾向来反对就错了，这实际上是反对多快好省的方针。” 面对毛主席退回来的社论清样，邓拓犯难了。以往只要是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送审，毛泽东都会发表意见。富有党内工作经验的邓拓当然明白：这一回毛不赞成发表这样的社论。但不发吧，反冒进是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和周恩来以中央工作会议作出的决定，人民日报加以宣传义不容辞。邓拓本人内心是同意社论观点的。 想来想去，最后邓拓下决心从中央的2种声音中作出选择，发表社论，只是悄悄留了个心眼：过去社论排4号字，他改成了较小的5号字，避免特别醒目。 社论在1956年6月20日刊出，以党报的权威迅速纠正了各地和各部门的左倾冒进之风，协助刘少奇、周恩来把国民经济纳入正常健康发展的轨道。这一时期，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一系列小型评论，如《强迫命令办不好合作社》、《慎重地从经济上逐步改组公私合营工业》等，都是为反冒进敲边鼓。但这下子人民日报已经深深地惹恼了毛泽东。 其实，“反右倾”还是“反冒进”还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更要命的是领袖的绝对权威受到挑战。毛泽东没有追究刘少奇（攒到60年代再算总帐），却把逆龙鳞的罪责推倒了周恩来和邓拓身上。从1958年南宁会议到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公开点名道姓批评主持国务院反冒进工作的周恩来13次，警告他“离右派只剩50米”。周恩来不堪重压，一度提出辞去总理职务，差点从此退出政坛。邓拓让中央党报第一次在重大问题上没有坚定地站在一把手这边，自然也是不能轻饶。 1957年上半年，毛泽东以一代雄才的胆略，借“百家争鸣”来“引蛇出洞”，最终导向一场彻底打哑知识界和党外人士的“反右”运动。邓拓依照党内传统理念，不能接受这种体制外的“大鸣大放”。当《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民主党派报纸畅所欲言热议时政的时候，《人民日报》在宣传造势上表现得十分消极。对毛主席鼓励“鸣放”的最高国务会议报告只发简要新闻，不发社论；对毛主席在中共宣传工作座谈会的另一篇讲话，连新闻都没有发。 以今天的眼光，可以批评邓拓对民主政治的隔膜，作为中共第一大报总编辑，立场保守得很。但在党内不少高级干部对毛泽东“引蛇出洞”的权谋了然于胸，纷纷跟着残忍地鼓动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给共产党提意见，随时准备但等领袖一声令下便置人于死地的时候，邓拓的不作为，恰恰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诚实和厚道。当时的理论部编辑王若水事后分析： “毛主席要钓大鱼，让《人民日报》刊登一些批评党和国家的比较尖锐的文章，不加任何按语就登出来。邓拓认为党的机关报这样登不妥，影响也不好，就还是在这些文章上加上了按语登出来。这样做不符合毛主席的那个钓大鱼的思想了，把'阴谋''阳谋'稍微暴露了一些。” “反右”之后，邓拓曾私下说： “幸亏《人民日报》当时'按兵不动'，不然，还不知道报社有多少人犯错误、被打成右派呢。” 4月10日，毛泽东对邓拓的积怨终于发作了。他在中南海召见人民日报几名负责人，对邓拓劈头盖脸一顿痛骂： “过去我说你是书生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 毛泽东说，人民日报对他的最新讲话精神“按兵不动”、“无动于衷”，是“同中央唱反调”。邓拓解释说： “过去中央曾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主席讲话未公布前，也不引用。我对这件事没有抓紧……” 毛泽东打断邓拓的辩解，不留情面地说： “不是没有抓紧，而是根本没有抓！” 毛泽东当面质问几位副总编为什么不起来造邓拓的反。毛越说越生气，指着邓拓的鼻子尖刻地评价道： “我看你很像汉元帝，优柔寡断。你当了皇帝非忘国不可！” 事已如此，邓拓只好像周恩来一样提出辞职： “我不知道自己像不像汉元帝，不过我实在是感到能力不够，难以胜任，希望主席撤掉我的职务。我几次诚心诚意提出过这个请求。” 人民日报负责人毕竟不像国务院总理那样不容易替代。毛泽东挽留了周恩来，却不准备宽恕邓拓。2个月后，毛泽东派贴身工作人员吴冷西到人民日报任总编辑。吴冷西分管新闻，看大样，定夺版面；邓拓保留社长职务，分管理论和文艺，事实上被架空。 1959年2月，邓拓被调离人民日报。在欢送会上，他即席吟诗一首《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 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 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 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邓拓念到“文章满纸书生累”时，顺口提起前几天还有位老同志说他“书生意气未能无”。很多年后，文艺版编辑袁鹰还记得邓拓念诗时的神态： “语气间有点自责，也有点自信，却一字不提两三年前那个'书生办报'的斥责……只是声调中略带着一点惆怅情味。” 党报判决 离开人民日报，邓拓还是“书生意气”不改，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在北京市工作期间，他仍然舍不得像沈从文那样弃笔保身。邓拓先在《北京晚报》副刊开设专栏《燕山夜话》，后又与吴晗、廖沫沙在《前线》杂志合撰《三家村札记》，以杂文风格针砭时弊，虽然并没有什么非常出格的政治议论，“文革”一来却受吴晗牵连，被毛泽东斥责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吹响“文化大革命”号角。姚文出来当天，《北京日报》社长请示市委是否转载，邓拓表态说： “不能轻易登，等请示彭真同志再说。” 按照彭真的意思，邓拓嘱咐市委理论刊物《前线》编辑部： “《海瑞罢官》首先要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要培养良好的风气，把不好的风气慢慢扭转过来。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都有发言权，不能一批评就不得了。过火的批评要纠正，不能一棍子将人打死。” 在山雨欲来、大祸将至的时候，邓拓竟然还主张： “不要把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来搞； “思想要解放，写文章不要有所顾忌，不要怕你的观点是否与姚文元不同，不要怕与吴晗有共同之点。不要扣帽子，要摆事实讲道理……” 毛泽东下决心攻克彭真任书记兼市长的北京市这座“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堡垒，以便最终拿下刘少奇、邓小平“走资派”司令部，作为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的邓拓已是在劫难逃。 邓拓如何成为“文革”中第一个自杀的冤魂？读任捷的邓拓夫人丁一岚访谈《打开记忆：邓拓自杀的前前后后》，发现导致邓拓自杀的两个耐人寻味的情节，都与邓拓的老本行媒体有关。 在改革开放前闭关锁国的情况下，新华社将外国通讯社和报刊的文章编辑成一本《大参考》，提供党内高级干部阅读。邓拓作为北京市领导，《大参考》每天按时送到家中。可是到了1966年4月，市委机关忽然来了几个人，声称奉上级指示，把邓拓家的《大参考》全部收走。丁一岚回忆说： “邓拓跟在他们身后还在说：能不能继续把《大参考》给我一份。那些人走了以后，邓拓一直坐在书房里，一句话也不说。 “处在全国上下批判'三家村反党集团'的声浪中，邓拓把这本《大参考》当成是一种象征，一种党仍然信任他、认可他的象征。他在极度的孤独和痛苦中抓住这根救命的稻草挣扎着、希冀着。现在这个象征不复存在，而它透示着某种更为严酷的信息。” 更致命的一击来自邓拓曾经“笔走龙蛇二十年”的那份报纸。5月16日，戚本禹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言之凿凿地说： “邓拓是一个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 昔日的总编辑被自己的报纸宣判了政治上的死刑。邓拓深知在传统政治体制下，党报的一句话，足以让他在这个国度永世不得翻身。共产党人不怕杀头，就怕被自己的党打入“另类”！邓拓在遗书中写道： “许多工农兵作者都说：'听了广播，看了报上刊登邓拓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气愤极了。'我完全懂得他们的心情。” 邓拓在人民日报后期，就是眼睁睁看着党报如此这般借助工农兵“气愤极了”的口吻，将章伯钧、储安平、费孝通等人打入沉沉深渊，剥夺了几十万“右派分子”的事业和正常生活。丁一岚分析，戚本禹的文章让邓拓对自己的尊严和安全感到绝望： 邓拓觉得党彻底不信任他了，他只能以死来证明他的清白、他的忠诚。 5月17日深夜或18日凌晨，邓拓在自己的房间自尽，比老舍自沉太平湖还要早。善泳者死于江河，报人邓拓死于媒体的羞辱。中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意识形态格局，万马齐喑，传媒阅读权是党员特权、干部特权的一个重要表征，剥夺传媒阅读权就意味着剥夺政治生命；而党报沦为执政党专政工具，具有西方中世纪宗教裁判所那样一言九鼎生杀予夺的职能，终于把自己的老社长逼上绝路。 邓拓有一枚图章，上面刻着“书生习气不可无”。“文革”中被造反派说成是对抗毛主席批评的表现，直到邓拓身后组织上还追着丁一岚问：这枚图章到底刻在毛主席批评“书生办报”之前还是之后呢？ 邓拓生前诗曰： “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真是一语成谶。邓拓在36年党龄中，只不过试图在体制内的游戏规则中择善而从。所谓“书生气”表现在有时拘泥于党的理想准则，而不肯亦步亦趋紧跟政治权变。值得深思的是，传统宣传体制给党报留出的运作空间如此逼仄，竟然需要它的社长、总编辑付出生命的代价。这不是邓拓个人而是党报乃至全党的悲剧。 在人民日报，也正因为以邓拓为源头的“书生习气”历经多年政治运动的惨烈，而遗风余韵不绝，才让历史对这份不寻常的报纸刮目相看。人民日报不是苏联《真理报》，也不是国民党《中央日报》，那2份也曾经显赫一时的党报已经政亡报息。人民日报始终是20世纪中国政治理想主义的摇篮和坟地，一块方死方生之地。对于今天的自由主义者来说，共产党人不可思议的地方就在这里。在邓拓之前，另一名共产党员报人邹韬奋也自称身上有几分“呆气”。尽管报馆多次被查封，仍然不依不饶抨击国民党政府的邹韬奋主张： “非有几分呆气，勇气鼓不起来，正气也将消散。” 邹韬奋的话，与邓拓应该心思相通。 2 吴冷西
政治家办报”
1957年，毛泽东在斥责邓拓“书生办报”、对自己精心设计的“大鸣大放”反应迟缓的同时，提出需要“政治家办报”。
邓拓挨批2个月后，6月7日，毛泽东把秘书胡乔木和吴冷西叫到卧室，透露结束“鸣放”、收网“反右”的考虑。当时，有个叫卢郁文的“民革”成员在“鸣放”中一再为共产党缓颊，提出给共产党提意见不应只讲缺点不讲成绩，党外人士与党的隔阂其实往往是自外于共产党，并点名批评章伯钧“政治设计院”的主张。卢郁文声称自己因此收到了漫骂威胁的匿名信。毛泽东得知如获至宝，“兴高采烈”(吴冷西语)地说：
“这封恫吓信好就好在他攻击的是党外人士，而且是民革成员;好就好在它是匿名的，它不是某个有名有姓的人署名。当然署名也可以作为一股势力的代表，但不署名更可以使人们广泛地联想到一种倾向，一股势力。”
叶剑英元帅的养女、光明日报记者戴晴在《储安平与“党天下”》一文中猜测，所谓卢郁文受恐吓很可能是“一场类似国会纵火案式的小把戏”。但毛泽东高屋建瓴，把卢郁文事件设计为从“鸣放”到“反右”的一个转折点，当机立断要求人民日报发号令，启动全国“反右”运动：
“过去几天我就一直考虑什么时候抓住什么机会发动反击。现在机会来了，马上抓住它，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动反击右派的斗争。社论的题目是《这是为什么?》，在读者面前提出这样的问题，让大家来思考。”
《这是为什么》的人民日报社论6月8日一刊出，广大工农兵群众自然对胆敢向共产党“猖狂进攻”的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肺都气炸了”。
于是，从费孝通到傅雷，整整一代饱学深思之士就这样在毛泽东“引蛇出洞”的“阳谋”中轰然倒下，剥夺了从事教育、科研、文化研究创造的权利，戴着“右派”帽子蒙冤22年载，还连累了他们的家庭，很多人没有活着看到“文革”后有限“改正”的那一天。
毛泽东事后自负地说：1957年四、五、六这3个月，“实际上是我在当《人民日报》总编辑”。人民日报在毛泽东的呵斥和手把手指点下，终于成为执行惊天“阳谋”的一个得心应手的工具。而此时，毛泽东告诫即将到人民日报走马上任总编辑的吴冷西：
“写文章尤其是社论，一定要从政治上总揽全局，紧密结合政治形势。这叫做政治家办报。”
这里的“政治家办报”，准确地说是“为政治家办报”。决不是鼓励党报总编辑自成一家，以政治家的眼光和魄力，对中央精神择善而从乃至自作主张，只是要求你忠实地充当党中央的“喉舌”而已。
还是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的发言讲得更透彻：
“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
所谓“杆子”，为人所用、没有自主性的工具也。既然对枪杆子必须“党指挥枪”，对笔杆子也不例外。“杆子”体制，是对传统的党报体制非常到位的概括。
毛泽东先后派出秘书班子中的3位胡乔木、吴冷西，后来还有陈伯达，先后领军人民日报。秘书是标准的“笔杆子”，它与现代媒体的价值取向和气质截然不同。媒体对事实负责、对读者负责，是“社会公器”;秘书则需要去除独立的价值判断，以首长的是非为是非，对首长公开的和不便明言的旨意都能心领神会，必要时为首长文过饰非。秘书比一般人更了解首长的弱点以及首长们之间的分歧，但秘书的身份决定了他对上层领导集团特别是他所伺奉的那个首长的人身依附性。
(“文革”后的秘书特质有很大变化，像郑必坚帮助胡耀邦开阔阅读视野、接触新思潮，像李真利用河北省委第一书记牟取私利，他们与首长的关系都呈现反向影响。)
人格较高尚的秘书也可以有自己的道德底线，像长期担任毛泽东机要秘书的田家英，“文革”一来只好自杀，留下对自己待之如师、视之如父的“主公”的诤言：“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那个不识相的邓拓，当初听到毛泽东要调他去做秘书的谣传，坚决不允，还私下抱怨“伴君如伴虎”，难怪不懂“政治家办报”的真谛了。
列宁的“党性”
毛泽东的“政治家办报”，是对列宁、斯大林党报思想的直接传承。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送来列宁主义(夏衍语)。
十月革命前，面对一个强大的沙皇专制政权，主张社会主义革命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本身却派别林立、争吵不休，党的报纸编辑部经常与中央委员会观点不一致，无法组织起一个有力量的进攻的党。
列宁痛恨党报的自由主义倾向，1905年他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直言不讳地骂道：
“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全体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
列宁有一句党报名言，对党报在政党政治中的功用作了精确定位：
“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
在1907年党的“五大”上，列宁明确了党的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体制，由党章明文规定：中央委员会指定在自己监督下进行工作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这条规定一直延续到苏联共产党解体。
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列宁为党和苏维埃的报刊规定了进行社会教育、改变偷懒、转变拖拉作风、鞭策落后等30多种功能。这就把党报作为“组织者”、“齿轮和螺丝钉”的作用推向极致。
列宁只给党报留下了一个小小的透气孔，在保障党的战斗性前提下允许党内一定程度的争论，即“行动一致，批评自由”。斯大林掌权后，比列宁走得更远，断然放弃了列宁的有限党内民主，绝对禁止党内非主流派发表意见，为实行政治大清洗扫清了党内舆论障碍。
中国共产党以地下斗争、武装斗争起家，在气质上自然倾向于列宁的党报思想。1942年中宣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对党报和党的执行机关提出双向要求：
“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
“各级党的高级领导机关，必须亲自注意报纸的编辑工作。”
这个通知及当年的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在党报史上产生深远影响，促使一些来自国统区的文化人彻底抛弃“资产阶级新闻观”，新闻的客观性为党性让步，一切新闻的选择“要看对党有利无利”、“注意政治影响”、“考虑政治后果”。
1948年4月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将党报作用概括为：
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够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
毛泽东理解的党性，就是充当党的领导层“传声筒”，比如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在改版社论《党与党报》中，明确提出党报对党的执行机构要态度“恭谨”：
“党报工作人员对于党的每一个工作部门，对于各种实际工作中的同志，不可以自以为是，做‘无冕之王’，而应该去做‘公仆’，应该要有恭谨勤劳的态度。”
华北局领导人彭真在《改造我们的党报》一文中甚至要求：
“报纸的每一句话，每一篇文章，都应该是代表党讲话的，必须是能够代表党的。”
林彪在解放后关于办好《解放军报》的指示说得更露骨：
“要尽量使用党中央、毛主席提出的全国性语言，以及全国流行的语言……如果来稿没有这种语言，编辑部审稿时要加上去，因为这些东西，有的下面是不知道的……昨天讲的，今天就要反映出来。要经常变，要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各个时期所提出来的全国性的口号、提法、语言来变化。”
这里强调的是党报对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绝对服从，做“驯服工具”。为了保证绝对服从，斯大林的办法是采取大清洗式的政治高压。据《真理报》总编辑回忆，一天深夜他正在报社审阅下一期报纸的大样——
“突然，直通克里姆林宫的电话响了。我没有放下报纸大样，拿起听筒，漫不经心地答话。
‘我是斯大林’，听筒里传来这样的声音。
‘是哪位斯大林?’我冒出一句。
‘就是那个斯大林——’我听到回答，意识到情况是多么荒唐，试图进行辩解……瞧，从那时起我就得了神经性抽搐，一生未愈。”
这就是那个导致上千万人被流放、被枪毙的斯大林，对党报总编辑的绝对权威!
与斯大林相比，毛泽东棋高一着，直接把自己的秘书班底派去掌管党中央机关报，而且一个不行再换一个。
从吴冷西开始，党报管理体制受到破坏。按照中共组织原则，宣传口第一道把关人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宣部长陆定一，以及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胡乔木(也是毛泽东秘书);第二道把关人是政治局委员、总书记邓小平，政治局委员兼书记处书记彭真;第三道把关人是中央第一副主席刘少奇、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刘少奇把最后一关;重大问题十分必要时，再送毛泽东审阅。
吴冷西不是毛泽东的正式秘书，出掌人民日报后依然保持着手眼通天的贴身工作人员身份(虽然吴总编并没有江青等人的政治野心)，意味着党报从对党中央领导集体负责变成对中央主席个人负责。这是中共“八大”取消“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实行集体领导体制后的又一退步，是比庐山会议更早发生的党内民主滑坡。
“大跃进”
1957年“反右”大功告成后，毛泽东启程前往莫斯科，参加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此时，斯大林已经去世，毛泽东从内心看不起莽撞的赫鲁晓夫，萌生了与苏联争当国际共运领袖的雄心壮志。但在与各国共产党人的交往中，毛泽东深受刺激，他在莫斯科沉痛地说：
“我们中国是为不了首的，没有这个资本。我们经验少。我们有革命的经验，没有建设的经验。我们在人口上是个大国，在经济上是个小国。我们半个卫星都没有抛上去。这样为首就很困难，召集会议人家不听。”
赫鲁晓夫在“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的时刻，提出苏联将在15年赶上美国。毛泽东当即表示中国要在15年赶上英国。在莫斯科期间，他就亲自修改审定了《人民日报》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要求掀起全国规模的工农业生产高潮。
被毛泽东“空投”到人民日报的吴冷西，自然理解毛泽东内心柔嫩的痒处，也明白人民日报可以为领袖作什么样的精神按摩。当毛泽东还在莫斯科期间，吴冷西就着手为邓拓一年前发表的那篇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还债。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清理“反冒进”的错误：
“1956年公布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后，曾经鼓舞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造成了全国农业生产的高潮，但是，有些人却把这一高潮看成了‘冒进’，他们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地爬行得很慢。”
在把矛头指向“右倾保守”倾向的时候，社论发明了一个后来让全世界目瞪口呆的词汇——“大跃进”：
“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
这是人民日报在社论中第一次使用“大跃进”这个词儿。毛泽东看了击节称赏，曾在一封信中向中央政治局隆重推荐：
“重看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觉得有味，主题明确，气度从容，分析正确，任务清楚。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篇起……此文发表时，我们一些人在莫斯科，是国内同志主持的，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吴冷西身兼人民日报总编辑(1959年接社长)、新华社社长、中宣部副部长数职，却始终不忘这些要职的权力来源，让自己一直不离毛泽东左右。他很少坐镇人民日报，不要说普通记者、编辑，连报社其他领导见到他的次数也屈指可数。但这不妨碍他对报纸宣传“遥控”指挥，一会儿在钓鱼台，一会在中南海，一会又从外地给报社打来电话，而外地一般正是毛泽东出巡的地方。
1957年岁末，“毛主席的好学生”、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在上海党代会上做了《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报告，获得毛泽东赞许。吴冷西闻风而动，人民日报1958年元旦社论就用《乘风破浪》4字为题，反映毛泽东莫斯科讲话精神，提出要扫除消极、怀疑、保守的暮气，宣告用15年时间赶上和超过英国。报纸头版还绘制了钢铁产量15年赶上英国的图表。
就在人民日报的狂热鼓噪中，6亿中国人完全不顾“在经济上是个小国”的家底，为一举成为“经济大国”进行一场历史性的豪赌。
毛泽东再次眉开眼笑。在中央南宁会议期间，他单独召见吴冷西和胡乔木，习惯地将一支烟撅成两截，一段放在桌上，另一段放进嘴里点上火，开心地说：
“社论写得好，题目用《乘风破浪》也很醒目。南北朝宋人宗悫就说过‘愿乘长风破万里浪’。我们现在是要乘东风压倒西风，十五年赶上英国。
“看来派你到《人民日报》去没有错。现在大家对《人民日报》反映比较好，认为有进步。”
吴冷西深受鼓舞，决心不负重托，为了毛泽东国际共运“为首”的梦想成真再接再励，为王前驱。2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我们的行动口号——反对浪费，勤俭建国》，正式发布国民经济“全国大跃进”的口号：
“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
5月份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高度评价当时已经出现的“大跃进”形势，认为这标志着我国正在经历着“一天等于20年”的伟大时期。尽管在这前后，毛泽东也曾对吴冷西几次谈到“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定指标要留有余地”，但更多的时候，老人家还是希望全党全国踩着他的狂想曲旋律起舞。
毛泽东亲自改写刘少奇的八大二次会议工作报告稿，不避嫌疑地加上2个段落，号召全党全国学习他本人的“榜样”：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要当促进派、不要当促退派的口号，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口号，苦战三年、争取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的口号，所有这些号召，迅速地被几亿人口组成的劳动大军所掌握，成为极其伟大的物质力量。
“我们应当向毛泽东同志和其他联系群众的许多同志(其中包括中央、省、地、县、乡各级党的和群众的大批领袖人物)学习，学习他们在实际工作中时时刻刻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辩证法和唯物论的榜样……学习他们同亿万群众在一起、看到了正确方向、抓住了真理、就为真理而奋斗、势如破竹、所向披靡的榜样。”
就在这一年，毛泽东不断修改“赶英超美”的年限：起初还是15年赶上英国、20年到30年的时间超过美国;不久“赶英”由15年缩短为10年，由10年又缩短为7年，再由7年缩短为2至3年;对美国呢，压缩为5年接近、7年超过。随着毛泽东本人的调门高亢入云，人民日报怎么可能自讨苦吃地“压缩空气”、“留有余地”呢?
翻开1958年的人民日报，在大炼钢铁、粮食高产“卫星”、人民公社3件事上，人民日报严重违背了新闻真实性原则，对读者说了假话。
后人很难理解1958年中国人弃耕抛荒、砸锅卖铁来土法炼钢的荒唐，而《人民日报》却把它提到关系民族振兴的基本国策高度大肆宣扬。
6月，人民日报发表消息《炼钢不神秘，小炉显神威》，报道福建炼出第一炉钢。此后，接连刊发社论和新闻报道，号召大搞“小(小高炉)、土(土法炼钢、炼铁)、群(群众运动)”。全国各地由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大约出动9000万人，小土炉、小高炉遍地开花。“书记睡到炉边去，一炉生火万炉红”，结果炼出的却是不能用的废铁疙瘩。一年后，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说：
“1958年炼出来的300万吨土钢，至今还埋在草里。”
关于粮食高产“卫星”，人民日报的报道更是汗牛充栋。这一年夏收之后，《人民日报》激情预言：
丰收的喜报像春的燕子，在祖国的天空到处飞翔;高额丰产的新纪录如滚滚的海浪，一个高似一个地向我们涌来。
据不完全统计，从《人民日报》放出的小麦高产“卫星”包括：
6月8日，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小麦亩产2105斤。
6月12日，遂平县卫星农业社又有一块小麦地平均亩产3530斤。
6月21日，河南辉县小麦亩产4535斤。
6月23日，湖北谷城先锋社亩产小麦4689斤。
6月30日，河北安国卓头村小麦亩产5102斤。
7月12日，河南西平县小麦亩产7320斤。
9月22日，青海柴达木小麦亩产8585斤。
很多年后，人民日报农村记者李克林还记得当时一篇特别有想像力的通讯，提到河南邓县一个村小麦亩产6500斤，麦秆长得太密了，跑来一只兔子，怎么钻也钻不进去，结果被人一把抓住了。
《人民日报》对只是北方小麦高产不过瘾，以社论形式催促南方《水稻生产要加油》。7月28日，又一篇社论《今年秋季大丰收一定要实现》公然提出：
“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
没有万斤的指标，就没有万斤的措施。”
果然，有了思想和指标的领先，水稻生产也频频传来“奇迹”：
7月12日，福建闽侯城门社亩产3275斤。
7月26日，江西波阳桂湖社9195斤。
7月31日，湖北应城春光社10975斤。
8月10日，安徽枞阳县高峰社一块早稻试验田，亩产16227.13斤。据说田里最少的一株稻穗也有206粒。
8月13日，湖北麻城县麻溪河乡建国第一农业社一块早稻田，平均亩产干谷36956斤，被人民日报称为“天下第一田”。新闻照片显示，四个小孩站在在密密种植的稻面，“就像站在沙发上”，不由得你不信。《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
“这又一次生动证明‘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解放了的人民可以创造出史无前例的奇迹。”
8月27日《人民日报》在报道山东寿张县高产“卫星”时，再次以通栏新闻标题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口号传遍全国，成为“大跃进”时期一句最有代表性的口号。
这一年《人民日报》宣布，中国小麦产量已经超过美国，仅次于苏联!赫鲁晓夫秘密访华时，刘少奇似嗔实喜地说：
“我们现在发愁的不是粮食不够吃，而是粮食多了怎么办?”
赫鲁晓夫当即语带讥讽地回答：
“噢!我们没有那样的问题。你们把粮食运到我们那里去，就完事了。”
9月18日，又一颗“卫星”从广西环江县红旗农业社冉冉升起，水稻亩产13万多斤!很多年之后，人们才知道，就是这个“卫星”县一年后饿死村民无数。为防止饥民逃荒，出动民兵把守路口，将二百多名男女老幼用绳索捆成一长串，押送回乡。当走投无路的饥民到粮管所抢粮时，区委书记下令开枪镇压这些“反革命分子”。
水稻高产纪录最后被哄抬到匪夷所思的22.8万斤，出处是江西波阳桂湖社。
人民公社，是“大跃进”时代毛泽东带有原始共产主义理想的桃花源。集体劳作，集体生活，大锅吃饭不花钱，这样的浪漫构想经过《人民日报》的包装宣传，如风卷残云，到当年10月底，全国74万个农业合作社改组成了2.6万多个人民公社，99%的农户加入。
这一年8月4日，毛泽东视察河北徐水人民公社，对这个“共产主义试点”的村民发出指示：
“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农业社员自己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
毛泽东前脚刚走，人民日报特约记者、著名作家康濯进村，写出长篇通讯《徐水人民公社颂》，从8月23日连载到9月1日。人民日报编辑唯恐读者忽略，9月1日最后一篇特别用一组小标题突出徐水的高产“卫星”：
一亩山药120万斤
一棵白菜500斤
小麦亩产12万斤
皮棉亩产5000斤
全县粮食亩产2000斤
党报利用这位写过《水滴石穿》、《东方红》等乡土小说的作家，给中国人民描绘出一幅共产主义的海市蜃楼：
“这些将要发射的卫星庄稼，是在迈向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殿堂上空飘扬的鲜明耀眼的红旗;也只有人民公社才能竖起这样的红旗。
唱不尽人民公社的优越性，颂不完人民公社的灿烂前程。
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期间，把社员带向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
事实真相如何呢?后来才知道，就在人民日报这组重点报道几个月后，1959年春，徐水这个“共产主义试点”就有2400多人因饥饿而患浮肿，260多人饿死，11000人外出逃荒。
原来不是“历史上最高的仙境”不远，而是历史上最惨烈的地狱不远!
3，大饥荒
天灾人祸
诺贝尔奖得主、旅美华裔物理学家崔琦16岁时，被姐姐从河南宝丰县接走，辗转到了美国，而留在家乡的父母在1960年前后的饥荒中活活饿死。凤凰卫视在采访中问崔琦一生中有无后悔之事，他说：
“若自己不出国，或许父母亲就不会在大陆双双饿死。”
崔琦说着，难过得流下了眼泪。
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后来在回忆录《七十年回顾与思考》中，沉痛地表示：
“1958年的“大跃进”和1959年“反右倾”后的继续跃进，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了严重的灾难。
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增加。”
“大跃进”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至今还是一个政治机密。国家统计局前局长李成瑞在专业分析基础上推断：从1959年到1961年，“大跃进”引起的非正常死亡人口2158万。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死亡1800万人，解放后3年时间“非正常死亡”的人数竟超过了8年抗战!薄一波在回忆录中没有明确证实这个数字，却含蓄地提到：
“据中央有关部门汇总，到1959年4月初，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甘肃，贵州，河北等15个省区“无饭吃”的人口达2517万。”
专家考证说，以1959-1961年中国人均摄入卡路里计算，中国饥荒程度超过80年代震惊全球的非洲大饥荒。对于2000万以上人口“非正常死亡”或“无饭吃”这件事，一家日本通讯社称之为“和平时期最大人口事件”。英文《人口与发展通讯》则指出：“1958至1961年中国的大饥馑是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次。”
《蓝盾》杂志2006年第11期有篇沈河的文章写到：1960年3月12日中午11时许，红军烈属、四十来岁四川达县农民何明渊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旁，从包袱里取出一个长圆形的白色纸灯笼和一支红蜡烛。在众人讶异的目光下，他从容地点燃蜡烛，置入纸灯笼中，提着灯笼走过广场。
敏感的外国记者嗅出了味道，英国伦敦《新快讯报》称，这个小个子男子显然是在用白日点灯的方式，抗议中国大陆的“暗无天日”。何明渊的母亲和两个孩子被活活饿死，妻子因此而失踪，不少乡亲因饥饿而死亡。他一路讨饭，到专区和省城上访反映灾情，结果被3次收容，伺机逃脱后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来天安门沉默抗议，真是胆大包天!何明渊对找到他的中央调查组平静地回答：
“我考虑过——大不了一个死字罢了!我如果不离开家乡，这会儿恐怕也已经饿死了!人民政府竟会让自己的人民饿死，这叫什么人民政府?”
大大出乎我意料，在那个风声鹤唳的年代，北京市委书记彭真非但没有将他投入监狱，而且为了防止他回乡受到迫害，让他异地安居。像彭真这样的老共产党人在治国理政时尽管不乏严重错误和狂妄自负，但他们面对人民偶尔流露出来的赤子情怀也让你意外和感动。国家主席刘少奇听了天安门白日点灯事件的汇报，难过得久久不语，最后说：
“情况早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境地了!这是全党全国的头等大事啊!”
1961年春，刘少奇回湖南调查，对家乡人痛切而坦诚地承认：
“要知道秦始皇、隋炀帝是修长城、修运河垮台的，实际上我们比他们死的人还多些。”
刘少奇在老家宁乡县花明楼公社召集干部开会，动情地表示：
“这里死了很多人……不但你们这一辈子要记住，而且还要教育你们的后一代……可以刻石立碑，永远记住这个教训。”
回到北京，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说出一句惊天动地的话来，3年大饥荒是——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吴冷西事后赞叹，刘少奇敢于在党内大会上做这样公开总结具有“非常的胆略”。
在“大跃进”时，刘少奇曾经与毛泽东一样头脑发热。但在巨大的灾难面前，不文过饰非，不怕得罪人，对“人祸”的反省，使这个平日里长于组织、寡于言辞的党内二号人物的人格魅力熠熠闪现。
党报“祸国殃民”
对于如此巨大的民族灾难，除了中央的决策失误，人民日报作为中央党报该分担什么样的责任?
1961年5月，刘少奇对《人民日报》的“大跃进”宣传提出严厉批评：
“你们《人民日报》上登的新闻，有多少是真的?你们天天用大字登头条新闻，今天说那里生产如何好，昨日说那里的公共食堂办得好，究竟有多少是真的?怎么能指导实际工作呢?你们报喜不报忧，只登好的，不登缺点、错误。
“报纸在宣传生产建设成就方面的浮夸风，在推广先进经验方面的瞎指挥风，在政策宣传方面的片面性，这些，对实际工作造成了很大的恶果。你们宣传了很多高指标，放卫星，在这个问题上使我们党在国际上陷于被动。”
刘少奇给“大跃进”时期的《人民日报》给了4字尖锐的评语——
“祸国殃民”
对于“大跃进”时期的浮夸风、瞎指挥、放高产“卫星”等问题，刘少奇指出：
“大家都以为《人民日报》代表中央，《人民日报》提倡错误的东西，大家也以为是中央提倡的，所以，这几年很多事情，是中央领导一半，《人民日报》一半。《人民日报》搞了这么多错误的东西，影响很坏，可以说，有报纸的害处，比没有报纸的害处还大。”
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机关报强化、放大了党中央的决策错误，但人民日报的责任与中央特别是毛泽东本人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在传统的党报体制下，人民日报毕竟只是中央意志的一个“传声筒”而已。但人民日报人也不能因为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那份责任，而减轻自己的负罪感。人民日报紧跟毛泽东和中央大跃进的部署，而且不断用大辩论、大批判的办法，施加政治压力来促进高产，报上经常猛批的有保守派、观潮派、秋后算帐派，还有悲观论、条件论等。
吴冷西社长兼总编辑1962年“七千人会议”期间，在中直系统文教组检讨时只能承认：
“可以说，在一个时候，没有《人民日报》比有《人民日报》还要好一些。”
吴冷西谈到人民公社宣传时说：
“1958年夏的北戴河会议说：先试点，再推广。9月4日《人民日报》社论却说‘也可边试点，边推广’。北戴河决议说：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要三四年、五六年，或者更长的时间;9月3日《人民日报》社论却把‘或者更长的时间’这几个字擅自删掉了。可以看出当时的《人民日报》是火上加油，以致错上加错。”
关于高速度与按比例，吴冷西说：
“宣传了总路线的灵魂是高速度，高速度本身就是按比例。片面强调多快，忽视好省。”
吴冷西特别提到人民日报在1958年经常以图表对比形式，对兴修水利、造林以至煤炭、钢铁生产等，列表评比，批评数目低的是“大跃进”劲头不足，给各地以极大压力。
当时的福建省委书记梁灵光回忆说：
“《人民日报》登出一张小孩子坐在麦穗上的照片，发表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文章，说什么‘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这一天以后，柯庆施不断地给我们打电话，说全国连发几颗卫星都是在北方，南方的空气太沉闷了，你们要表态呀!叶飞(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很紧张，赶忙把记者找来，要他们‘赶快动手’，这样，福建也开始放卫星。”
人民日报资深记者李克林“文革”后反思：
“这已不是‘书生办报’、‘死人办报’，简直就是疯人办报!怎么就成了一伙疯人呢?
“在党报的宣传史上，1958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有同志说是‘头脑发热的日子’，是‘疯狂的年代’，我除有同感外，还觉得是诗一般浪漫的年代。当时的报纸宣传，当时的人的思想，真实与想像，现实与幻想，纷纷然交织于一起。我们是在办报，又好像在作诗;是在报道现实，而又远离现实。”
人民日报的记者编辑队伍曾经以实事求是自豪。来自《晋察冀日报》的李庄说过：
“报社的记者队伍保持着在老解放区形成的深入实际、联系群众、敢于反映真实情况的好传统，编辑们也有经常下去调查研究的好习惯，可以得到第一手数据。”
这样一支具有好传统、好习惯的党报队伍，难道在1958年统统变成“睁眼瞎”了吗?其实，在总体的头脑发热背后，也不乏冷静的观察思考。
李克林回忆说：
“记得有一次，农村版报道某公共食堂一月90顿不重样。我们评报时提了点不同意见，说这不可能，机关食堂也不能不重样，总编室一位同志批评说，你们不要给新生事物泼冷水。”
李克林在1958年秋收季节，住进河北元氏县农村采访，吃了公共食堂的饭，看了大炼钢铁的“小土群”，问了庄稼收成情况，“思想忧虑起来”。当地炼出的是一堆炉渣似的铁不像铁的东西，叫做“烧结铁”，不仅毫无用处，还毁占大批良田。李克林带了两块回来让报社同仁看，“反右倾”时恰成了她攻击大炼钢铁的罪证。
1959年春天，李克林又来到家乡河南农村，接触了一些干部群众，这次的所见所闻使她“忧心如焚”。公开的会上照样唱高调、反右倾、鼓干劲，但私下里听说有的县饿死了人。农民告诉她：
“浮夸太大了，国家拿走的是粮食，是实的，给农民留下的是数字，是空的。”
河南老乡对她抱怨说：
“报上胡编乱登，干部瞎吹乱报，有的人为了升官往上爬，品质不好;有些是上边压出来的，不得不报。毛主席他老人家知道不知道?”
从河南回报社，李克林汇报了基层采访的见闻。一年后庐山会议风云突变，全国“反右倾”，李克林被定性为“严重右倾”。她当时痛苦不堪：
“从延安窑洞入党以来，我一直视党如家，‘事无不可对党言’。为什么现在却不能言了呢?党是真理的化身，为什么一句真话也不能说了呢?”
另一位农业记者宋(王争)1959年下放甘肃“大跃进”先进县——武山县劳动期间，发现了与报上宣传迥异的悲惨现实：
“参观1958年我们报上宣扬过的引水上山的东梁渠，从匆匆而过的大汽车上，我们看到倒在山边的尸体。我怎么也没法把伟大的水利工程和这凄惨的景象连在一起来想，只觉得自己脑子发木，思维几乎停止了活动。
“进村20来天，发觉群众中浮肿病流行，我们下放干部之中也开始有人浮肿，我也浮肿了。当地医生对这种‘流行病’都含糊其词，连省卫生厅派下来了解情况的专家，在公开场合也说‘弄不清病因’。私下里，我们才听说与营养不良和疲劳有关。“
宋(王争)同样体会到了李克林的痛苦：
“‘反右倾’运动压得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党报记者不能正视现实，不但不能说，而且不敢想，真是有点哀莫大于心死。”
就在总编辑揣摩上意、有良知的记者痛苦不堪的情况下，人民日报以新闻史上罕见的集体虚假报道，把至少两千多万人民推向死亡。
虽然人民日报记者、编辑也尝到了“大跃进”的苦头，吃过“瓜菜代”，有人得过浮肿，但毕竟可以享受干部供给和居民食品供应，没有听说一个人“非正常死亡”。因此，即使大跃进宣传是抱着“诗一般浪漫”的善意，对那些数以千万计饿死的冤魂，人民日报也负有永远的罪责和愧疚。
两种党性观
然而，在政治高压下，人民日报毕竟还存在着直面现实的思想火种。
当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的报告传到人民日报时，据老记者金凤回忆，当时农村部17级以上干部正在轮训，听到“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句话时——
“起先，大家一下子仿佛怔住了，接着，便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那掌声大约响了有5分钟，不，10分钟吧，连服务员都跑进屋里来了，以为出了什么大事。”
“七千人大会”的反省，只是党史上的昙花一现。后来，连作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大胆判断的刘少奇，也在“文革”中招致杀身之祸。但他提出的疑问至今还在拷问着党报体制：
为什么《人民日报》竟然一度会“祸国殃民”?
为什么“有报纸的害处，比没有报纸的害处还大”?
对于党报的党性，在秘书“笔杆子”式的理解之外，中共党内始终存在第二种声音，即主张既要自上而下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也要自下而上地考察和帮助修正党的政策主张。
中共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在大声呼唤共产主义幽灵的时候，并没有丧失启蒙主义的立场。他把“党见”与作为“国民总意”的“舆论”区别开来，在《答汪叔潜》中写道：
“党见舆论，亦未可始终视为一物。党见乃舆论之一部分而非全体，党见乃舆论之发展而非究竟。从舆论以行庶政，为立宪政治之精神。蔑此精神，则政乃苛政，党乃私党也。”
刘少奇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对党的媒体服务对象把“党和人民”并列，对党的媒体功能则是“耳目喉舌”并举：
“群众对我们，是反对就是反对，是欢迎就是欢迎，是误解就是误解，不要害怕真实地反映这些东西……党的政策到底对不对，允许你们去考察。如果发现党的政策错了，允许你们提出，你们有这个权利。
“要采取忠实的态度，把人民的要求、困难、呼声、趋势、动态，真实地、全面地、精彩地反映出来。
“人民的呼声，人民不敢说的、不能说的、想说又说不出来的话……马克思主义的记者就真正上路了。”
《解放日报》的1942年改版循着前一种“传声筒”和“驯服工具”的思路进行，《人民日报》1956年邓拓主持的改版则体现了后一种思路。人民日报1956年改版社论《致读者》，提出了一些对苏联和中国党来说都是耳目一新的观点：
“《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
“各种不同的读者要求从不同的方面了解这个变化着的世界……是令人愉快的，或者是并不令人愉快的，人民希望在上面多看到一些，我们也应该多采集、多登载一些。
“报纸是社会的言论机关……报纸的编辑部无论凭着什么名义，总不能设想自己是全知全能的，或者故意摆出这样一副神气，活像对于任何问题可以随时作出绝对正确的结论……有许多问题需要在群众性的讨论中逐渐得到正确答案。有一部分问题甚至在一个时期的讨论以后暂时也还不能得出确定的答案。有许多问题，虽然已经有了正确的答案，应该在群众中加以广泛宣传，但是这种宣传也并不排斥适当的有益的讨论。相反，这种讨论可以更好地帮助人们认识答案的正确性。而且就是正确的答案，也经常需要在群众的实践中加以补充和修正。”
党中央肯定人民日报改版经验的124号文件甚至发出这样的告示：
“今后《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除了少数的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和少数社论以外，一般地可以不代表党中央的意见。”
党报不代表党中央的意见，恰恰是想放开讨论，鼓励党内外更多的人贡献意见，促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清华大学传播学系教授刘建明提出：这是一种“民主开放的党性”，试图“把党的意志和人民的意志统一起来”。与此相反，另一种党性则是值得警惕的——
“像希特勒的国社党、林彪和‘四人帮’之类的专制主义党团报刊的党性，则只为党派少数领袖集团从事错误的舆论活动，制造各种谎言，冒充人民的声音;同时，实施严格的控制，重大的事情不让人民知道，经常歪曲事实，制造舆论，压制敢于说真话的记者，禁止发表不同于领导者的意见以维护少数领袖集团的专制统治。”
不幸的是，《人民日报》1956年改版所体现的党内清新理性的政治思维，被1957年的“反右”、1959年的庐山会议粗暴打断。
1956年《人民日报》“一般地可以不代表党中央的意见”声犹在耳，“大跃进”一来就变成全党“都以为《人民日报》代表中央”，而且连人民日报自己也认为除了代表中央不可能再做点什么。党报作为党的耳目、人民的喉舌那一部分职责发生功能障碍，“人民不敢说的、不能说的、想说又说不出来的话”已经不可能通过党报渠道反映出来。
刘少奇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精心设计的党和人民、耳目和喉舌、宣传政策与考察政策、宣传党的主张与反映人民呼声的巧妙平衡，在现实面前竟然不堪一击。
显然，问题的症结要从人民日报以外去寻找。
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大跃进”时期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变化，1959年1月，中共中央第四次全国监察会议批判了党的监察委员会与党委平行的错误，明确规定监委必须在党委领导下工作，当好党委的助手。
这是一个与庐山会议同样严重的信号。不仅仅是政治局委员给中央主席写信会被打成“反党”，现在从监察委员会到党报，党内权力制衡、舆论监督的民主机制得到彻底破坏。而且，没有资料表明这种政治倒退受到过任何有力的抵制和质疑。
中华民族的列车只能在一个错误的轨道中疯狂前进，没有刹车，没有方位标识，眼睁睁地驶向一个毁灭性的深渊，终于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大跃进”和大饥荒。
以数千万人的惨死为代价，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本可以成为中共历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点。可惜的是，7000名党内精英开会将近1个月，“白天出气，晚上看戏”，只是围绕“大跃进”具体做法的得失坦率地或委婉地进行讨论，未能深入触及党内民主机制被破坏和如何修复这样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虽然饮恨退居二线，但他粗暴破坏党内民主的做法没有得到认真追究，很快又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旗帜下卷土重来。
尽管人民日报在“七千人大会”受到全党的责难，但全党也没有作出努力，对党报管理体制作出任何修正。秘书班子出身的吴冷西既不可能鼓起勇气、恐怕也缺乏反省能力，去思考和建议如何从根子上克服刘少奇所批评的人民日报的缺点错误，以避免党报下一次的荒唐和耻辱。
4，谎言
“神话”的诞生
从1959年到1961年，当“和平时期最大人口事件”和“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次”发生时，面对“人相食，要上书的”，最高领导层如何向自己的人民、向历史交待?
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不得不作了检讨：
“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
可惜的是，就在这个“比较地懂得”的农业领域，就在“生产关系”方面，新中国的折腾最多，损失最重，而农业生产力的进步甚少。
然而，“七千人大会”上，深藏不露的林彪传出不和谐音。他别出心裁地把上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称为“交学费”，并且信誓旦旦地说：
“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
毛泽东对林彪的讲话大喜，从会场下来，毛泽东兴奋地对总参谋长罗瑞卿说：
“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讲话你们作得出来吗?”
毛夫人江青在“文革”中透露说，毛泽东对“七千人大会”是“心里憋着一肚子气哩”，只对林彪的讲话“内心是感激的”。
显然，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所谓“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说并不认同。在公开场合，党在寻找另外的解释。
1959年9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的口粮标准的指示》中，首次出现了大规模自然灾害的说法，宣布“全国今年遇灾面积达九亿亩(全国耕地16亿亩，占56.25%)，并把自然灾害与夏粮库存减少和山东、河南、山西、安徽、江苏等省肿病、非正常死亡和人口外流现象挂钩。
9月23日，中共中央《关于压缩食油销量和加强油脂收购的指示》，再次提到“今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导致食油库存新低，因而只能降低居民食油供应。
耐人寻味的是，在此前2个月中央庐山会议期间，无论是彭德怀的意见书，还是中央郑重其事的反右倾文件，都没有提到当时中国存在严重的“自然灾害”，尽管用“天灾”反驳彭德怀对“大跃进”缺点错误的批评是最好的理由。
1960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展望60年代》，第一次向外界公开宣称农业生产遇到了“几十年未有的特大自然灾害”。
9个月后的国庆社论，让“自然灾害”攀上一个新的高度，表示1960年是“建国以来遭受到最大自然灾害的一年”。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人民日报一再声称存在特大自然灾害，在这3年的报纸版面上，却看不到对于“占全国耕地总量56.25%”的灾情成规模的新闻报道，更没有一张受灾或抗灾图片。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公报更把这种天灾程度推向极致：
“在1959年严重自然灾害之后，1960年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
再后来，“自然灾害”又扩展到1961年，从2年变成3年。“三年自然灾害”成了官方对大饥荒的标准解释，掩盖“大跃进”荒唐的遁词。据有心人统计，从1960年到1976年底，仅《人民日报》就有170篇文章使用这个称谓。
一个现代“神话”就这样被精心编织出来，一直传承到“文革”后。上世纪90年代，一批专家学者对1959-1961年的中国气象水文精心研究，不约而同得出同样一个惊人的结论，原来那句让刘少奇后来付出生命代价的所谓“三分天灾”其实也不存在，这3年完全是正常年景!例如，金辉在于光远主编的《方法》上撰文《风调雨顺的三年》，以若干无可辩驳的科学数据，指出：
“1959～1961年间，中国大地风调雨顺，全国的旱涝态势相当正常。并且，其正常的程度甚至令人吃惊。
不论与其他任何灾年或是常年比较，1959～1961年三年灾难时期全国的气候都可以说是天公作美，甚或‘历史上的最好时期’。本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在中国大地上，既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严重自然灾害，也没有发生大的战乱和严重瘟疫，而是天下太平，风调雨顺。”
金辉用尽可能平静的笔触，轻轻揭破一个“神话”：
“实际情况是，在1959～1961年间，导致‘农作物产量比常年减产30%以上’的成灾面积中，起主要作用的根本不是什么自然灾害，而是左倾狂热及其指挥下的9000万人去大炼钢铁、大办食堂和‘共产风’使人们无心收割庄稼、‘大兵团作战’和瞎指挥的穷折腾，以及农业劳动力大量死亡和患病等等。正是这些人为因素直接和决定性地造成了三年灾难。它显然不是什么‘自然灾害’。”
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神话该结束了。
至于所谓苏联“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其实也与大饥荒不沾边。中苏交恶是在中国经济已经崩溃、大批中国人已经死去的1960年7月，而且苏联毁约影响的是工业尤其是军工业，与普通老百姓的肚皮无关。
中国百姓所不了解的是，1961年周恩来曾提议向苏联远东地区借20万吨粮食，尽管此时中苏已经恶语相向，苏联政府还是如数借给了中国，“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1961年3月，苏联政府还曾表示愿意提供中国100万吨小麦、50万吨转口古巴糖，当年贸易欠款可延续至5年内偿还。毛泽东不想在赫鲁晓夫面前丢脸，只准接受古巴糖，不准接受苏联小麦。
就此打住，因为这样的考证对整整一代中国人来说，未免过于残忍。
但人民日报不能原谅自己的过失。如果塞给中国人民一个2000万人“非正常死亡”的不实解释可以只算作“过失”的话。后来，在1976年TAM事件中，曾有读者把刊发颠倒黑白报道的人民日报撕碎了寄给当时的总编辑鲁瑛，上写“戈贝尔总编辑收”。那么吴冷西领导下的人民日报对于3年大饥荒的解释，与鲁瑛有什么本质区别吗?
其实，当时中国人用咕咕作响的肚子，对党报的白纸黑字投了不信任票。我的学长、一位50年代的复旦大学新闻系学生在当年的日记中写道：
“1961年1月18日 星期三
上午组织大家学习《人民日报》和《红旗》元旦社论。开始讨论大好形势时，一个同学开玩笑地说：‘形势大好，我一天天烂下去’。又说：‘社会主义好，就是吃不饱;资本主义不好，就是不用挨饿。’当讨论到去年的灾害时，他又说：‘是地球犯了政治错误……’
最近，我有一个坏毛病，喜欢谈吃，容易想到吃。”
这是典型的中国式幽默，此后的人民日报还将一再领教读者的这种黑色幽默。
“天聋地哑”
撇开“自然灾害”的真伪不说，从中央察觉饥荒苗头的1959年5月底发布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到1960年夏收，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人民日报作为“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为纠正党的决策失误，为救人民于水火，都做了些什么呢?
人民日报没有组织记者到各地采访报道中国民众“非正常死亡”、万户萧疏、饿殍遍野的惨状。敢于在报社谈论基层实情的记者，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至少也落个“严重右倾”倾向。三十年后，一些老记者还记得吴冷西从庐山毛主席身边回来，在报社大会上一句冷冰冰的话：
“有的同志大家共同战斗了几十年，现在要分手了!”
过来人都能听出这句话背后刺骨的寒意，足以代表党把记者、编辑的真实报道和真心话逼退。
大饥荒中最多的死亡发生在1959年11月至1960年夏收前。在这段时期的人民日报上，虽然“大跃进”逐步有所降温，但仍是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从党报上看不出任何危机：
1959年6月14日的社论，还在鼓吹“大跃进的高速度”，“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我们的伟大的理想”。
7月6日社论《大量生产小球藻》，隐约说明小球藻不仅可以喂猪，某些地方人也可以吃，甚至可以用来哺乳婴儿。这是饥荒期间鼓励人民“瓜菜代”的先声。但与此同时，报纸还在宣传毛泽东最新指示“今冬动员7000万人”大炼钢铁，声称 “全国各地涌现了很多亩产千斤左右的小麦高额丰产田”。
1960年元旦社论《展望60年代》驳斥“美国宣传机器”关于1959年是中国“最黯淡的年份”、“最困难的年份”的“谣言”，声称1959年“就全国来说仍然得到了比1958年更大的丰收”，“全国城乡都洋溢着欣欣向荣的景象”。社论大言不惭地说：
“不但对于1960年继续跃进和更好的跃进，充满了决心和信心，而且对整个60年代的连续跃进，也充满了决心和信心。”
到1960年春节，人民日报1月30日在头版在《公社社员欢度春节》大标题下发表一组新闻：
工人兄弟来做客 老人欣谈幸福多
电灯底下谈新事 家家研究“开门红”
告诉亲爱的毛主席 春节事事称心如意
苗家儿女个个盛装 清水江边载歌载舞
锣鼓齐敲公社好 龙灯编成跃进年
后人翻开人民日报，哪里想像得到，就在这个春节，千百万中国人民正在辗转沟壑?!
1960年上半年，人民日报也发表过一些不痛不痒的社论，要求《全面安排社员生活》，《全面组织城市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像抓生产一样地抓生活》，从今天看其实是想小声提醒全党关注全国出现的民不聊生。只是社论的文笔未免过于婉转，回避了人民吃不饱饭的残酷现实，对于“大跃进”以来甚嚣尘上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压根起不到什么切实的警世和纠正作用，何况其中还继续夹杂着对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赞歌。
这年3月，毛泽东对贵州大办公共食堂的报告大为称许，据贵州省委说，贵州省农村食堂巩固的约80%，不固定的约20%，在食堂不固定的地方才有“外逃、肿病和死人现象”。毛泽东让中共中央批准这个报告，下令公共食堂“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1960年全国农村食堂达到贵州省的水平。
《人民日报》立即响应，继续为公共食堂大造声势。一会是贵州“十一万九千多个食堂越办越好……社员吃得饱吃得好吃得干净卫生”，一会是《河南33万个食堂坚如磐石》，“人们吃得饱，吃得好，干劲足”。
而实际情形呢?当时贵州已有至少数十万人饿死，奄奄待毙的更多，省检察院已将“革命圣地”遵义人吃人的惨况秘密上报。
1960年的国庆社论在托词当年是“建国以来遭受到最大自然灾害的一年”同时，还要充硬汉地说：
“全国2.4万个农村公社没有一个经受不住这样的考验，充分表现了它的顽强成长的生命力。
“人民公社已使我国农民永远摆脱了那种每遭自然灾害必然有成百万、成千万人饥饿、逃荒和死亡的历史命运。”
当时“成百万、成千万人饥饿、逃荒和死亡”的残酷现实，连党的一些高级干部也开始心怀愧疚地面对和承认，但人民日报还在公然抹煞事实和造谣!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在人民公社典型河南信阳地区饿死100万农民后，到信阳地区光山县调研，回来说：
“我到光山去看过，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确实是这样，这不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攻击我们，这是真的。”
1960年五六月份，在夏收前青黄不接、无数中国人气若游丝的时候，人民日报连续若干天的头版竟然彻底抹掉国内民生新闻，大肆渲染全国各地集会示威，“支持苏联反对美帝国主义间谍飞机入侵和破坏四国会谈”，以及解放军炮轰金门。
尤其刺眼的是，放着本国那么多饿死的魂灵不理，某日却在一版刊出了一个日本反政府示威中死亡的女学生照片，文字说明是“日本民族英雄木华美智子永垂不朽”。这差不多是人民日报全年唯一的平民单人照片。
四十多年后，这张照片比前述所有文过饰非的文字，更让我耿耿于怀——我所钟爱的人民日报，在新闻价值的取舍上曾经本末倒置到什么地步!
人民日报，我为你愤怒而且悲哀。
后人的研究表明，在几个关节点上，如果中央能够明白全国形势的严重性，及早采取措施，本可以挽救千万老百姓的性命。人民日报虽然力量有限，但完全可以效“耳目喉舌”之劳，在传统政治格局允许的范围内，透一点风，说几句话，提醒中央和全党直面灾难。
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是决定数千万人生死的关节点，不幸的是毛泽东把彭德怀打成“反党集团”，中断了纠“左”的进程。当庐山上的高级干部对彭德怀墙倒众人推的时候，人民日报更不可能对“左”的严重性置一词。
另一位农民作家、山西阳城县委兼职书记赵树理在全国“反右倾”大浪滔滔的时候，敢于向上级如实报告缺粮情况，将政府征收过头的粮食退还农民，及时分发，救了阳城县不少人，让阳城人民感念至今。丁抒在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出版的《人祸》一书中写道：
“1960年上半年农民饿死与否，主要取决于中共县委、省委书记们是否向上级说了实话。只要他们肯向上司说实话，承认过去吹了牛，把农民的口粮充作‘余粮’交进了国库，那么多半能讨回一些粮食，使治下的饥民免于一死。”
在各地瞒报成风的情况下，周恩来总理戴上眼镜、拨着算盘，统计核实全国粮食实际库存，直到1960年秋天才弄清全国缺粮的真实数字。到年底，周恩来、陈云等人才痛下决心，不顾毛泽东的老大不乐意，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粮食救急。
如果人民日报能像赵树理一样仗义执言，发出公开报道或内参;如果吴冷西能利用主席贴身工作人员的便利，像田家英从浙江农村调查回来就力主“包产到户”那样，近水楼台向毛泽东陈情救灾，本可以更早地引起中央和全党警惕，至少为总理早一点弄清粮荒程度出把力，推动人民政府拨出“返销粮”，或者早点进口粮食。
遗憾的是，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党报党刊和国家通讯社保持着可耻的沉默，赵树理以农民的质朴说出一句无比悲愤的话来：
“1960年时的情况是天聋地哑。”
人民日报的失语，是“天聋地哑”的恶兆。
耐人寻味的是，人民日报老领导、老记者的回忆文章中，对“大跃进”时的虚假宣传反思颇多，却很少提到紧接着“大跃进”的“大饥荒”报道缺位和舆论失职。
这是偶然的疏忽，还是党报人员内心深处新闻自由、舆论监督的意识贫乏?或者是认为在当年的政治体制下，人民日报任何如实报道的努力都是痴人说梦，所以根本不作妄想?
邓拓的谀词
在民主机制阙失的情况下，体制内报人的心态最难琢磨。比如，老记者李克林、宋(王争)“不能说、不敢想”的痛苦，比如人民日报老社长邓拓在饥荒中一反常态的表现。
邓拓在参加革命前以一部《中国救荒史》成名。对于“灾荒之多，世界罕有”的祖国，邓拓早已做出深刻的观察，认为以往的学者过高估计自然条件对灾荒的的影响力，是很不妥当的——
“灾荒基本上是由于人和人的社会关系的失调而引起的人对于自然条件控制的失败所招致的社会物质生活上的损害和破坏。
“从来灾荒的发生，带根本性的原因无不在于统治阶级的剥削苛政。”
不可思议的是，邓拓1960年7月下江南，竟然对全国性的大饥荒没有一点敏感和思考，却写下一组《江南吟草》。他在序言中说：
“近于病后漫游江南，到处气象一新，令人鼓舞。跃进声中，山川倍见壮丽，风物美不胜收。时有所感，辄成小诗。”
即使是灾荒程度较轻的江南，当时也已是一片民不聊生。但在邓拓眼里，统统成了莺歌燕舞的田园诗。你看——
“东风飞雨过萧山，百里田畴曲水间。蓑笠云烟浑入画，插秧人在白萍湾。(《萧山野外》)”
“丽日和风烟水平，云天摇漾远帆轻。鼋头望远具区阔，静听湖波拍岸声。(《游鼋头渚》)”
这个备受打击的党内报人，写出如此谀词闹曲，是荒政专家敏锐嗅觉和书生道义感的退化，还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高压下的自保反应?谁能说得清楚?人民日报老同志的回忆录，对此大都语焉不详。
后人所知道的是，邓拓回到北京后，终于没有继续迟钝和粉饰现实，以冷峻思考的头颅，慨然写下《伟大的空话》、《专治“健忘症”》等一批杂文，洗刷了《江南吟草》的尴尬，凭着一个老党员和书生的良心，向党进上逆耳忠言，直到走向那个血迹斑斑的人生终点。
从《人民日报》想到解放后它取代其全国报业领袖地位的《大公报》。仅仅在此前十几年，抗战时期河南灾荒导致300万人死亡，重庆《大公报》1943年2月1日发表6000字的记者通讯《豫灾实录》，首次披露灾民惨状。第二天，《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写出感人至深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
“谁知道那三千万同胞，大都已深陷在饥馑死亡的地狱。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乾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够换到几斗粮食。这惨绝人寰的描写，实在令人不忍卒读。”
王芸生大胆为灾民请命，要求国民党政府救河南同胞于水火，并痛斥重庆豪商巨富的奢靡生活，还在社评最后表示愿意为读者收转赈灾款项。蒋介石读后勃然大怒，勒令《大公报》停刊3天。这篇社论就此成为中国新闻史上批评报道、为民请命的代表作。
研究当代文化人命运的学者谢泳，对《看重庆，念中原》社评感慨系之：
“不说别的，光这个标题，今天就没有人能做得出来。”
5 陈伯达
“没有爹娘的孩子”
这是一段过来人都熟知的政坛风云。
1965年11月1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口气不小，指名道姓批评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人民日报》编辑部不明就里，请示社长兼总编辑吴冷西怎么办?吴冷西说要请示中央。
很快，吴冷西通知编辑部，中央决定不予转载。吴冷西当时名列“中央文化革命”5人小组，胸有成竹地透露：姚文元文章是江青和上海市委搞的，目的是要整北京市委，不是中央的意思;文章联系“翻案风”、“单干风”，太勉强。据说中宣部还给上海市委打了电话，责问如此重要的批判文章发表前为什么不跟中央打招呼?
到了11月底，风云突变。吴冷西匆忙致电编辑部，说中央作出新的决定：北京各大报全部立即转载姚文元文章。人民日报大惊失色：原来这篇文章是毛泽东亲自审定的!毛泽东夫人江青事后透露：
“张春桥、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
“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遍。”
但是，《人民日报》所依循的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仍然没有搞懂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或者是装糊涂，企图把对《海瑞罢官》的批评限制在学术范畴内。11月30日《人民日报》将姚文元文章刊登在“学术研究”版，总编辑吴冷西主持起草“编者按”，给围绕《海瑞罢官》的“辩论”定调：
“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
这个按语经周恩来总理亲自审定。此后一段时间，《人民日报》同时刊出肯定和否定《海瑞罢官》、拥护和反对姚文元的文章，比如有一篇《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质疑》直率地指出：
“姚文元同志捕风捉影，牵强附会，把自己的主观臆断说成剧作者的主观意旨，恐怕不是无产阶级应有的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吧!”
吴冷西给报社编辑部吃定心丸说：
“批判《海瑞罢官》，不是政治问题。”
然而，到了1966年4月1日，如晴天霹雳，吴冷西突然神色紧张地告诉人民日报编委会：毛泽东严厉批评了由彭真主持制订、当作中央文件下发的“文化革命”《二月提纲》，说它是“完全错误的”。吴冷西赶写一篇批判《二月提纲》的社论，还要从政治上批判《海瑞罢官》。吴冷西叮嘱说，以后这类批判文章不要再送中宣部审定，要自己独立负责。
吴冷西的这个提示，表明上海滩姚文痞的一篇文章威力之大，不仅摧垮了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而且连中宣部也失去了权威，很快就被毛泽东指责为“阎王店”砸烂了。
虽然吴冷西还经常到毛泽东那里参加起草中央文件，但在中央考虑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时，吴冷西的名字被毛泽东大笔一挥勾掉了。反映毛泽东最新意图的文章，都来自张春桥、姚文元把持的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林彪掌握的《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只有跟着转载的份儿。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局面，过去都是各报转载《人民日报》的文章。“文革”后担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余焕椿，回忆那时候人民日报同事的心态：
“党中央机关报，一旦不知中央的声音在哪里，那种慌乱和不知所措，就像没有爹娘的孩子。”
后来人们才知道，为了部署这场与党内二号人物刘少奇的政治大对决，毛泽东行事非常谨慎，只信任妻子江青，由江青出面拉拢柯庆施的上海市委和林彪的军方。从姚文元文章的出笼，到组织对北京市重臣吴晗的政治大批判，都是毛泽东一个人下决心，瞒着几位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和总书记悄悄布置，也没有给自己空投到人民日报掌握版面的吴冷西打一声招呼。
尽管吴总编辑在“大跃进”中有过卓越表现，作为“秀才班子”参与撰写过中苏论战“九评”，为毛泽东争取在国际共运中“为首”鸣锣开道，但毛泽东不能原谅他在《海瑞罢官》问题上对刘少奇、彭真亦步亦趋。毛泽东气乎乎地说，这段时间——
“我说过我学蒋介石，他不看《中央日报》，我也不看《人民日报》，因为没有什么看头。”
“我只看《解放军报》，不看《人民日报》!”
毛泽东借批评《人民日报》，发泄对刘少奇等中央一线领导的不满。彭真心知肚明，安慰吴冷西说：
“主席的批评不仅对你，也是对我们说的。”
本来秘书班底领办党报的体制已有架空中央之嫌，但在吴冷西跟中央一线领导走得过近时，毛泽东毫不留情地决心换马，再换一个只听命于自己的秘书。
陈伯达的“扫帚”
5月28日，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宣告成立，毛泽东提名自己的秘书陈伯达当组长，自己的妻子江青任第一副组长，康生为顾问。这就是在上世纪60年代后半叶的中国政坛上炙手可热的“中央文革”，它名义上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实际上直接对毛泽东个人负责，其功能取代了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和邓小平主持的书记处。毛泽东通过“中央文革”重返一线，刘邓在党内的地位已经摇摇欲坠。
在“中央文革”宣告成立的当天，陈伯达在人民大会堂召集首都几个主要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宣布解除吴冷西领导北京各报宣传的权力。
5月29日，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意识到吴冷西已经不保，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作出决定，第二天刘与周恩来、邓小平联名写信给正在杭州遥控政局的毛泽东请示：
“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同志直接领导下，到报馆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
毛泽东当天批示：
“同意这样做。”
5月31日晚10时左右，陈伯达带领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冲着吴冷西等人说：
“从现在起，由工作组领导《人民日报》，原来的社领导不得插手。”
吴冷西要发言，刚讲两句，就被陈伯达粗暴打断。陈伯达宣布中南海同僚吴冷西停职反省。不久，吴冷西被投入监狱。
陈伯达后来得意洋洋地说，“我在人民日报发动了一场小小的政变。”人民日报是全国头一个被夺权的单位，比6月1日陶铸从广州飞来北京接任中宣部长、6月3日中共北京市委改组都要早。陈伯达率领的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也比中央向北京大学派驻工作组早了2个月。由此可见，人民日报是比其他部委和机关更迫在眉睫的兵家必争之地。
陈伯达进驻人民日报当晚，紧急布置第二天要发一篇“旗帜鲜明的社论”，向全社会发布《五·一六通知》的核心内容。社论说“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内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继续发展，社论煽动群众——
“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最初的社论标题是《再接再励，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陈伯达嫌过于平淡，“没有震憾力和号召力”。他在纸上写了几个题目，斟酌片刻，最后圈定其中火药味最浓的一个——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牛鬼蛇神”原是佛教用语，牛头的鬼，蛇身的神，说的是阴间鬼卒、神人。秘书陈伯达深知毛泽东信手拈来这个词儿，常常用来代指他不喜欢的人群和文艺作品。例如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最近一个时期，有一些牛鬼蛇神被搬上舞台了。”这是指传统戏曲中的鬼戏。1957年发动“反右”运动前，“让牛鬼蛇神都出来闹一闹”，指的是共产党打算“引蛇出洞”的知识分子。1960年代毛泽东心目中的“牛鬼蛇神”则泛指所有敌对势力：“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这是警告刘少奇等中央一线领导人，不抓“阶级斗争”，就可能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对“牛鬼蛇神”的处置，也像他们的罪名本身一样，主观随意性较大，既没有国家法律，也没有执政党内政策加以规范。从被贴大字报、批斗、审查，到剃阴阳头，限制人身自由，关进牛棚，或送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甚至注销城市户口，遣送农村落户，家属亲友也受株连。
陈伯达特别吩咐：社论放在头版最上方，标题做通栏，文章排楷体字。当时中央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尚未公开发表，这篇社论无异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纸动员令和宣言书，向全党、全国人民宣告一场特大政治风暴的来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成了“文革”中煽动打砸抢的口号。长达十年令人发指的癫狂和污浊，从这一天的社论拉开狰狞的大幕。从国家主席刘少奇到掏粪工人时传祥，更有无数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被迫害致死，这是一个长长的名单：人民作家老舍、老报人储安平、翻译家傅雷、乒乓球明星容国团、电影明星上官明珠……邓小平1980年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沉痛表示：
“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阔。总之人死了很多。”
据官方粗略估算，十年“文革”中受迫害、被株连的人口达1亿人。
横扫“牛鬼蛇神”的鼓噪，从人民日报发出，也给中央党报自己的工作人员留下带血的伤痕。6月1日社论发表后，人民日报内部空气骤然紧张，吴冷西等一批社领导被当作“走资派”揪到报社礼堂。造反派强迫他们跪在台上，围着他们拳打脚踢，吐唾沫，抽皮鞭。原文艺部主任陈笑雨本已调到华北局政策研究室工作，此时也被揪回报社批斗，一直在台上污辱到晚上10点才让回家。据老记者田钟洛回忆说：
“笑雨满身污秽、一脸愤懑、双目炯炯、双唇紧闭，到了办公室取了手提包，疾步下楼。他回到三里河华北局宿舍，但是并未回家，只是悄悄将手提包塞进宿舍铁门，就回身到玉渊潭，让清澈的河水陪伴他离开那个混乱污浊的人世。”
这是继老社长邓拓之后，人民日报屈死的第二人。陈笑雨给夫人黄寅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只有12个字：
“死了算了，干干净净。寅，永别了。”
就在同一天深夜，曾为人民日报副刊撰稿的作家老舍先生也愤然自沉于太平湖。北京两片清澈的水面，同时接纳了编辑和作家2个纯净的灵魂。
陈伯达的“六一”社论还号召“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于是“破四旧”之风刮遍全国，大量不可再生的文物和古建筑被摧毁殆尽，其荒唐可恶不亚于前几年阿富汗塔利班炸毁巴米扬大佛。这是一场比秦始皇“焚书坑儒”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民族浩劫!
“文革”后，在审判林彪、江青集团的特别法庭上，被告陈伯达当众坦白：
“那时候我像发疯了一样!
“社论是我搞的，并且是我出的主意，竟没有事先送中央审查，罪恶是很大的。
“就凭这篇文章，也可以判我死罪了。”
6月1日，陈伯达进驻人民日报的第二天，接到毛泽东从外地亲自打来的电话，下令安排人民日报、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造反派的“大字报”。毛泽东为这张质疑中共华北局和党中央权威的“大字报”写下批语：
“这张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比巴黎公社意义更大;
“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 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打破……”
以“大字报”为杠杆，毛泽东从北京大学到北京市委，直捣刘邓主持工作的中央。当天，毛泽东的电话还打给了康生。政治局委员兼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在广播里听到这篇公然挑战党的领导的“大字报”，去问周恩来：
“这么大的举动，为什么事先不打个招呼?”
周恩来说，他也是在广播前才接到康生的通知。当天，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也在向刘少奇机要秘书打听：
“看到过中央关于审批广播那张大字报的传阅文件吗?”
机要秘书说没有，王光美忧心忡忡地说：
“这么大的事，少奇同志说他不知道，他说中央开会没有说过。”
党主席秘书兼人民日报负责人陈伯达此刻的地位，已经超过党中央副主席。陈伯达权力恶性膨胀的背后，是毛泽东个人的绝对权威凌驾于中央集体领导之上。
从6月1日到5日，陈伯达一口气发表了5篇社论，号召全国造反。被印成活页文选，在全国广为传布，成为人人必读的“学习文件”。另外4篇同样气势嚣张：
《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
《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
《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
陈伯达坐镇人民日报，要求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负责人每天晚上必须到人民日报社开碰头会，“统一宣传口径”，其他各报也都照此精神与人民日报“对表”，确保“文化大革命”的战略部署迅速准确地转播到每个角落。
6月初在人民日报先声夺人后，陈伯达因为忙于“中央文革”的全国夺权部署，委托王力分管《人民日报》、关锋分管《红旗》杂志。从1967年起，《人民日报》在王力控制下，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将王洪文上海“一月革命”的造反夺权经验推广到全国。1月28日《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号召——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夺权斗争。
“真正的革命左派，看的是夺权，想的是夺权，干的还是夺权!
“自下而上地夺权……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
接着，从当年1月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起，到1968年9月西藏和新疆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止，《人民日报》接连发表29篇祝贺各地夺权“成功”的社论。毛泽东满意地看到陈伯达在人民日报发动的这场“小小的政变”，成功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彻底摧毁了刘少奇经营多年的党政干部体系。
毛泽东幽默感十足地谈起自己2个贴身工作人员的更替：
“陈伯达的扫帚不到，吴冷西的灰尘不会自己跑掉。”
其实，不是陈伯达的扫帚，而是忠于职守的秘书陈伯达，挥动毛泽东本人的扫帚，给中央党报，并借助党报给党中央和全党，来了一次大扫除。
书生掌握大局面
陈伯达，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生，1939年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比吴冷西和田家英做秘书的时间还早。1943年蒋介石发表有法西斯独裁倾向的《中国之命运》，毛泽东授意陈伯达写出《评〈中国之命运〉》，痛斥蒋介石，在延安《解放日报》刊载，加上此后另一篇《人民公敌蒋介石》，陈伯达在共产党内开始以“理论家”身份扬名。解放后，陈伯达仍然是毛泽东秘书，同时在中宣部挂名副部长。当时在中宣部工作、“文革”后出任人民日报社长的秦川，对这一阶段的陈伯达并无不良印象：
“陈伯达很少参加中宣部部务会议，碰到中宣部大一点的会议就请他来讲话。他福建口音很重，要有人翻译。常见他在中南海散步，他对谁都客客气气，没有什么架子。他经常自称‘小小老百姓’，没想到‘文化大革命’中竟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
但是，毛泽东机要秘书田家英对陈伯达观感很差。据田家英夫人董边回忆：陈伯达经常向田家英打听“主席最近又读了什么书?”“注意什么问题?”之类。为人正直的田家英感觉这样察颜观色“是一种危险之事”。
没有迹象表明，陈伯达在出任“中央文革”组长前，有什么坚定的思想倾向。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与田家英一样，对彭德怀给毛泽东的意见书心存同情，冒失地在毛泽东面前夸过一句彭总文章“写得不错嘛”。但毛泽东并未深究2位秘书，只是让彭真出面给陈伯达布置任务，写一篇批判彭德怀的文章，以实际行动将功补过。
1965年1月上旬的一天深夜，习惯夜间工作的毛泽东传唤陈伯达，谈起对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系列与刘少奇截然不同的观点。毛泽东强调，“社教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修正主义分子地方有，中央也有。陈伯达听着，暗暗心惊，整理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全国各地发布。党史专家推测，陈伯达可能是除江青外，党内最早领会毛泽东决心打倒刘少奇意图的人。
正因为如此，陈伯达才会有这样的底气，在进驻人民日报后，无需请示中央，连续发表若干篇气吞山河的社论，煽动“天下大乱”。
林彪曾以谅解的口吻，评价陈伯达出任“中央文革”的要职：
“一个书生掌握这么大的局面，他不容易啊。”
陈伯达的异军突起，到这年7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登峰造极：他以“中央文革”组长身份进而问鼎政治局常委。连一向内敛的周恩来也不想掩饰他对陈伯达进入常委的惊讶：
“我没想到你还列入这个名单里。”
江青嫌陈伯达迂阔，给他起了个绰号“陈夫子”。在“中央文革”，江青直言不讳地嘲笑他是“刘盆子”。作为“中央文革”这个党章和宪法都没有载明的机构名义负责人，外有刘少奇、周恩来体系老干部、老将帅的负隅顽抗，内有第一副组长江青的咄咄逼人，陈伯达也只好经常以“刘盆子”自嘲。“刘盆子”何许人也?西汉末年依仗刘氏宗室身份当上皇帝，但资历、能力甚浅，最终亡国，是个阿斗式的人物。尽管对自己的局限性有所认知，陈伯达可能还是没有参透毛泽东启用自己的真实意图——掩护江青在党内崛起。一朝权在手，陈伯达就忘了自己的口头禅：“我是个书生，不行。”
陈伯达拉进“中央文革”的几个小秘书，都没有好下场。分管《人民日报》的王力，分管《红旗》杂志的关锋，因为鼓吹“揪军内一小撮”，受到毛泽东呵斥“还我长城!”王力、关锋，还有戚本禹，在完成搅乱全国的任务后，作为“中央文革”与老干部和军队妥协的“替罪羊”，被毛泽东亲自下令逮捕。还有从《解放军报》调来的总编辑唐平铸，也没有在人民日报站稳脚跟。
在“中央文革”里，副组长江青才是实际上的当家人，什么事都是江青说了才算数。“中央文革”剩下的成员，都是张春桥、姚文元那样的心腹，包括康生那样老奸巨猾的重臣，也唯“第一夫人”马首是瞻。渐渐地，江青寓所——钓鱼台17号楼成了“中央文革”的代名词。8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干脆宣布：
“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
吴冷西做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的时候，可以列席政治局常委会，陈伯达领军人民日报时直接做了常委，但对于第一家庭来说，吴陈两人仍然是一秘书和准秘书身份，一种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政治道具。
果然，张春桥、姚文元从上海《解放日报》调来的鲁瑛，在中央驻《人民日报》工作组中渐渐脱颖而出。而陈伯达对《人民日报》的管辖权，最终落到了江青的心腹姚文元手中。
6 九大
对“文革”第一声异议
毛泽东内心明白，对于他发动“文化大革命”——
“这事赞成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先看周恩来，尽管这位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忠臣努力理解和紧跟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战略部署，但在内心深处不会赞同不顾天下苍生的政治大动乱。周恩来英文秘书李慎之1987年访问日本时，听日本公明党前委员长竹入义胜讲起“文革”时访华受到周恩来接见的一幕——
“当接见结束,周恩来已送客转身，竹入一行也已经走到楼梯口的时候，周恩来突然又折回来，走到竹入跟前说了一句：‘竹入君，我们中国不会永远这样下去的。’
说罢转身就走。竹入义胜告诉我，他当时分明看到周恩来的眼里噙着眼泪。”
在全国夺权高峰期，财政部一个副部长不顾中央禁令，妄自夺取财政部领导权，周恩来在国务院礼堂喝令解放军战士将他当场逮捕。这一回，周恩来动了雷霆之怒：
“我一个总理代表中央作出决定，他作为副部长竟这样对抗，拒不执行，这样做对吗?我忍耐了很久。财政部的夺权中央没有批准，不能承认!”
周恩来嘱咐在国务院协助他工作的余秋里、谷牧说：
“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闹什么革命?”
对于局势混乱的铁路、交通部门和工矿企业，周恩来断然实行军管。
周恩来的做法，代表了党内相当一部分干部和普通党员的价值取向。转眼进入1969年，党开始筹划没有刘少奇、邓小平参加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经过近3年的“天下大乱”，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向何处去，成了摆在党中央领导层面前的一个尖锐问题。而“九大”政治报告怎么写，必须对这个问题给出基本答案。
按照党内习惯，取代刘少奇成为第二号人物的林彪将代表党做“九大”政治报告。这年1月，毛泽东提议陈伯达牵头，张春桥、姚文元参加，共同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林彪约3位“笔杆子”到毛家湾寓所谈了一次，委托他们3人代劳，报告内容由陈伯达考虑。
据陈伯达自己的秘书王文耀、王保春回忆：陈伯达从毛家湾回来后，很快拟了一个提纲，题目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陈伯达带着这个提纲，又去和林彪商量，改成总题目下面分为10个小题目。
姚文元、张春桥数次来电，询问起草报告怎么进行。此时，陈伯达已决心与江青、康生拉开距离，连江青居住的钓鱼台也懒得去了。陈伯达不肯接2人的电话，让秘书以自己身体欠佳为托词，答复他们：
“你们觉得应该写什么就先写吧。”
秘书担心这样把张、姚拒之门外，他们是会向上告状的。这时“陈夫子”书生气犯了，强硬表示：
“不管它，中央决定主要是要我来写，他们就是想要塞进他们那些东西，这次我就是不让他们参加。”
陈伯达向秘书谈了“九大”政治报告的主题设想：
“运动不能再搞了，现在主要的任务应该是抓生产了，就是说，经过了一场政治上的大革命，必然要掀起生产上的大跃进。”
陈伯达向中央请了一个月的假，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埋头起草政治报告。草稿中谈到当时国内主要矛盾时，他抛弃了自己在《人民日报》社论中一再鼓吹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的提法，改而表述为——
“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因此，陈伯达主张当前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这就回到了1956年党的“八大”决议立场：“这个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八大”时对这个提法就将信将疑，时隔一年后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公然推翻了“八大”的论断，危言耸听地提出——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如果承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为主要矛盾，势必继续推进“文化大革命”，继续搞“天下大乱”。如果承认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为主要矛盾，就要以经济建设为主，为“文革”降温甚至走向收场。陈伯达的提法反映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内多数同志的心声，对于大局的判断，颇有点正本清源的意味。在这个指导思想下，报告文稿谈到了“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谈到了团结大多数的问题，谈到了安定问题。
在讨论陈伯达报告稿的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姚文元先后发言，抨击报告文稿鼓吹“唯生产力论”。毛泽东当即决定请康生主持重搞，实际上是由康生出面，张春桥、姚文元另起炉灶起草报告。
等张、姚报告稿出来后，轮到陈伯达表达不满了，他在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时尖锐地批评说：
“这个报告稿存在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忽略生产。还是要把生产搞好，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你们只强调政治运动，是在搞伯恩斯坦主义，伯恩斯坦就主张运动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
张春桥立刻反唇相讥：
“你是在宣传唯生产力论。中国现在就是要搞运动。你强调搞生产，不符合中国的实际。”
一个说是“伯恩斯坦主义”，一个说是“唯生产力论”，双方相持不下。这时毛泽东开口，表示陈伯达的意见可以考虑加到报告里去。周恩来说，陈伯达的意见是有道理的。林彪随后也表态说陈伯达的意见好。陈伯达还想两面讨好，表示对于张、姚版报告“大家都同意，我也同意”。毛泽东没有好气地说：
“你可以不同意，不要你同意。”
最后，还是张春桥、姚文元大获全胜，成为“九大”政治报告的官方文本。林彪内心不认可张姚又无可奈何，直到“九大”开幕那天上台做政治报告前的最后一分钟，都没有看过报告文稿一眼。秘书问林彪：“我给您讲解一下报告?”林彪断然拒绝：“不听!”而毛泽东对于陈伯达当初起草的那份报告文稿，则压根没有拆封，“九大”后原封不动地退回。
围绕3个秀才的文稿，毛泽东和“接班人”林彪的分歧凸现。林彪作为“文革”另一个主导人物此时的态度耐人寻味。林彪当初手握兵权奉命“勤王”，疯狂煽动红卫兵和造反派夺权，为击败刘少奇立下汗马功劳。在“文革”高潮过后，林彪在国内基本政策上却与激进派江青集团拉开距离。据说林彪私下里对女儿林豆豆说过：
“刘少奇、邓小平是好同志，拿掉刘没有道理。”
到了林彪儿子林立果暗地里起草的《571工程纪要》，更是对第一家庭“继续革命”思路提出了尖刻的批判。虽然没有迹象表明林彪本人看过这份纪要，但林家父子思路相通则是确定无疑的。纪要写道：
“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
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
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
小撮秀才仗势横行霸道，四面树敌
农民生活缺吃少穿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这份青年波拿巴派风格的秘密文件，以宫廷政变为目标，为收买人心，多多少少反映了广大干部群众对多年政治运动的厌倦。纪要所描绘的理想社会图景是：
“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
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
林彪摔死在外蒙古草原后，毛泽东被迫同意向全国散发这份纪要，在全党全国人民心中引起巨大的震撼乃至相当程度的共鸣，极大地削弱了“文革”极左路线的合法性。
历史沿着“九大”政治报告的争议，《571工程纪要》的冲击，一直走到邓小平复出后1975年的全面整顿，1976年的逮捕“四人帮”并宣告结束“文化大革命”，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
全面地看，陈伯达是搞乱全国的罪魁祸首之一。从毛泽东的机要秘书田家英，到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文革”惨死前都留下字条或者遗言，控诉自己是被陈伯达、江青等人诬陷逼死的。陈伯达“用封建时代的词句歌颂毛主席”，完全可以列入“左倾教条主义者”(遇罗克语)的行列。陈伯达与张春桥、姚文元的分歧，也带有文人相轻、宫廷争宠的成分。无论如何，陈伯达决不是一个正面人物。但他在历史的特殊时期，阴差阳错，牵头起草党的政治报告《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毕竟反映了党内多数同志的心愿，揭示了国内多年政局腥膻中相对光明的发展方向。
不必过高估计陈伯达个人的智力，惶论他的人格。就在陈伯达起草“九大”报告前后，国内就出现了不少对“文革”乱象后国家走向的真知灼见。翻翻“文革”后有心人打捞出来的民间上书、大字报和私人书信，就会发现对于结束“文革”、发展生产，并不需要特别深奥的理论思考，需要的只是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回归常识理性。当陈伯达把自己关在办公室1个月打磨“九大”政治报告的时候，当此后的庐山会议200多名中央委员，包括几乎全部军队将领，对上海滩几个文人的“空头政治”忍无可忍、群情激奋的时候，对“文革”浩劫的反思和批判其实也在党内和民间作“地火”运行。
如果历史给予舞台，彭德怀、张志新、顾准、遇罗克、杨小凯等人都会比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报告更能体现时代的内在要求。但是历史当时没有为他们提供机会，他们此时此刻已经被陈伯达贴上“牛鬼蛇神”的标签正在蒙难(杨小凯出狱后就写过一本狱中生活《牛鬼蛇神录》)，即将走上断头台，甚至临刑前会被割断喉咙!
请看上海师范大学物理系一个普通大学生王申酉对时局的见解。他在一封尚未发出的给恋人的长信中，为“彭德怀这位热血老人”呼冤叫屈，批评人民公社勾画的改造社会蓝图为“一种乌托邦式的社会，与马克思所说的科学社会主义格格不入”;为“打倒刘邓”忿忿不平，说“文革”使“中国倒退了”;批评解放后的闭关自守政策——
“马克思和恩格斯130年前带着兴奋的心情看着印度和中国开始进入世界市场，一起参加世界历史活动。然而130年后的中国现时状态，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天有灵，该会产生多么遗憾和失望的心情啊!”
“文革”后，人民日报派出资深记者金凤采访报道作为“思想犯”被杀害的王申酉，然而，直到她退休、采写的稿件纸张发黄，也没能公开见报。
在20世纪60年代末，历史老人举目四顾，中国大地万马齐喑，只好一声叹息，皱着眉头把做好的球踢到了为正直的人所不齿的陈伯达脚下。居庙堂之高的陈伯达，接球轻轻踢入球门，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动作，因为事关历史关头的路径选择，与他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一道，被历史记住了名字。历史跟中国人民开了个超级玩笑，党内高层从“文革”的狂热中发出第一声异议的，竟是这个《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吹鼓手。对《人民日报》这位曾经的领导人，迂腐猥琐又狂妄自负的“陈夫子”，真不知说什么好。
一部现代中国意识形态史，在体制外的大脑被取缔和镇压后，体制内“笔杆子”的耻辱与明智、顺从与挣扎，就这样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据陈伯达回忆，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后，毛泽东曾经与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和谢富治讨论“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久。周总理讲了经济停滞、社会无政府主义、大批干部被打倒等问题。林彪表态：同意总理意见;要发展经济，发展国防，整肃社会派别、山头。陈伯达发言说：毛主席革命路线已经取得彻底胜利，要发展经济，团结大多数。
这时，毛泽东激动起来：
“斗批改还刚起步，斗争还有反覆，彻底胜利!还要不要革命?看来，今天我又是少数。”
康生、谢富治当即表态，站在毛主席一边。
现场气氛一下子变得沉闷起来。顾全大局的周恩来只好表示：
“我对主席的教导、对主席思想的学习、领会还是很差，要很认真总结、检讨，否则，在工作上会犯大错误，还迷惑着。”
毛泽东并不领情，对周恩来说：
“总理，检讨不要勉强。党内有不同观点、有不同立场，我不惊奇。”
说着，毛泽东大步朝屋外走，自个散步去了。高层聚会不欢而散，原订毛泽东与大家的共进晚餐就此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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