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张浩信）

1978年岁末，在“文化大革命”满目疮痍的废墟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大幕。

　　“三中全会”之所以成为新中国的伟大转折点，并不在于这次全会对改革做出了哪些具体部署，实际上翻开会议公报和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改革”字样出现的频率并不高。“三中全会”的精髓，在于邓小平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是他在全会前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总结，全会开幕后印发，实际上成为三中全会的指导思想。

　　据国务院政研室负责人于光远2008年1月5日在《财经》网络版撰文回忆，邓小平找政研室的同志起草讲话稿时，郑重提出：

　　“要为敢想敢做创造条件。怎样才能敢想敢做？从制度上解决，根本是民主制度。”

　　邓小平特别强调，通过加强民主、解放思想、开动机器（脑筋），让一部分地区和社员先富起来：

　　“一个生产队看到一块空地没有种树，有一块小水塘没有搞养殖，睡不着觉。开动脑筋可以增加多少财富？脑筋用在什么地方？四个现代化嘛！”

　　三中全会在农业问题上一个历史性的进步，是党中央秘书长胡耀邦等人力主删除了以往文件必写的“农业学大寨”内容，代之以一个概括性的政策宣示：“必须首先调动我国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力。”

　　全会审议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发展农业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试图纠正“文革”中过火的做法，重申生产队自主权、社员分配、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社队工商业等经济政策，但没有正面触及人民公社体制。这份下发各省试行的文件也载明了两个“不许”，即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

　　1979年9月，四中全会将这份农业文件正式颁布前，授权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赵紫阳对文本做了最后的修改。文件为人民公社体制松绑，写上了著名的“可以”、“可以”、“也可以”：

　　“可以按定额记工分，可以按时记工分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

　　在当时的政治理念和权力格局下，赵紫阳和胡耀邦等人尽了最大努力，把两个“不许”减少到一个，另一个改成了温和的“不要”：

　　“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

　　后一个“不要”还允许某些例外，这就为农村改革挤开了一道门缝。万里从山西请到安徽任省委副秘书长兼政研室主任的吴象说：

　　“别小看这道小小的门缝，正是它使完全不合法的包产到户变为可允许、可接受，从而能在实践中大显身手。”

　　人民日报就从这道“小小的门缝”中看到了机会，与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一道，合力把这道门缝越挤越大，一步步为被毛泽东污名化的“包产到户”正名，最终登堂入室。

　　中央文件仅限边远山区才能包产到户的政策防线很快被冲破。从安徽到四川，各地农民在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都自发搞起了包产到户。消息传到人民日报农村部，来自太行山农村的老记者宋琤兴奋地称之为一场“真正的农民运动”。宋琤内心也赞成包产到户，但作为一名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党员、老编辑，对于在公开宣传中突破中央文件规定还是“心有疑虑”。

　　问题尖锐地摆在李克林“李老太”面前：是死抠着文件条文对现实闭眼不看、掩耳不闻，还是勇于面对、如实报道？

　　胡绩伟、李克林坚定地选择了后者。

　　从安徽、四川、内蒙，到广东、云南、贵州，不论是边远地区还是沿海地区，只要包产到户能让农民不再挨饿，帮他们脱贫致富，报纸都给予正面评价，进行连续报道。对于包产到户引发的一些思想观念斗争，报纸也不加回避。

　　在党内价值取向不一、政策边界不清的情况下，人民日报果敢地站到党内务实改革力量一边，把农民偷偷摸摸的改革尝试拿到桌面上来吆喝，热情洋溢地向全国其他地方推销。因此，人民日报激起了不小的反对声浪。

　　有人说：中央提倡多种责任制，你们却突出一种。有人指责人民日报的农村报道“大方向有问题”，这样强调包产到户，会动摇集体经济。面对责难，李克林沉着地勉励农村部同仁：三中全会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倡导思想解放，报纸应该如实反映农民群众的新的实践和要求。

　　记者许仲英1979年春天去江浙农村采访。在黄岩县，一位五十来岁的大队支书隐约透露农民合计着还要搞50年代尝试过的包产到组，就是不知道中央准不准。许仲英当即以党报记者的身份打气说：

　　“现在不是过去了，中央讲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要能增产，群众又愿意干，是不会有人批判你的。”

　　大队支书听了，眼神一亮，精光四射，当即约请记者秋后再来大队看看包产能不能增产。许仲英前脚回到北京，浙江省委后脚就把人民日报告到了中央。省委常委会想必对毛泽东当年狠批“黑暗风”“单干风”心有余悸，有人抱怨：

　　“人民日报的老许在黄岩说可以搞，结果那里搞起来了。我们叫黄岩纠正不好，不叫纠正也不好。”

　　1984年许仲英再访浙江，省委书记当面表示了歉意：5年前人民日报记者的黄岩讲话是对的，符合中央精神；当时省委受“左”的指导思想影响，对待群众要求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态度是不对的。省委负责人已经在党代会上做了自我批评。

　　三中全会前后采访过四川农村改革的老记者田流感慨：

　　“一个记者要想使自己的报道对党的事业有所帮助，对人民有点用处，就必须深入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而不能从任何别的什么地方出发。包括那些不正确的‘首长’指示的已落后于实际的‘红头文件’、政策法令等，都不能成为记者的出发点。”

　　与李克林共同来自太行山区的老记者宋琤总结说：

　　“农民的实践在前，中央在政策上给与肯定加以完善在后。这种情况，在过去是很少有的。政策的放开，根源于群众的实践。群众的实践靠报纸反映、传播。在这中间，《人民日报》的农村宣传发挥了特定的作用。这种情况在过去也是很少有的。”

　　人民日报之所以能在农民的实践和党的决策之间沟通传递、搭桥铺路，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敢于相信“红头文件”不是“记者的出发点”！记者首先要对“要饿死人了，先找条活路再说”的严酷现实负责。

　　在纪念改革30年的时候，那一代人民日报记者的新闻理念、道德视野和人格操守，随着30年的风吹雨打，仿佛已经成为湮没在岁月深处的一个传说。

　　“报纸是公共汽车”

　　从中央到地方，围绕农村改革是不是“资本主义复辟”产生了尖锐的分歧，并经常以人民日报为意见交锋的讲坛，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

　　安徽省内的情形，是两头热（省委、生产队和社员）、中间冷（县、区、社、大队）。以万里为第一书记的省委班子为民做主；草根阶层的农民为了填饱肚子可以百无禁忌；但农村中低层干部在长期的政治运动中吃够了苦头，生怕将来弄不好犯错挨整，对落实生产责任制忧心忡忡，顾虑重重。

　　万里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写出文章《认真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鞭辟入里地剖析阻碍农村发展和变革的障碍——

　　“工作中宁‘左’勿右是党内思想上的‘内伤’！”

　　《红旗》杂志首发、人民日报1978年3月17日转载的这篇文章用含混的表述提出，把农业尽快搞上去，有一条与学大寨不同的路径，“最根本的还是靠人的积极性”，要靠落实党的政策去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毛泽东起用的农民宰相、分管农业的副总理陈永贵对万里看不下去了，气愤地说：

　　“什么落实政策，条条都在否定、批判大寨经验。”

　　“必须痛加驳斥。”

　　陈永贵1978年春节期间回到大本营山西，布置《山西日报》准备12篇评论，对安徽不点名地“打排炮”。5月13日，受大寨党支部掌控的中央新闻单位“驻大寨联合报道组”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昔阳调动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的经验好》，暗中针对安徽的做法，提出：怎样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最根本的就是学大寨人，走大寨路，推广大寨经验”。

　　报道意有所指地写道：

　　“大寨人从来不笼统地讲调动积极性，而是讲调动社会主义积极性。大寨人牢记党的基本路线，他们认为：‘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

　　联合报道组说，昔阳允许社员养鸡、养猪、养兔，是为了“调动农民集中精力大干社会主义”，不能让农民在自留地里打冲锋，“干脆靠自己，不靠社会主义”。当前围绕农村政策“斗争多么尖锐复杂”，提供昔阳经验“供大家研究”，就是要提醒大家不能忘记“我们共产党人是干社会主义的”，把着眼点放在发展集体经济上，不能“什么生产积极性都去鼓励，都去提倡”！

　　报道警告说：“资本主义歪风的存在，对一部分思想落后的农民是有诱惑力的”，而“领导态度不明朗，群众思想就会乱，资本主义歪风就会越刮越厉害”。

　　“资本主义歪风”的提法，依稀让人想起人民日报在“反右运动”中对包产到户的严厉抨击。1957年批判温州包产到户的评论题目也叫《调动农民什么样的积极性？》包产到户被说成“适合部分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是“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的表现”。

　　正在滁县农村采访的新华社记者张广友，发现基层干部和农民对昔阳报道意见强烈，便拨通了北京长途，给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庄提意见。

　　李庄说：

　　“你有不同意见，也可以写文章，《人民日报》照登。”

　　张广友把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向万里书记做了简要汇报。万里说：

　　“他们不点名批判我们，我们也可不点名批判他们，各说各的，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

　　7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记者张广友与南振中、沈祖润合作采写的通稿《落实党的政策非批假左真右不可　安徽滁县地区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一条重要经验》，回答了党内对安徽的几个疑虑：

　　实行按劳分配，会不会出现两极分化？

　　关心群众物质利益，会不会妨碍国家、集体和社员利益“三兼顾”的原则？

　　允许经营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会不会助长资本主义倾向？

　　稿件结尾，记者以挑战式的口吻写道：

　　“过去，一些人搞一平二调、瞎指挥，随意侵犯生产队和社员的利益，基层干部和社员干生气。如今，他们掌握了党的政策，又有党组织撑腰，碰上破坏政策的人敢于斗争；碰上不符合政策的事敢于抵制。社员们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现在谁违犯了也不行！”

　　1979年2月，为落实三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新成立的国家农委开始运作。曾被毛泽东誉为“华北第一才子”的王任重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从“凡是”派手中接过农业政策大权。

　　王任重，李先念治鄂的得力助手，1954年长江发大水时毅然决定分洪，以淹没部分农田为代价确保了武汉市的安全。“文革”后在陕西省委书记任上，为改变陕北老区落后面貌，王任重大胆主张放弃毛泽东的“以粮为纲”，以牧业或林业为主。作物种植计划由生产队和生产大队自主决定，不准层层打电话催报生产进度、施肥量和各类苗的比例。

　　据人民日报1978年11月23日报道，王任重表态说：

　　“今后如果省委打电话给地委催报这些数字，地委可以回答说：不知道。县委对地委也是这样。”

　　“文革”中蹲了7年秦城监狱的王任重来到北京分管农业，自然比“文革”受益者纪登奎和陈永贵务实和开明得多。他讨厌那些无视和敌视农民利益的极端做法，但内心深处不会动摇对集体经济和人民公社的信念——在这一点上他与“凡是派”如出一辙，这是一代人的历史局限性。

　　在陕西工作时，王任重就对包产到户有点保留。坐到全国农业主管的位置上后，面对各地包产到组、包产到户来势汹汹，他坐不住了。1979年3月，他一边组织召开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等7个农业大省农村工作座谈会，一边打算通过人民日报阐述自己的主张。

　　王任重把甘肃省档案局干部张浩的一封来信批给人民日报，批示说：当前农村出现了抢牲口农具、闹分队的现象，不利于集体经济巩固，报纸要赶快发表纠正这种现象的言论，引起注意。态度要明朗，号召大家不要搞包产到户，已包的说服引导，回到集体经济。

　　王任重所说的，是当时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意见。据人民出版社《杜润生自述》，党主席华国锋、老资格的副总理李先念“态度鲜明反对包产到户”。华国锋和李先念都很重视农业，“唯独对改革人民公社体制、推行包产到户持反对态度，难以一下子转变过来”。

　　杜润生分析，华、李、王对包产到户持反对意见，“很大因素是要忠于毛泽东思想”。

　　分管报社农业宣传的副总编辑李庄看到来信，不同意刊登，打电话向住在京西宾馆参加中央一个会议的总编辑胡绩伟请示。对农村落后现状“特别难过”的胡绩伟当然支持农村改革，对企图拽着人民日报负隅顽抗的保守势力心里有股气。这个内心颇有点自负的四川小个子生性倔强，有时甚至会产生恶作剧般的冲动，难怪经常被高层领导视为“政治上不成熟”，此时他竟然赌气地认为：

　　“登出这样一篇反对包产到户的来信和按语，可以让读者知道这决不是出自一般人的手笔，引起读者的注意，可以从负面来提高认识。”

　　考虑到李克林的农村部不会接受这封来信，社领导安排总编室直接编发，并依据王任重的指示信写出编者按语，3月15日头版显著位置见报，题目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

　　张浩来信说，自己到河南洛阳出差，看到、听到当地开始自找对象、自由结合搞“包产到组”，把土地、农具、大牲畜分到各组，包种、包产；下一步还准备分田到户、包产到户。张浩质疑这样做会“削弱和动摇”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制度。

　　一位受毛泽东思想教育多年的普通干部存在这样的疑问不奇怪，但人民日报如此隆重地发表这篇来信，肯定“张浩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对现实的杀伤力是可怕的。编者按明确要求：

　　“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

　　“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坚决纠正错误做法。”

　　在来信右侧，还从《吉林日报》转载了一条新闻，作为农村“纠正错误做法”的具体案例。南崴子公社六家大队第四生产队把国家的征购任务摊派到小组，把人口、劳动力、土地、牲畜、农具也平均分到3个组，秋收后由小组自行核算和分配，生产队从三个组提取积累。这个问题引起了公社党委书记曹慧森的注意：这样做不是改变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吗？他“心平气和”地说服了群众，让大家回到中央文件精神上来。

　　人民日报3月15日的版面语言，已经不是“大寨联合报道组”的指桑骂槐，而是让读者联想起1957年6月8日反右动员令的社论《这是为什么？》，不由得寒意刺骨。当年的社论也是因为一封信件而起，据说是民革中央委员卢郁文收到一份匿名恐吓信，人民日报据此大加炒作，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

　　这一天的报纸发行到各地，引起强烈的震荡和混乱。编辑部收到大批来信，纷纷质问：

　　“是中央政策变了，还是报纸错了？”

　　在安徽农村改革的急先锋滁县，王郁昭书记从广播里听到人民日报读者来信，马上往地委赶。据他回忆说，路过光明公社时，公社书记抱怨说：

　　“听了今天早上的广播，老百姓来找我们，认为我们又要犯错误了，又要受批判了。我们的干部和群众思想波动很大。”

　　滁县地委经过研究，当机立断：“各种形式责任制都不要变，到秋后看实践。”

　　3月16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见报的第二天，滁县地区全椒县委领导向万里汇报说：

　　“人民日报文章一播，领导吓得躲起来了……”

　　万里打断了他的汇报，胸有成竹地说：

　　“一张《人民日报》，一篇读者来信，看把你们吓的！”

　　“《人民日报》能给人饭吃？报社管饭吗？它要管饭，那行。农民不用种地，都去找它。报纸是公共汽车。他能坐，你坐不得？他能发表文章，你也能在上面发表文章！”

　　“究竟什么意见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要靠实践来检验，决不能读了人家一封信就打退堂鼓。”

　　针对安徽受到非议最多的篡改人民公社“三级所有”体制，“包产到组”、“包干到组”是所谓“三级半”体制，万里大大咧咧地说：

　　“三级半有什么不好？这是经济核算嘛，四级核算也可以，家庭也要搞核算，那不是五级吗？”

　　万里支持滁县地委稳定现行责任制的决定，表示只要今年大丰收，增了产，社会财富多了，能够对国家多贡献、集体多提留，群众生活能改善，你们的办法明年可以干，后年还可以干，可以一直干下去。

　　赵守一书记给秦川副总编辑打电话，反映万里对人民日报的意见。

　　3月15日的人民日报出现在国家农委召开的7省农村工作座谈会场，引起一阵不小的骚动。有人问到会采访的李克林：你们报纸是怎么搞的？她带着一丝无奈、一丝悲愤回答：

　　“奉命搞的！当然报社也有责任。”

　　座谈会上，湖北等省领导对安徽代表及其支持者进行围攻。有人怒问：“阶级、阶级斗争还讲不讲，阶级路线还要不要，学大寨还搞不搞？”

　　据杨继绳专著《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记述，在人民大会堂一间会议室，华国锋主持政治局会议，亲自听取座谈会汇报，当面询问安徽代表、省农委主任周曰礼，安徽包产到户到底搞得怎么样？

　　周曰礼回答：农民春耕情绪高涨，生产搞得很好。

　　华国锋似乎有点不相信，扭头对王任重说：“你打电话问一下万里同志，看他知道不知道。”

　　王任重一个电话打到安徽，万里底气十足地回答：

　　“安徽包产到组我批准了，包产到户我也批准了，个别单干的，我也允许试验！”

　　华国锋见状松口说：

　　“要是省委对包产到户意见一致的话，就试验试验吧！但我们必须明确集体化的道路是不变的，是必须坚持的。”

　　据杜润生回忆，华国锋在会上举出湖南洞庭湖农村的经验，证明组织起来分工合作可以提高生产力，集体经济还是优越的。华国锋讲到他心目中的责任制还是一种评工记分、按公分配的联产奖励形式，但也讲到不要“一刀切”，对安徽包产到户的试点没有提出一句指责。

　　王任重两次到会讲话，讲了集体经济、特别是统一调配劳动力的优越性，指出：“合作化几十年了，到底是好还是坏？基本上是好的。”

　　据《杜润生自述》，华国锋、王任重两位都是“多讲道理，允许自由讨论，并没有上纲上线”。在杜润生看来，王任重聪明干练，在许多问题上“属于思想开朗、能倾听不同意见的人”，就是在包产到户问题上与杜润生等人存在难以消除的分歧，不过他允许争论，对观点不同的人也不歧视。

　　中央批转的座谈会纪要首次提出：在一些特殊地区，应当允许包产到户。包产到户不是统一经营，从这点讲接近单干，但不同于单干；对于群众搞包产到户，“如果一时说不服，也不要勉强去纠正，更不能搞批判斗争”。

　　与毛泽东时代怒斥“单干风”相比，此时的中央真是宽大为怀。

　　少来点“普鲁士作风”

　　有关包产到户的分歧，是透视党内政治生活状态一个很好的视角。这一阶段的人民日报不再是吴冷西总编辑时期的“舆论一律”，用万里的话来说，“报纸是公共汽车。他能坐，你坐不得？”

　　一张人民日报，八面来风，“凡是”派可以在上面自吹自擂大寨经验、对万里指桑骂槐；“文革”后复出的老干部中稳健守成者可以批发来信，要求纠正“错误做法”；万里等激进改革派可以在上面号召“破除迷信和精神束缚”，批评宁“左”勿右和“恐右病”。

　　这个情形接近恩格斯的设想，即党报不仅要宣传党的纲领，而且要成为全体党员发表意见的论坛。视党报为论坛，是革命导师一个极其重要的党报理念，恩格斯曾经对奥古斯特·倍倍尔说：

　　“你们在党内当然必须拥有一个不直接从属于执行委员会甚至党代表大会的刊物，也就是说这种刊物在纲领和既定策略的范围内可以自由地反对党所采取的某些步骤，并在不违反党的道德的范围内自由批评纲领和策略。你们作为党的执行委员会，应该提倡甚至创办这样的刊物……”

　　恩格斯充满自信地提出：公开的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是党巩固壮大、具有战斗力的前提。仿佛预见到党的执行机构和领袖不可避免的专制偏好，恩格斯给国际共运提前注射了一剂预防针：

　　“批评是工人运动的生命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

　　恩格斯特别警告党的领袖不要企图将党的报刊变成自己的工具。对于领导人压制党内新闻自由的行为，恩格斯不客气地斥之为比资本主义民主还差一个等级的“普鲁士作风”。他多次要求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到伦敦来呼吸一下自由空气，“不要那么器量狭小”，少来点“普鲁士作风”。

　　以华国锋为首的“凡是”派，像王任重这样的“文革”前老干部，拒斥偏离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体制的改革，努力维护集体经济。在解放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在意识形态为枢纽的社会格局中，他们的言论主张可能给初兴的农村改革造成毁灭性的打击。王任重批发的来信就差点把包产到户扼杀在摇篮中。但另一方面，华国锋作为党的领袖，毕竟容忍了党内干部和党报在不违反党的宗旨前提下突破中央文件规定，没有上纲上线，没有“痛加驳斥”，只是“多讲道理”，“心平气和”地试图说服党内同志。

　　华的身上较少“普鲁士作风”。这就使得人民日报在一个大变革的年代，有可能成为万里所说的党内思想上的“公共汽车”，成为恩格斯所希望的全体党员发表意见的“论坛”，并使得党报编辑部有可能凭借对党的道义使命的理解，发挥接触现实的媒体优势，独立思考，在党内纷纭的政治主张中择善而从。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尽管“凡是派”占有体制优势，人民日报却能成功突围，为企图发动社会变革的党内非主流派摇旗呐喊、推波助澜。

　　张浩来信发表后，党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胡耀邦发话了。他批评拨乱反正宣传中的老搭档、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

　　“登头版头条，表明报社完全同意这个意见，应当登在农村版，或者放在一版的下面。编者按也应该改掉指示、肯定的口气，改为‘引起注意，可以讨论’的调子。”

　　胡耀邦要求胡绩伟赶快补救。据杜润生回忆，胡耀邦和邓小平一开始都没有对包产到户表态。内蒙的周惠请中央同意借地给农民时，耀邦还曾批示说让小农经济再恢复是不利的。杜润生认为：

　　“在耀邦所处的位置上，时机不到，处理像包产到户这种带有政治敏感的大问题，还受着某种约束，是可以理解的。但他毕竟是个思想开放的人，是最积极推进农业改革的领导人。”

　　同时，据胡绩伟透露，胡耀邦很早就主张：三中全会的两个农业文件既然是“试行”，又是“草案”，理所当然地应该在“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的原则下，容许有所突破，有所创新。耀邦提示胡绩伟特别注意邓小平在三中全会讲话中所说的：在全国改革的统一方案没有制定出来以前，可以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广。

　　后来胡耀邦还同万里、赵紫阳通电话，认为他们的做法是对的，人民日报完全应该报道。

　　人民日报开始考虑如何抵消王任重批转来信的影响。特别是李克林，一说起这件事情就激动不已，向报社领导据理力争，要求在报上采取补救措施，以便澄清思想，稳定农村改革局面。

　　秦川、李庄与李克林等人商量，解铃还得系铃人，还是用读者来信加编者按的办法，充分肯定包产改革。但王任重不同意，他要报社再刊登两封意见对立的来信，免得“显出倾向性”。

　　3月30日，人民日报以《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为题，刊出安徽省农委干部辛生、卢家丰的来信。这是秦川副总编辑向赵守一书记约来的稿件。安徽干部直言不讳地批评人民日报3月15日头版来信和“编者按”造成的混乱：

　　“已经搞了以组作业、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干部和群众，担心又要挨批判了。原来害怕党的政策有变化的人，现在疑虑更大了。”

　　安徽来信为“包”字鸣不平：

　　“好像‘包’就是资本主义，一‘包’就改变所有制性质，集体经济马上就要瓦解了，这种看法实在是站不住脚的。”

　　“‘包产到组’和‘包工到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实行超产奖励’并没有什么本质不同，它既不改变所有制性质，也不改变生产队基本核算单位，又不违背党的政策原则，为什么现在却把它当作‘错误做法’，要‘坚决纠正’呢？”

　　为照顾王任重副总理的意见，人民日报在同一版也刊登了另一封来自河南兰考、要求“刹住分队风”的来信。编者按继续提出不要搞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但终于承认半个月前发表张浩来信并加编者按语，“有些提法不够准确，今后应当注意改正”，提出对各种形式的责任制都要包容，切不可搞“一刀切”，不管采用哪种劳动计酬形式，不要再轻易变动。

　　对这种貌似公允的版面处理，李克林感到有些遗憾，称它为“糊涂的补救”。

　　直到1980年4月2日，王任重已经从国家农委调离，全国80%以上生产队实行生产责任制、1/4的生产队实行“包产到组”的情况下，李庄副总编辑才抱着“豁出去”的决心，在社论《因地制宜建立健全生产责任制》中加了一句话：

　　“去年3月15日，本报曾在一篇编者按语中对包产到组作了不适当的指责，挫伤了一些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的积极性。”

　　人民日报在社论中做自我批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33 杜润生）

“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

　　1980年2月，为农村改革立下首功的万里从安徽奉调进京，升任中央书记处书记，3月接替王任重兼国家农委主任，全面主持农村改革。

　　万里在农口遭到顽强的抵制。多数干部在思想观念上已经完全臣服于毛泽东的人民公社理念，站到了农村改革的对立面。国家农委主办的《农村工作通讯》1980年第二、三期连续发表重头文章《分田单干必须纠正》、《包产到户是否坚持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公开点名批评安徽。

　　新华社记者张广友把这两期杂志送给刚到北京不久的万里。万里读后，示意张广友和吴象写出7000多字的长文《联系产量责任制好处多》，进行不点名的反击。万里建议文章用安徽省农工部的名义在《安徽日报》发表。但接替万里的安徽省委新任书记张劲夫不赞同包产到户，不同意文章使用省农工部名义，也不同意《安徽日报》发表。

　　这时，幸好人民日报社领导看到了文章的清样，大为赞赏，4月9日安排刊出，为万里撑腰。

　　1980年4月，中央召开国民经济长期规划会议前夕，姚依林副总理把经济部门负责人找来，讨论如何解决农村两三亿人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杜润生趁机对姚依林说：

　　“我有一个意见供你考虑，就是贫困地区可实行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中央每年都得给这些困难地区输送大批粮食，一路上光是老百姓背粮食就得吃掉一些，到了贫困地区就没有多少了。安徽省凤阳县试验过包产到户，很解决问题，老百姓都吃饱了。”

　　杜润生，坐镇中央农口支持和落实农村改革的灵魂人物。他在50年代初做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辅佐邓子恢部长时，就对山西的合作化试点深表忧虑，认为把目标定在动摇私有制会诱发“左”的倾向。“文革”后，杜润生以66岁高龄重返农口，担任国家农委副主任。他不顾年事已高，经常带着年轻人坐在颠簸的吉普车里，奔走农村做田野调查。

　　经济学家周其仁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评价自己的恩师杜润生：

　　“他拥有厚实的农村、农民和多方面的知识，但一辈子注重调查研究，对新情况、新问题永远抱有强烈的求知欲望。他远见卓识，又一辈子从实际出发。由于这些合金般的品格组合，使杜老拥有无与伦比的说服力、感召力和协调力。”

　　杜润生重提包产到户，积淀了他长时期对农业合作化苦难教训的调查和反省。他注意到，农民2分自留地就可以创造出1亩集体地的收入!他不得不痛苦地承认人民公社的致命伤——

　　“实践证明集团农庄这种模式是缺乏生命力的。将它强加于全国，是很难避免脱离实际错误的。”

　　姚依林向邓小平汇报说，老杜他们农委的人主张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群众自己多想办法，减少国家的负担。邓小平表示：

　　“我赞成依林同志刚才讲的意见。在农村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像西北、贵州、云南等省，有的地方可以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对“包产到户”问题正式表态。邓小平复出后，没有立即对敏感的包产到户问题发表意见。1979年3月中央领导听取7省农村工作座谈会汇报时，他只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贫困地区总得放宽政策。”这年7月，邓小平以75岁高龄爬上黄山。他在听取安徽省委和徽州地委负责人汇报工作时，对包产到户仍然未置可否。

　　邓小平的为政风格是不说话则已，一言定乾坤。5月31日，邓小平感到时机成熟，再次发表讲话，明确支持安徽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和凤阳的大包干。他说：

　　“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

　　此时，刘少奇已经平反，胡耀邦主持架空了党主席华国锋的书记处，邓小平、陈云着手组织撰写《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将包括对华国锋主政的短暂过渡期得出结论。中央权力的天平向邓小平一边倒。位高权重的邓小平终于明确认可包产到户的合法性，发出了全面推进农村改革的信号。

　　然而，正如万里感叹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改变党内几十年的思想僵滞谈何容易?

　　这年9月，胡耀邦总书记主持召开全国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农业生产责任制。到会的多数人依然抱牢人民公社体制，不同意杜润生在会议文件草案中写上“只要群众要求就允许包产到户”这条原则。他们依然主张“包产到户”仅限贫困区，其他地区则明确不准。在一次激烈的讨论中，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坚持说：

　　“黑龙江是全国机械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一搞包产到户机械化发展就受影响，生产成了大问题，是倒退;集体经济是阳光大道，不能退出。”

　　参加过“1·29”学生运动的杨易辰，“文革”后投身拨乱反正并不落伍，曾在全国率先提出“文革”前的省委是“红的”而不是“黑的”，但就是不能放弃毛泽东的公有制理念。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急了，打断杨易辰的话头，赌气道出一句惊心动魄的名言：

　　“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贫困地区就是独木桥也得过。”

　　池必卿的后任朱厚泽，记得他在另一个场合这样自剖心曲：

　　“既然中央派你在贵州做领导，就要敢于从贵州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做出决定。什么都等中央文件说了才办，还要我们这些人干啥!那不如找一个识字的中学生，在贵阳市十字大街口摆张桌子，天天念中央文件就行了。”

　　党内这些富有使命感的高级干部，为了放人民群众走上吃得饱、穿得暖的“阳关道”，个人甘愿踏上仕途的“独木桥”，一不小心犯了政治错误、坠入万丈深渊也在所不惜!无独有偶，万里在安徽也说过一句类似的话：

　　“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没有阳关道可走，只好走独木桥。”

　　万里的爱将吴象干脆把一篇讨论包产到户的文章命题为《阳关道与独木桥》，11月在人民日报发表，呼吁“打破框框”，采取多种多样的经营形式：

　　“不论是独木桥、木板桥、石板桥、铁索桥，只要是能走人的，我们统统加以利用，加以改造，加以发展，这样才能走出沟壑纵横的深山，来到平坦广阔的原野，沿着金光灿烂的阳关大道前进。”

　　据人民出版社《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记载，参加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的，有很多曾经跟随毛泽东一起万水千山战斗过的老同志。会议茶歇时，一位老同志拉住他的手说：

　　“包产到户，关系晚节，我们有意见不能不提，留个记录也好。”

　　农口有一位为人正直的老干部，忠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包产到户问题上与万里发生了争执。

　　老干部：包产到户，没有统一经营，不符合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不宜普遍推广。

　　万 里：包干到户，是群众要求，群众不过是为了吃饱肚子，为什么不可行?

　　老干部：它离开了社会主义方向，不是走共同富裕道路。

　　万 里：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

　　老干部：我要社会主义!

　　万 里：我要群众!

　　真是掷地有声!当“社会主义”已经成为极左政策的大本营和避风港，万里这一批共产党人毫不犹豫地回到中国古代政治家民为邦本、视民如伤的人本情怀。正是凭着这样一种大彻大悟和大无畏，万里在中国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麾下，跻身为冲锋陷阵的“高级工程师之一”(田纪云语)。

　　李克林感慨地说过：1956年的“包产到户”(浙江)，1957年的“拉马退社”(东北)，1962年的单干风，一次次地硬把人家给打退了。“上级领导同广大人民之间老是扭着。”什么叫历史的大转折?就是党的政策终于开始支持群众创造。

　　经胡耀邦、万里商议，由杜润生执笔，巧妙地整理出一份座谈会纪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这就是著名的75号文件，在前面保留了“要社会主义”的标签，写上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不可动摇的基础”，为的是掩护后面“要群众”的政策实质：

　　“困难地区可以搞包产到户，不困难的地区愿意搞的也可以搞，不愿意搞的不要勉强搞，不要搞一刀切，不要搞一言堂。”

　　“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

　　座谈会结束后，胡耀邦去西北、万里去东北游说“诸侯”，一个省一个省地做省委的工作，把农村改革的火种撒向全中国。当时，改革虽然成为新的权力中枢的判断和决心，但社会主义传统意识形态根深蒂固，难以撼动。邓小平、胡耀邦为首的改革力量大权在握后，并没有立即采取强制手段压服，还是采取“多讲道理”的办法，对抵触和抵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干部依然没有“痛加驳斥”，没有上纲上线，耐心地等待其觉悟。

　　“不能再干批‘二道贩子’的蠢事”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中央和地方的政局在民主的气氛中渐进式改组，人民日报则抓紧推动意识形态观念的变革，为农村改革扫清党内思想障碍。

　　李克林高度信赖在中央农村工作部驻站时的老朋友杜润生，杜老说什么，她就在报纸上宣传什么。在力挺包产到户、大包干的同时，人民日报还积极为农村私有商业正名，支持农村“专业户”雇工扩大私有经营。

　　解放后，政府在农村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割断了城市工商业与农村的联系，对于少数不辞辛劳奔波乡里的小商小贩一直实行限制乃至取消的政策。农村“四清”运动中，“长途贩运”被称为“投机倒把”，当作资本主义倾向而加以批判。其实，商业本来就是通过资源在时间、地理空间中的流动和优化配置而获利，本质上带有“投机倒把”性质。但中国人又在道德范畴厌恶过度投机、囤积居奇、操纵物价、牟取暴利，因而“投机倒把”一词带有更多负面语义。

　　人民日报编辑部意识到，在个体农户成为农业生产主体后，下一步就是允许他们从生产领域自由进入市场，搞活流通渠道，而“投机倒把”就成为一个很大的观念和政策障碍。

　　1980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孙连成文章《长途贩运是投机倒把吗?》文章提出：长途贩运是商贩运用自己的工具、通过自己的劳动，把商品从产地运到销售地，从而获得一部分收入。在现阶段，农村的生产力水平很低，商品经济很不发达，交通不便，既要有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商业，也要有集体和个体的长途贩运作为必要的补充。特别是需要拓展城乡之间的流通渠道，允许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经商，允许多余劳动力游乡串镇，把千千万万种零星分散的农副产品、土特产品收购贩运到城镇销售。这不是“投机倒把”，只有那些违反法律、谋取暴利的行为，才能担此恶名。

　　不少经商的农民看到这篇文章，喜出望外。在浙江，有人把这一天的人民日报捆在扁担上，挑着去上集，仿佛为自己找到了一张护身符。

　　当年有个道德色彩浓厚的贬义词，叫做“二道贩子”，说的是那些买进商品转手卖出的商贩。在当年的中国人看来，如果销售的不是自己生产的产品，就有巧取豪夺之嫌。说到底，这个奇怪的观念还是几千年的小农经济思想作怪。在老实巴交黄土里刨生计的人看来，“二道贩子”与那些敢于在大白天稍微直白地流露出一点夜间性欲望的男女一样，可以从一个道德制高点上予以蔑视，这是新中国政府打击“二道贩子”、取缔婚外性自由的民间道义基础。现在，人民日报打定主意，为“二道贩子”正名。

　　1982年2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有关负责人答新华社记者问，专门解答了对“二道贩子”的新政策：“这种活动有国家允许的，有不允许的。”到产地抬价抢购国家计划收购物资，从国营、集体商店套购紧俏商品再转手加价出卖，属于哄抬物价、破坏市场秩序的违法活动，必须坚决取缔;但对“二道贩子”的正当贩运活动，如农村社员肩挑、手提、人拉、自行车驮，贩卖农副产品，应当给予保护。

　　3月12日人民日报“市场随笔”专栏刊出读者来稿综述，集中讨论“二道贩子”问题。读者的意见大体有三种：一是主张保护，不要打击，理由是生产者需要，消费者需要，城乡市场也需要;二是主张坚决打击和取缔，理由是“二道贩子”坑害农民，扰乱市场，还损害消费者的利益，破坏计划经济;三是主张“分清良莠，祛邪扶正”，肯定、鼓励他们促进生产、方便生活、活跃市场的积极作用，防止和打击他们冲击计划经济的行为。编辑说，第三种意见得到多数人的拥护。

　　11月18日，人民日报又在第一版再次发表“市场随笔”综述，釜底抽薪，主张《不应把商贩叫做“二道贩子”》。北京一位读者来信说：

　　“‘二道贩子’是经济学辞典上查不到的新名词。人们很难弄明白它的含义。如果以转手买卖的次数为尺度，那么，不仅有些个体商贩是‘二道’、‘三道’贩子，从二级批发站、三级批发站进货的国营零售商店，是不是也可以称作‘二道贩子’、‘三道贩子’?”

　　显然，这是多么荒唐的逻辑。在极左当道的那些岁月里，没人敢于质疑：为什么国有商业可以堂皇地“剥削”城乡之间工业品和农副产品的“剪刀差”，却不允许农民从城乡商品交换中分得一杯羹?在农村生产责任制改革后，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日益丰富，农民或农村商贩出来收购、周转、推销到消费者手中，是经济发展后的必然趋势，不管他们是长途或短途贩运，都对活跃城乡经济有好处。很有必要把“二道贩子”这个贬词正名为“商贩”。

　　人民日报的报道，引起党内的不同意见，有人指责说党报在宣传资本主义。胡绩伟社长请示到胡耀邦那里，耀邦说：

　　“我们要发展商品经济，就需要发展运输，需要搞活流通，无论短途运输还是长途运输，都应该鼓励;以后别用‘二道贩子’，改用‘运输户’，有搞短途运输的，有搞长途运输的。”

　　此时中央正在酝酿国营商业让出部分阵地给集体、个体经营的政策。人民日报受到鼓舞，1983年1月29日发表山西平顺县委书记张志刚、县长郭建裕的来稿《应当支持农民从事贩运　如何疏通农村商品流通渠道?》地处太行山区的两位农民父母官，提到他们在盛产山药蛋的井泉大队调查时的一个细节，一个小孩问道：

　　“你们要山药蛋吗?到我家去吧，光我家就能装一大汽车。俺爹说，产多了也是害——吃，吃不完;卖，又卖不掉。只要你们买，便宜一点也行，反正总比烂了强。”

　　孩子的话，在他们心头引起很大的震动。该县前一年有5000万斤山药蛋需要外销，国营商业的网点和设施严重不足，只有下决心对“二道贩子”解禁，支持农民自己贩运山药蛋，不受里程、数量、交通工具的限制。县委、县政府破天荒地要求工商部门帮助农民联系客户，银行提供贷款，交通部门安排车辆。结果尝到了甜头，除了官方供销部门外销100万斤外，剩余的山药蛋都由农民自行推销，足迹远达冀、鲁、豫、皖、鄂等省。农民增加了几百万元的收入。

　　1984年3月3日，人民日报记者潘岗采访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局长会议，发回一篇会议侧记《有管有活　疏通渠道》，大声疾呼：

　　“要改变把‘弃农经商’、‘弃农从副’当作资本主义的错误看法，绝不能再干过去那种不分青红皂白大批“二道贩子”的蠢事了。”

　　在开放搞活市场的新形势下，各地“工商大盖帽”的心思也活了，提出对农民经商，即所谓“贩运户”，要从过去的“一赶二堵”变为积极保护。农村商品经济由此开闸放水，奔腾千里。

　　“不叫他剥削，你给我们找工作嘛!”

　　当农业承包发展到副业承包，包产的个体农民变成私有规模经营的“专业户”，党内恐“资”症又发作了。这回出面质疑的，是与人民日报渊源深厚的毛泽东大秘书胡乔木。

　　胡乔木在邓小平1975年的“整顿”中领导国务院政策研究室，成为对抗“四人帮”的一个秘书和参谋班子;1978年以后主持撰写“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毛邓两届领导核心都认可的“党内一支笔”。值得玩味的是，据有关当事人回忆，邓小平为三中全会定下基调的著名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却不是乔木执笔的。据说邓小平曾经让胡乔木考虑初稿，可惜乔木未能领会邓小平在历史转折关口的新思维，竟然写出带有“文革”色彩的“走资派”、“阶级斗争”一类概念。邓小平不满意，亲自拟出几条提纲，让胡耀邦找来于光远等人起草。据中共中央党研究室副主任郑惠推测，邓小平的这个讲话，乔木至多只是参与了文字的润色。

　　乔木倒是在纪登奎副总理领导下，主持起草了“三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那份文件。当时省委书记们对多年的“农业学大寨”感到失望，普遍希望这次在政策上放宽一些，让农民有些自主权。但乔木落笔时“控制得还很严”，特别写上了两个“不许”：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据郑惠告诉访谈人邢小群：

　　“事实上中国有些地方已经开始搞了包产到户，他这么一写，就成了不合法。”

　　“当然这也不能怪乔木，因为当时整个党内思想都不怎么开放。但他作为起草文件的人，在这些地方虽然没有定论的权力，至少可以把话说得灵活一些，他这样一来，搞得下面不好做工作了。”

　　在包产到户问题上，明明各地农村已经波涛汹涌，但胡乔木还是告诫报刊宣传不宜过多，要掌握分寸。1981年，人民日报报道广东高要县社员陈志雄承包集体鱼塘355亩，承包金额达到5万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额。乔木读后不仅批评了人民日报，还给广东省委写信，要求马上制止这种“资本主义倾向的发展”。

　　此时主政广东的，是“文革”前的副总理习仲勋。广东省委很重视乔木的信，马上组织了调查组。乔木也指示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组赶到广州。两个调查组在同一个地点调查，由于价值取向不一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人民日报坚定地站在广东省委一边。秦川副总编辑曾经长期在习仲勋领导下工作，为了这篇报道，与习仲勋沟通过几次。秦川还把围绕鱼塘承包的分歧向胡耀邦做了汇报，耀邦明确表示农、林、牧、副、渔都可以承包。秦川立即把耀邦的意见转告习仲勋。

　　广东省委沉住气，认真研究了渔塘承包后的情况，对比了两份调查报告，向中央汇报说省委支持渔塘承包，得到中央的认可。

　　秦川、胡绩伟乘胜追击，从5月29日起在报纸上展开一场“渔塘能不能承包”的讨论，从陈志雄承包集体鱼塘说开来，提出了当时具有爆炸性的专业户雇工“剥削”问题。

　　体现胡乔木观念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于京实”在文章中提出，像陈志雄这样的农村能人剥削雇工剩余价值，这种作法“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生产的正常途径”。

　　但更多的读者对此不以为然。有的说陈志雄作为鱼塘承包者，除了要付出体力劳动，还要付出养鱼技术，付出成本，更要承担盈亏的责任，赚钱是合理的。还有人说：目前国家有多种经济成分存在，陈志雄承包鱼塘，既有利于集体、又有利于个人，“即使有一点剥削也不应大惊小怪”!当地社员说：“我想的只是希望他请我帮工，没有想到剥削问题。”外乡社员说：“我们这里有个陈志雄就好了!”

　　有趣的是，人民日报竟然直言不讳地说，所谓“剥削”是《雇主和被雇人共同的要求》，这是7月28日一篇报道的题目，反映云南盐津县有家个体户雇了两人开饭馆。市管委会的干部对个体户说：“你这是剥削，必须取缔!”个体户反驳说：“我们早开门、晚关门，方便顾客，价钱比国营和集体的便宜;来帮工的人，我每天付的工钱比国营和集体饭馆的职工还多，咋个叫剥削!”被雇的两个人也说：

　　“你说这是剥削，这种‘剥削’我们愿意;你不叫他剥削，你给我们找工作吃饭嘛!”

　　市管委会干部无言以对。这个“剥削”志愿说，与1949年刘少奇天津讲话中的“剥削有功”说遥相呼应。双方的共同点是面对生产力不发达的现实，主张用“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允许的“剥削”来推进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和商业文明的大发展。

　　经过这场讨论发酵，广州郊区渔业迅猛发展，全国农村各业承包破冰前进。3年后，广州人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吃鱼最多，鱼价最便宜。

　　“说真话的时代开始了”?

　　1981年在国务院的一次大型会议上，杜润生做农村改革报告，就家庭承包与集体经济的关系做出了一番精妙、透彻的阐述：

　　“集体经济已难以维持，它最大的弊端就是把人捆死了。农民说不怕累，就怕捆。中国农民有了一点自由，是能做出很多创造的;不给他自由，他有可能变成你的包袱。选择土地公有、家庭承包，这种半公有、半私有的形式，既满足了农民对家庭经营的偏爱，使小私有者的积极性得以发挥，又保留了土地的公有制。”

　　既得到了回归农民私有经营的里子，又保住了当初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面子，杜润生真是煞费苦心。据人民出版社《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记载，杜润生报告完毕，邓小平、陈云之间的联络人薄一波第一个发言，欣慰地说：

　　“农民要搞包产到户，我们要集体化，这个矛盾反反复复多少年。许多干部，包括邓子恢、润生同志，都在这个问题上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受了多年的冤枉。现在看来，这个问题可以很好地解决了。”

　　1982年初，由新成立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起草，中央发布著名的“一号文件”，首次正式认可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

　　“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

　　“一号文件”代表政府与农民击掌盟约，包产到户等责任制“长期不变”，用改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的话说，是给农民吃了“定心丸”。文件报送中央，邓小平看了以后说：

　　“完全同意。”

　　陈云叫秘书打来电话说：

　　“这个文件我已看了，这是个好文件，可以得到干部和群众的拥护。”

　　平日深居简出的陈云亲自参加政治局会议，听取了文件说明，最后说：

　　“文件好，说明也好，所提问题，我赞成。”

　　至此，二十多年来几起几落、农民望穿秋水又屡屡伤心失望的“包产到户”，终于在新中国获得合法地位!

　　随着农村经济形势的日益好转，当初反对包产到户的几位代表性人物，后来思想也有变化。据杜润生自述，企图通过人民日报制止包产到户的王任重，调离国家农委前，与杜润生有过一番恳谈，表示：作为过渡形式，他同意包产到户，前提还是应坚持集体化。

　　王任重的恩师李先念，“敢于实事求是，敢于纠错”，“群众观点很强”(杜润生语)。他和王任重一样，很长一段时对包产到户有抵触，但也没有高压反对。后来，李先念将信将疑地问过杜润生：

　　“包产到户真的增产那么多吗?”

　　杜润生回答：

　　“确实。包产到户是农户家庭经营，农民就靠种几亩地养家糊口，不能偷懒;加上环境变了，政府随着国家工业化能为农民提供化肥、农药，信用社给贷款，税费减少，又是和平环境，劳力富余，多产多留，政府实行价格保护，增产不奇怪。光水利建设，国家出了多少钱，还能白费?”

　　这位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中的第三号人物长叹一声：

　　“你把我说服了，我是老观念，只记得‘小农经济跳不了三尺高’。”

　　据杜润生自述，此后，李先念、王任重、华国锋都不再坚持原来反对包产到户的意见。李先念这代老共产党人在现实面前的诚恳，以及内心深处对传统观念的固守，出乎后辈意外，令人感念唏嘘。

　　直到1989年4月，李先念忽然驱车来到毛泽东题写过“人民公社好”的河南新乡县七里营乡刘庄视察，栽下一棵雪松作为纪念，挥毫写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8个大字。雪松和题词仅仅是一种怀旧，还是一种婉转的表示?

　　第二代领导集体中还有一位极为特殊的人物，他就是爱“打横炮”的政治局委员王震。王震做过农垦部长，听说国营农场也搞起家庭经营，拖拉机下放，大骂你们要把先进的机械化搞掉，是“败家子”!杜润生很会揣摩老同志的心理，从王震将军“带来的兵”生计角度，解释说：

　　“大农场还保持原来规模，只是分散一部分边缘土地给工人家属。你带来的兵都成家了，下一代青年的就业问题非常严重，城市又不好进，不开个路子怎么行?现在实行的‘国营大农场带家庭小农场’，机械还是农场所有，家庭可有偿使用。”

　　王震听了说：

　　“这样，我就放心了!”

　　各省封疆大吏们渐渐发现，在毛泽东时代令人谈虎色变的“包产到户”，原来并没有在农村导致“变天”，这项改革对地方经济来说收益甚大而风险很小，因此纷纷效尤。也有些省，经过领导班子调整后才改变观望态度，例如福建是在项南接任书记后才开始大规模改革，湖南是在1981年胡耀邦视察后才决定“不堵不塞，群众选择”。而河北，金明书记受到胡耀邦当面批评“耽误了3年时间，要捡回来!”

　　到了1982年，除黑龙江省外，所有原来反对包产到户的省份先后“易帜”。1983年春，黑龙江省委经不住基层干部和农民的强烈要求，终于放弃反对包产到户的立场。杨易辰书记态度诚恳地告诫下属：不要再坚持领导规定的那种体制了，还是尊重群众为好。

　　农村改革前的旧体制样板昔阳县，1982年底也抵挡不住包产到户的诱惑。据杜润生口述，消息传到北京，陈永贵副总理问：

　　“咱大寨人愿意干吗?”

　　谁料想，昔阳社员回答：

　　“砸了大锅饭，磨盘不推自己转，头儿不敢，咱大家干!”

　　据《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周宇在一篇纪实报道中提到，1980年辞职的纪登奎副总理专程来到安徽最早试行包产到户的肥西县山南公社，找到公社党委书记王立恒作检讨说：当年“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的文件是他签发的。

　　面对全国已成燎原之势的农村改革，已改任人民日报社长的胡绩伟想得很深很远。1982年夏天，他带领记者采访安徽、江西，包括分田到户的发源地小岗村，进行了两个月的农村调查。12月24日，胡绩伟和记者胡志仁以“胡尔任”的笔名发表文章《农业大变革的启示》，高屋建瓴地梳理了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历史意义，“在于开拓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道路”。

　　文章婉转地批评了列宁关于小生产“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论断，批评农业合作化“没有很好研究中国国情”，在经济上侵犯了农民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损害了农民的民主权利，使我国农业二十多年来陷于徘徊的局面。

　　联产承包责任制凯歌推进的这几年，农村部主任李克林虽年过花甲、离休在即，却是从事农村宣传几十年“心情最为舒畅的”几年。同事眼中的“李老太”既兴奋又不无辛酸地说：

　　“在宣传报道工作中，历来存在着‘唯上’和‘唯实’的矛盾。只知‘唯上’，不敢‘唯实’，盲目紧跟，不顾群众，曾使我们付出了许多沉重的代价，怎能不记取这惨痛的教训?”

　　“农村走上富裕之路时，我们这一代人已是发苍苍、视茫茫，垂垂老矣!将走到人生之旅的终点站了。有几分悲凉，更多是欣慰。”

　　“我坚信说真话的时代已经开始了。”

　　上世纪80年代，“四人帮”的笔杆子姚文元在狱中翻阅人民日报，读到各地民众春节期间家家户户吃吃喝喝，担心这样下去，没几年就会把粮食吃光。据2005年2月7日《采风报》小云的文章《姚文元出狱的前前后后》，他请狱方转告中央：还是要艰苦奋斗，“对粮食要有计划，不能这样敞开肚皮吃”。狱警听了哈哈大笑，反唇相讥说：

　　“现在中国不是你们当权那个时候了，老百姓日子好过多了，你还是好好改造自己吧!”

　　姚文元听了楞在那里，对高墙之外发生的变化恍如隔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