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 邓子恢)

共产党不能欺侮老实农民

　　毛泽东一言定乾坤。在刘少奇怯懦地退缩后，除了个别党外人士如梁漱溟跳出来，质疑共产党进城后“忘掉了农民”，呼吁在农村施行“仁政”，党内高层只有一人挺身而出，与毛泽东进行了长达近十年的争论。他就是土地革命时期的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邓子恢。

　　解放后，邓子恢有次带领全家观摩《收租院》泥塑展，在一个插着草标卖身的瘦弱小女孩塑像旁默默地站了很久，淌下两行热泪。邓子恢说：

　　“中国的农民是最老实的，我们要特别注意保护农民的利益，反映他们的疾苦，而不能去欺侮他们。”

　　自称为“农民化了的知识分子”邓子恢，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就反对“贫农分好田，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的左倾政策，主张“地主也分田”，缓和农村阶级斗争形势。邓子恢在红军长征后被主力部队抛弃，留在苏区的战友瞿秋白、何叔衡都壮烈牺牲，他凭借熟悉家乡情况得以九死一生。他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长、受命落实农业合作化后，不止一次地说过：

　　“凡涉及广大群众的事情，不要个人自作聪明，不要主观主义、命令主义。要同群众商量，走群众路线。”

　　对于农业合作化的终极目标是实现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邓子恢与毛泽东并无不同。在那一代共产党人眼里，要想改变小农经济，私有制基础上的现代农场是绝对不能考虑的。要到21世纪，邓子恢的助手杜润生才有可能对当初排斥私有财产、特别是消灭富农的政策有所反省。杜润生对《南方周末》记者赵凌说：

　　“我们应承认，当时土地改革对保护劳动者财产利益，没有严格依法执行，留下了不利影响。中国长期的皇权统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从来不讲保护个人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影响所及，今日实行市场经济，也难以确立交易信用。”

　　在走向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中，邓子恢比同时代人的高明和可敬之处，在于他坚持寻找“适合于中国农民特点的具体的过渡形式”。当时中共党内的共识是，合作化要从农业生产互助组，经过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最后建成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互助组完全保留生产资料私有，实行集体劳动，是社会主义因素的萌芽;初级农业合作社是在承认生产资料私有的基础上，土地入社，年终分配给入社的土地以一定报酬，其余部分实行按劳分配，属于半社会主义性质;而高级农业合作社把土地等生产资料收归集体所有，年终按劳分配，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邓子恢反复强调的是，这种过渡一定要循序渐进。他在中央农村工作部会议上提出：

　　“互助合作运动不能凭主观……我的意见，十年或十五年或更多一些时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不要企图在一个五年计划内完成两到三个五年计划才能完成的事。”

　　邓子恢眼中的农村，与毛泽东从青年时就醉心的“模范村”出入很大。邓子恢认为，中国农村的现实是“一根扁担两只筐，外加一个猪屁股(粪肥)”，所以合作化的速度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合作社发展仍应在数量上有所控制，从小到大，逐步发展”。邓子恢的中央农村工作部主张，在土改后要尊重“小农经济的生产现状”，保障农民的“四大自由”，即商品交换的自由、借贷自由、雇工自由和租佃关系的自由。

　　毛泽东听了很不乐意，发牢骚说：

　　“什么四大自由，四小自由也不能有!”

　　党报体谅小农经济的“保守性”

　　邓子恢的中央农村工作部，在历史上的独特价值在于，它不仅仅是党中央路线的执行机器，更不仅仅是某位最高领导个人意志的传声筒。从部长邓子恢到秘书长杜润生，都能从农村基层的丰富经验和调查研究中，保有独立思考的大脑，不肯随声附和。农村工作部在落实中央关于农业合作化战略时，讲求战术、控制节奏、捍卫底线，是一个服从中央大政方针但又与中央保持相对独立性的具体决策部门。

　　这段时期的人民日报，通过李克林的牵线搭桥，农村报道追随邓子恢的想法，突出宣传农村政策要从中国小农经济的现实情况出发，不能损害农民的利益，不可强迫农民办他们还不愿意办的事情。

　　毛泽东强拽全党启动农业合作化后，邓子恢不赞同盲目追求高级农业合作社的形式，办社贪多贪大，认为农业合作化的主要问题是“急躁冒进”。农村工作部成立之初，他安排杜润生执笔，为《人民日报》撰写了社论《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1953年3月26日见报。

　　这篇社论分析了土改后农村经济的基本构成，包括1亿户小生产小私有的个体农民，建立在农民个体经济基础上的互助组，占总农户2‰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不足总耕地面积3‰的国营农场，还有比重很小的富农经济。与主要由个体农民组成的生产队伍、私有分散的土地制度相适应的是，生产力极为落后：

　　“农具还是古老的木犁、水车，靠人力、畜力耕耘，靠人工肥料，而不是靠机器耕耘、机器灌溉和化学肥料。”

　　人民日报社论如此深切地体察小私有个体农民的苦衷，从五十年代中后期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前是再也看不到了：

　　“他们在生产中就表现出较多的保守性和患得患失心理。他们对于生产上任何一种新的改革，一定要经过反复计算比较，确知其有得无失、有利无害时才能接受。他们深知自己的经济条件，万一有失，就要影响他们一年的生活，甚至两三年还翻不过身来。”

　　社论因此强调：

　　“当我们向互助合作道路上前进时，切不要忘记前进的出发点乃是小农经济，工作对象是小私有者。而对于这种小私有者个体农民说来最关紧要的问题，是他们的切身利益能否得到保护和发展的问题。”

　　邓子恢、杜润生在社论中向全党发出告诫：强迫农民入社，将农民的私有生产资料变相地无偿归公，取消或不合理地减少对入社农民的土地和牲畜的报酬，必然会“吓退农民”，导致互助组合作社垮台：

　　“因此，想把互助合作办好，就必须坚决执行保护个体农民利益的政策，必须谨防各种冒进倾向的发生。”

　　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改造不可避免的大势所趋下，党内有识之士仍然试图通过人民日报为“最老实的”农民说上几句体己话，努力减缓合作化风暴对几亿农民的小日子、也是国家根本的冲击。发源于太行山的人民日报，在听命于执政党中央的同时，又体现出几分俯察民瘼的底色。

　　这篇社论是邓子恢为农村工作部定下的工作基调，也是后来被毛泽东讥讽为“小脚女人”的思想源头。

　　党史上第一轮“毛邓”之争

　　中央农村工作部成立不久，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驱赶着诺大的中国抛离千百年来私有财产的温馨庭院，驶向公有制的茫茫戈壁。

　　1953年10月间，毛泽东两次找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伯达、廖鲁言谈话，针对邓子恢部长的审慎行事，指明了截然不同的方向：

　　“办合作社只要合乎条件，那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

　　“合作社不能搞大的，搞中的;不能搞中的，搞小的;但能搞中的就应搞中的，能搞大的就应搞大的，不要见大的就不高兴。”

　　一味贪“大”求“公”，源于共产党原教旨主义的神魔之辨：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是魔，而社会主义是神。合作社的发展速度和规模，本属于技术和策略层面上的考虑，但只要扯上这种神魔之辨，就得立刻让步。因为毛泽东在第二次谈话中“上纲上线”了：

　　“‘确保私有’，是资产阶级观念。”

　　“不搞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小农经济上行小惠，而希望增产粮食，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

　　事实上，到1954年底，全国合作社数量已经发展到49.7万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数的10.9%。在邓子恢看来，步伐足够快了，现在需要的是消化已有成果、稳定农业生产。1月10日，中央发出邓子恢起草的文件《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指出“有相当部分新社是在无准备或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建立的”，因此合作化运动当前“应基本上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的阶段”。

　　毛泽东勉强同意合作化实行“停、缩、发”三字方针，即有些地方停下来整顿，有些地方适当收缩，有些地方仍要适当发展。三字方针，邓子恢的关注点放在“停”和“缩”上，曾经致电浙江省委建议解散一批条件不成熟的合作社。

　　人民日报的李克林当然了解邓子恢所谓“无准备或准备不足”是什么样的情形。当时的农业社普遍缺少农机具、牲畜、种子和口粮。贫农没有种子，而中农宁肯杀猪、宰牛、砍树、卖粮，也不愿看着它们被拉去充公。人民日报响应邓子恢主导的中央文件精神，连续发表社论，反对急躁冒进。

　　李克林利用常驻农村工作部的便利，抓住各地合作化工作中反映上来的突出问题，一事一议，与同事编写了一系列花边短文，像《不要拔苗助长》《深入了解社员的思想情绪》《紧箍咒是没有用的》《强迫命令一定把事情办坏》。这些署名“仲夏”、“杨紫”的短文，一看题目就知道是亲近邓而疏远了毛。

　　毛泽东有点坐不住了。5月1日，他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时对党中央副秘书长谭震林抱怨说：

　　“合作化还可以快一点……但现在给合作社说好话的人不多。”

　　此时，合作社在全国已超过65万个，但毛泽东还嫌发展太慢。他跑到15个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说，农业合作化“停、缩、发”三字方针的基本点其实是“发”。他要求到1956年全国发展到100万个合作社。这个提议很快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可是，毛泽东在视察南方行程中又有了新想法，回到北京后的一个晚上约见邓子恢等人，提出100万个社似乎太少了，干脆在65万个合作社的基础上翻一番，增加到130万个左右!

　　面对领袖的狂热主张，邓子恢坚决不从，两人发生了激烈争辩。邓子恢坚持说，合作化运动应与国家工业化的速度相适应，不宜发展过快。65万个社已属冒进，100万个更不容易，如果再加码到130万个则大大超出条件许可。邓子恢主张还是维持100万个的原计划比较好。毛泽东则认为邓子恢过分强调办社条件，对群众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认识不足。

　　毛泽东刚愎自用，邓子恢面折廷争，从前半夜争到天亮，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是党史上第一轮“毛邓”之争。毛此时的对手不是后来影响更大的邓小平，而是党内地位低得多但顽强抵抗领袖意志达十年之久的邓子恢。

　　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同事得知后，暗暗替邓部长担心，劝他何必为30万个社的数字，同毛主席争论呢?有什么必要冒这个险呢?

　　邓子恢坦然回答：

　　“要紧的是，主席认为那些办社的条件都是不必要的，这怎么能够不讲清楚呢?这可不是几十万个数字的问题。”

　　邓子恢要捍卫的“办社的条件”，是生产关系必须服从生产力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是长官意志必须尊重农民利益这样一个共产党的道德底线。7月11日，毛泽东再次约见邓子恢等人，重申了自己对农业合作化的主张。邓子恢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毛泽东恼火了，对这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根据地老战友说：

　　“你的思想要用大炮轰!”

　　7月31日，中央召集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讨论合作化问题。毛泽东登台做《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激情澎湃地宣称：

　　“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论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

　　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毛泽东把自己对邓子恢的不满，与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分歧，在全党面前和盘托出，决心以领袖之威强迫合作化加速。他责备邓子恢：

　　“你怎么又动摇了，波兰搞自由化还不敢解散合作社哩!”

　　毛泽东不给中央农村工作部留情面，公开收回其对合作化工作的指导权，他本人要直接掌控合作化运动全局了。会议一结束，中央即发出指示：

　　“在目前几个月内，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电报，由中央直接拟电答复;并告批发此类来报的同志，不要批上‘请农村工作部办’的字样。”

　　接着，党的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开幕，顺从毛泽东的意志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把邓子恢定性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邓子恢和杜润生被迫做出检讨。此后，邓子恢靠边养病，由谭震林接手主管农村工作。而杜润生则被调离农村工作部。

　　全会结束一年后，中国农村快马加鞭基本实现了“合作化”。除了不许入社的地主、富农，除了地处偏僻的零散农户无法建社，所有农民都被拉进合作社，而且大多数是剥夺了农民土地所有权的高级社。从邓子恢创建农村工作部的1953年起原计划15年完成的事情，才过了3年时间就完成了。

　　到1958年“大跃进”时期，高级社又发展为管理高度集权、分配高度平均的“人民公社”。

　　何燕凌发历史先声

　　“小脚女人”定语一出，人民日报就不便再去联络这个“右倾”部门了。报社领导对李克林说：“回来吧!”李克林无可奈何地从中央农村工作部回到报社编辑部。

　　眼看着地方党委纷纷向中央打报告检查“右倾错误”，竞相追加发展合作社的数字，“并社升级”大办高级社，李克林感到大惑不解。这是她在党内生活中遭遇的第一次“突变”。她在心中纳闷：邓子恢部长坚持的按照实际情况循序渐进的指导思想究竟有什么错?

　　李克林后来在一篇怀念邓子恢的文章中写道：从延安到太行，到北京，自己对毛主席长期十分崇敬，从来没有半点怀疑;可是，1955年批判邓子恢后，虔诚之心有些动摇了，开始用自己的头脑根据实际情况思考问题、判断是非了。在公开场合，她忍不住气愤地说：

　　“现在调查研究的没有发言权，不调查研究的反倒有发言权。”

　　从此，李克林被左派同事讥讽为总是“站在右边看问题”，“一贯右倾”。

　　在政府如泰山压顶般强力推行合作化的时候，农民开始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消极反抗。在合作社与人民公社成为既成事实后，一种叫做“包产到户”的农业经营方式悄悄蔓延开来。

　　自古习惯于在自个“一亩三分地”里忙活的农民，忽然进了社里，出工要靠生产队长吹哨子，什么时候插秧、收割要等书记拍板，干多干少一个样，“大跃进”期间连一日三餐都砸了自家锅灶，一起进公共食堂，还有什么生产积极性可言?一些基层干部在农民的撺弄下，在保留集体经济的框架下煞费苦心想出一个办法，来调动个体劳动发家致富的积极性。

　　人民日报立即敏感地注意到这个动向，1956年4月29日第二版出现一篇署名“何成”的小评论《生产组和社员都应该“包工包产”》。评论说：安徽芜湖实行生产队向合作社管委会、生产组向生产队“包工包产”还不够;四川江津进一步让社员向生产组“包工包产”，做得更到位。

　　“何成”提出了合作化以来一个普遍的现象：越是公有制，越像无人所有制。“牲口糟踏庄稼不管，青苗长得好不好不管，庄稼收多收少不管”，队长“成了一条光杆”。希望找到一种“灵活的办法”，“从制度上鼓励社员，从个人物质利益上关心劳动的最后成果”。今天读来，在不可能否定“集体劳动的优越性”前提下，人民日报敏锐而深刻地提出了合作化以后“社员的生产责任心”缺失这样一个历史性课题，鼓励各地各社的领导人员“把生产责任制贯彻执行到底”。

　　“何成”就是李克林在太行山的解放区战友、老记者何燕凌。毛泽东题写的“人民日报”那四个龙飞凤舞的毛笔字，就是何燕凌在西柏坡请薄一波向毛泽东讨来，由何燕凌亲手制成报头的。生姜还是老的辣，这位做过地下工作的复旦新闻系学生，从解放区农村工作的实地经验中，率先发现了党的农村工作路线的致命伤。在这样一个涉及立国之本的农业战略问题上，他不是用论战风格，而是通盘用平实的文字，尝试提出了纠偏和救治方案，在中央党报上发出历史的先声。

　　何燕凌的评论文章直接启发了温州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李副书记在温州大胆实施了著名的“包产到户”实验，据1957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刊发的新华社电讯稿介绍：

　　“‘包产到户’是把社里‘三包’(包工、包产、包成本)包到生产队后，再包到每户社员;把社里成片土地重新打乱划成小块，确定每块田的产量、肥料和所需工数，一般用‘按劳分田’办法，包给每户社员去分散经营。社员对承包土地的产量负完全责任，超产部分全部奖励，减产部分全部赔偿。平时社员单独生产，农忙时小组互助，全社性农活大家出工。社里农具搭配到户，或者轮流使用。”

　　但是好景不长，“反右”运动拔山倒海而来，“包产到户”成为农村“右倾”路线错误的代表。这篇李云河“包产到户”的报道，是把他作为“迷失社会主义方向”的典型进行公开批判的。报道说，在“反右”运动中，温州约一千个农业社已经纠正“包产到户”，绝大多数重新实行了统一经营、集体劳动。当天的人民日报还发表署名南成的评论《调动农民什么样的积极性?》严厉警告说：

　　“‘包产到户’这个错误办法所以能够在许多农业社里推行，主要原因是它正好适合部分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得到了他们的积极拥护和支持。这不正是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的表现么?那么，领导农村工作的同志在斗争的前面应该站在哪一边呢?”

　　“温州专区个别县委领导干部在这里迷失了方向……”

　　在政治高压下，人民日报只能对上负责，在记者编辑的内心迷惑中，违心地宣传违背常识和人性的东西。从否定“包产到户”开始，到“全国学大寨”，到宣传小靳庄、哈尔套“社会主义大集”，这张发源于太行山农村的报纸与它所熟悉的农民心声渐行渐远。

　　飞蛾扑火反对“祸国殃民”

　　1958年6月“大跃进”高潮中，毛泽东和邓子恢在中南海游泳池巧遇。毛泽东突然向这位已被他贬斥靠边站的老战友提出，能不能取消农民的自留地，因为它是“资本主义温床”，不利于向共产主义过渡。邓子恢听了，心中一惊，连忙说：农村生产力水平极低，匆忙取消自留地极为不妥。

　　游泳时没法深谈，邓子恢回家后深感事关重大，连夜给毛泽东写了封信，详细陈述了保留自留地的理由，第二天急送中南海。他在信中痛切陈词：

　　“这是最合算不过的措施。只要把五亿农民安顿好了，我们的市场就稳如泰山了。”

　　毛泽东阅信后，感到邓子恢言之有理，从此不再提取消自留地之事。

　　然而，邓子恢还是无可奈何地坐视着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如火如荼地在全国蔓延，其结果导致了一场中国史和世界史上空前绝后的大饥荒。邓子恢力保的一小块“自留地”，竟成了亿万农民度荒求生的“救命地”。

　　1961年春，邓子恢带一个工作组回到家乡福建做调研。途中遇到闽西根据地战友、曾在福建省政府任职的张鼎丞，得知自己的家乡龙岩地区饿死了很多人。邓子恢赶到龙岩访贫问苦，心情十分沉重。在闽西根据地最早发生农民暴动的后田，当年的接头户陈东坑老人双手捧出一碗用糖精拌的蕉芋粉，颤巍巍地端到他面前说：

　　“绍仔(邓子恢乳名绍箕)，你难得回家，本应好好招待你。过去你来，我可以招待你吃白米饭，现在没有白米了，我没有什么招待你，这碗蕉芋粉是家里最好的东西，你吃了吧。”

　　此时离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已经12年，革命老区还只能用蕉芋粉待客!

　　邓子恢心情激荡，含着眼泪喝下了这碗拌着糖精的蕉芋粉，尽管他身患严重的糖尿病不宜进甜食。

　　在自己的出生地东肖的邓厝，邓子恢带着从龙岩城买来的面条，煮了几大锅来招待父老乡亲。几位老人吃了面条对他说：

　　“绍仔，面条我们吃了只是一顿饱，回去又怎么办?帮我们大家想想法子吧。”

　　近40天的闽西农村调查，革命根据地农民的悲惨境遇，乡亲们“想想法子”的泣血呼吁，重新唤醒了邓子恢直言犯上的勇气。他把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感写成一份调查报告呈送中央，斗胆提出粮食包产、允许社员开荒、公社食堂全部停办。邓子恢还针对各地崇尚公社核算，建议把生产队变为基本核算单位，克服公社化后盛行的平均主义。这些意见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讨论修改《农村工作六十条》草案时，被悉数采纳。

　　从龙岩回北京的路上，邓子恢特意在合肥短暂停留，与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的交谈中，对当地出现的“责任田”产生了浓厚兴趣。与此同时，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在湖南农村也发现了“包产到户”的好处，回京后向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进言，希望允许农民“包产到户”。

　　然而，毛泽东内心深处不可能接受扭转合作化方向的“责任田”和“包产到户”。虽然饿殍遍野的压力，使毛泽东无力阻止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检讨党的农村政策，但还是在会议期间不动声色地撤销了曾希圣的省委书记职务，疏远了曾经亲如子侄的秘书田家英。

　　“七千人大会”后，邓子恢接到安徽宿县符离集区委书记武念慈的来信，谈到“责任田”给农民带来的好处，以及曾希圣下台后省委改变“责任田”的苦恼。邓子恢明知“责任田”违逆毛泽东的旨意，但思考再三，为了缓解广大农民的苦难，毅然派出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观澜带工作组南下安徽。

　　王观澜副部长发回当涂县、宿县“责任田”情况调查报告，与符离集区委的“责任田”汇报，不约而同地肯定责任制把产量与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有助于克服合作化以来社员劳动态度消极的弊端，对恢复生产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在这些调查报告和汇报中，农民表示：

　　“包产到户责任田越干越有奔头,最好一辈子不要再变。”

　　“一不怕蒋介石，二不怕自然灾害，就怕改变责任田。”

　　县、区、公社三级党委书记也再三要求：

　　“不要给我们戴方向性错误的帽子，允许试验3年，粮食过了关再改。”

　　邓子恢决心向中央报告，建议在农村普遍推广“包产到户”。好心人苦苦相劝，政治形势不明朗，看看再说。邓子恢激动地说：

　　“有些人就是怕丢乌纱帽，却不顾老百姓的死活。”

　　“为了个人得失而放弃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哪还是共产党员?!”

　　6月下旬，党中央书记处听取安徽“责任田”问题的汇报。邓子恢仗义执言：“责任田”没有改变所有制性质，只是集体经济经营管理的一种形式，不应该说成方向性错误而全盘否定。邓小平总书记支持邓子恢的意见，道出了那句著名的“猫论”：

　　“在农民生活困难的地区，可以采取各种办法。安徽省的同志说‘不管黑猫黄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话有一定的道理。责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再试试看。”

　　刘少奇要求华东局转告安徽省委：对“责任田”不要下结论太早。

　　7月9日、11日，邓子恢来到中央党校的讲堂上，做农业问题报告。他坦率地指出集体经济的“经济管理大部分没有搞好”，因此需要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实行队(生产队)包产，组包工，田间管理包到户;对一些特殊的技术活，可以实行联系产量、超产奖励的个人责任制。他力图冲破党内对劳动形式、经济管理形式的“姓社姓资”忌讳：

　　“认为集体劳动就是一窝蜂，单独干活就是单干，单干就不是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这是不对的。”

　　这位早已被剥夺实权的农村工作部部长，面对几千名来自全国的高级干部大声疾呼：

　　“我们应该悬崖勒马了，再也不能搞左的一套了，那是祸国殃民的做法。它使成千上万人非正常死亡，凡是有一点良心的人，都应该感到痛心、内疚。”

　　这是在越“左”越革命的年代，党内高级干部凭借内心良知，发出的历史最强音。“祸国殃民”四字，体现党内对毛泽东极左政策的厌恶和摈弃暗流涌动。

　　人民日报与邓子恢这样的党内高级干部一样，对大饥荒感到“痛心”和“内疚”。李克林1959年在河南农村采访时，亲耳听说饿死了农民，忧心如焚，回报社后向编辑部做了如实反映。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后，时为报社群众工作部副主任的李克林，收到大批要求“包产到户”的农民来信。李克林毫不犹豫主持选编了要求“包产到户”的群众来信专辑，与邓子恢、田家英等人的声音相呼应。

　　7月17日晚上，毛泽东约见邓子恢等人。已经受过一次严厉批判的邓子恢，对老战友几十年间睚眦必报的人格知根知底。但是为了几亿农民的疾苦，邓子恢以飞蛾扑火的大无畏，向毛泽东坦诚地陈述了自己对“责任田”的看法。

　　在中南海的夜色中，他手摇芭蕉扇，陈述各种理由和数据，恳切地说：“责任田”是一种联产计酬的责任制，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广大农民的需要，有强大生命力，广大农民不愿改变。

　　毛泽东一言不发地听着他侃侃而谈。直到邓子恢告别时，毛泽东才说了一句：

　　“把你的汇报和符离集的报告送来，我要看看。”

　　从中南海回到农村工作部大院，邓子恢兴奋地告诉同事：

　　“主席同意试一试!”

　　受邓子恢的影响，人民日报上再次出现了对于“责任田”的争论。有人说实行责任田好，能够提高农民积极性;有人说不好，是“单干”，容易滑向资本主义。

　　邓子恢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时期的毛泽东虽然还没从导致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大饥荒中缓过气来，但不服输也拒下罪己诏的性格，使他不可能真正容忍邓子恢的主张。邓子恢走后，毛泽东对董必武发牢骚说：

　　“邓子恢向我保荐责任田，我跟他谈了一个半钟头的话，我就受了一个半钟头的训。不是什么谈话，是受训。”

　　在另一个场合，毛泽东听取秘书田家英建议“包产到户”的汇报后，突然冷冷地提出一个问题：

　　“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

　　毛泽东的怒气很快爆发。8月6日，在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开始训人。他大谈阶级斗争新形势，要求批判三股风——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

　　毛泽东把“责任田”和“包产到户”问题骤然提高到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高度。一些好心人劝说邓子恢记取前车之鉴，在会上不要硬顶，赶紧做自我批评。邓子恢平静地表示：

　　“对‘责任田’，我现在还是这样看。”

　　几天后，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上作出批示，对邓子恢痛下杀招：

　　“邓子恢同志动摇了，对形势的看法几乎是一片黑暗，对包产到户大力提倡。这与他在1955年夏季会议以前一贯不愿搞合作社，对于搞起了合作社，下令解散了几十万个，毫无痛惜之心;而在这以前则竭力提倡四大自由，所谓‘好行小惠，言不及义’是相联系的。

　　他没有联系1950年至1955年他自己显然还是站在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因而犯了反对建立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错误。”

　　毛泽东还在大会小会上，批评邓子恢是“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者，是民主主义者”，是站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指责中央农村工作部“搞资本主义”，甚至干脆断言——

　　“十年中没做一件好事。”

　　邓子恢不肯屈服，在北戴河中心组会上，当着毛泽东的面反问道：

　　“工业上可以搞责任制，为什么农业田间管理就不可以搞责任制?责任田根本不涉及所有制问题，不存在反对集体经济的问题。”

　　10月5日，邓子恢主持了中央农村工作部最后一次会议。会上宣布：中央撤销农村工作部。有资料表明，就在这一天，邓子恢进中南海见毛泽东，当面表示不能接受对他的种种批判，郑重提出：

　　“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回福建龙岩老家去休养安度晚年。”

    这一年，人民日报关于“包产到户”的宣传左右摇摆，甚至自己打自己耳光。女记者金凤等到京郊房山县调查“包产到户”，目睹队里大田的庄稼“稀稀拉拉”，各家用篱笆围起的自留地玉米却“长得真好”。开始因为摸不准上面的行情，调查报告起了个万无一失的标题：《关于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调查》。初稿面面俱到，分成3部分：巩固集体经济;“小自由”的做法，如自留地、自由市场、牲畜分户饲养等;农村干部和社员对包产到户、分口粮田的态度和意见。接着，听说中央允许全国不同地区恢复农业生产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进行试验，包括包产到户，赶紧改写，扩大后两部分。再后来，又听说中央转而批判“三自一包”，他们又赶紧扩写第一部分，压缩后两部分。人民日报的农村报道，对事实真相任意裁剪，可悲地成为领导人旨意的注脚。

    “文革”中，追随邓子恢的李克林被说成是“刘少奇、邓子恢的徒子徒孙”，“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吹鼓手，多次被批斗。

　　邓子恢凄惶下台，转眼十年倏忽而过，到1972年，邓子恢健康恶化。老战友和老部下闻讯，赶往医院探望。病榻上的邓子恢时而清醒，时而昏迷。清醒时与战友们回忆往事，谈得最多的，除了当年的红军生活，就是“包产到户”，甚至预言包产到户迟早还会实行。弥留之际，喃喃细语的他一字一顿，费劲地吐出：

　　“包—产—到—户—没—有—错……”

　　两天后，这位中国最早的苏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抱憾离开人世。

　　直到1981年，“包产到户”在全中国已经遍地开花的时候，人民日报才郑重地为邓子恢拂去“历史的尘污”，宣布：

　　“他对农业集体化运动中一些重大问题所提出的意见，大都是正确的。”

　　项南、江一真在回忆文章中一针见血地说：

　　“邓老的心，是农民的心;农民的苦，是邓老的苦。”

　　邓子恢之子邓毅生为人民日报撰写了一篇迟来的悼文，用一句俗话概括父亲不依不饶地对党进言、为农民说话的后半生，很耐咀嚼：

　　“当蜡烛向下斜的时候，火焰却一个劲地往上伸。”

（31 万里）

“地越种越瘦，人越弄越穷”

　　从太行山中走出来的人民日报记者李克林，“文革”中回到山西左权采访，战争年代她的女儿就寄养在当地农民家。在县里，她听熟了干部嘴边的官话，什么农业生产发展、农民生活改善啊;只有到了女儿的奶娘家，才听到老人家悄悄诉苦说：

　　“现在的生活还不如八路军总部在这里的时候!”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八路军总部就驻扎在左权。不仅仅是左权，众多革命老区曾经以并不富饶的水土养育了一支在野党及其军队，眼巴巴盼到后者执政的那一天，没想到生活依然贫困。连那位唱出著名的毛泽东赞歌《东方红》的陕北民间歌手李有源，到70年代初儿媳妇也被迫踏上了讨饭路!

　　直到1978年，新华社陕西分社社长冯森龄写出一份内参，披露革命圣地延安竟然还有不少乞丐。人民日报11月23日头版发表冯森龄等人的新华社通稿，公开承认：

　　“陕北地区的革命和建设发展缓慢，一些地区人民生活存在着困难。

　　“……家庭副业都被当作资本主义批掉了，许多地方没收了自留地，粮食征购过重，社员口粮低，生活困难。

　　“地越种越瘦，人越弄越穷，水土流失严重……”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曾给延安人民复信，祝福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然而，直到毛泽东辞世，这个诺言也未能兑现。

　　陕北人感到遗憾的是，毛泽东主席解放后上井冈山、回家乡韶山，还多次登临蒋介石喜爱的庐山，唯独没有重返曾经庇护中共中央达12年之久的延安!

　　“文革”中，周恩来总理从在陕北插队的高干子弟那里，得知延安人民生活真相，痛心地说：

　　“战争时期陕北人民用小米哺育了我们，全国解放二十多年了，一些群众生活还这样困难，我心里非常难过，我们的工作没做好对不起老区人民……”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中央着手援助延安发展电力、化肥、水泥“三小工业”，但在当时人民公社体制下，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包括延安在内的农村落后面貌。一个赶走了蒋介石的新政权，废止农村传统的土地制度和家庭经营，从合作化、大跃进到人民公社，闹腾得翻天覆地，没想到执政29年后却没能消除革命大本营延安的乞丐!

　　尽管解放后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并不少，农田基本建设成绩也不小，但由于农民积极性不高，农业生产仍然徘徊不前，不少地方甚至不如解放前。

　　“文革”结束后第二个寒冷的冬春季节，人民日报新上任的总编辑胡绩伟出差路过粤港边境，极目张望大吃一惊：香港那边的庄稼郁郁葱葱，欣欣向荣;而我们这边，人民公社的庄稼长得稀稀拉拉，一片荒凉。很多年后，胡绩伟还记得当时的感受：

　　“长期生活在社会主义新天地的我，第一次见到‘两个世界’这样鲜明的对比，不能不叫人大为震惊。我表面上装得很平静，其实心里却特别难过。”

　　人民日报农村部的一些老编辑、老记者，比如李克林，对于合作化以来报纸和记者个人卷入农村极左政策的宣传，也是深感“负疚”：

　　“看到贫困的农村，内心感到痛苦、迷惘，但又说不清楚。”

　　“农民穷成那样，还要去割人家的‘资本主义尾巴’。”

　　“责任虽不在我们，但我们是积极的参与者和执行者。正当我们这一代人年富力强之时，我们都干了些什么?我们不是为民造福而是造孽啊!”

　　好在“文革”已经结束，邓小平东山再起后，提出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立刻得到人民日报的响应，组织了一系列报道和评论。

　　什么叫做“落实政策”，当时农村有什么政策没有落实?其实自从“大跃进”以来，人民公社体制就是农村的最高政策，在全国雷厉风行没人敢于公然违抗。邓小平此时能做的，就是在人民公社的框架下，维护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农民种植自留地、经营家庭副业，落实按劳分配。而这些较低层次的农村经济政策，当年毛泽东虽不满意也不便彻底否定;以华国锋为代表的地方挺进中央的“文革”受益者，从基层工作经验出发也是较为认可的。

　　华国锋接班后，一方面继续高举“农业学大寨”的旗帜，一方面着手进口粮食，减免贫困地区的税收，重视社队企业，缓解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一个例证就是《红旗》杂志在1978年一边抵制“真理标准讨论”，一边却率先发表了万里谈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文章。同时，“凡是”派对于落实政策会不会导致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侵蚀人民公社至高无上的权威，经常心存疑虑，一旦触及他们心目中的底线就会奋起反击。

　　所以，当李克林组织了一篇社论《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关键在落实政策》，排出小样送给常务副总理纪登奎副总理审阅，纪登奎发话了：

　　“关于农村政策，大家正在议论纷纷，社论缓缓再说。”

　　纪登奎，1951年毛泽东沿京广线南下视察途中接见过的“老朋友”，28岁就做了许昌地委书记。两年后毛泽东再次南下，召见纪登奎询问合作化试点情况。刚从一个合作社蹲点调查归来的纪登奎，圆满地回答了毛泽东的每一个提问，挠到领袖心中的痒处。在党的领袖一路关照下，纪登奎出掌苏联援建项目洛阳矿山机器厂，升任河南省级领导，在党的“九大”上跻身政治局。他和陈永贵一样，在某些问题上跟江青等“四人帮”有距离，但不会容忍党内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包括试图改变人民公社体制。

　　社论发不出去，李克林不死心。经报社领导同意，她把社论改成无需送审的“本报评论员”文章，直到1978年2月才在头版刊发出来。这篇评论批评了“文革”中“侵犯农民利益，导致生产连续下降”的过火做法，比如把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说成“资产阶级的管、卡、压”，把农民按劳分配说成是“物质刺激”，鼓吹“种田为革命嘛，不记工分也可以”，还有“割自留地等资本主义尾巴”。人民日报要求各级党委认真检查一下农村劳动管理、财务管理、自留地、奖励等政策，一项一项地落实下来。评论特别提示说，当前尤其需要落实关系7亿农民切身利益的按劳分配政策，纠正当时盛行的“出工一条龙，干活一窝蜂，分配一拉平”的现象，健全“生产责任制”。

　　为此，人民日报惹恼了一些忠于毛泽东集体经济理想的领导干部，经常受到当时中央分管农业、宣传的领导以及地方官员直白或含蓄的批评。一名省委书记读到人民日报提倡农民家庭饲养禽畜，骂道：

　　“靠老太太养鸡能养出社会主义?”

　　向来快人快语的李克林心里不服气。有一次，她在报社礼堂传达中宣部负责人对人民日报农村宣传的批评，只是照本宣科地念了一遍，一句接受批评的表态也没有，一脸不以为然的神色，气呼呼地走下讲台，还在嘟嘟囔囔。

　　毛泽东接班人华国锋，摆脱不了对集体经济、计划经济下长官意志、人多好办事的迷恋，在农村推行人海战术的“大会战”。过去搞大炼钢铁，现在是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

　　从1975年开始的山东“邹西会战”，“文革”结束后继续受到新的中央青睐。它动员了10个公社、77个管区、448个生产大队，覆盖45万人口与6700公顷耕地，大规模平调生产队的劳力、财力和物力。

　　这种“会战”思维，其实是中国几千年皇权专制下徭役贡捐的现代版。在古代，轮流耕种公田、在自家村口修路搭桥一类劳动叫“徭”，中央政府为修长城、凿运河等全国性工程而征集的劳动叫“役”，地方自愿上缴中央的叫“贡”，地方摊派到个人的叫“捐”。人民公社在把几千年小农经济传统剿杀殆尽(仅剩自留地)的同时，也把这种徭役贡捐制度发挥到极致。在“大干社会主义”的旗帜下，从中央级(如大炼钢铁)到县级(如林县“红旗渠”和邹西)的大会战搞得地动山摇，甚至砸碎自家的铁锅，全村人进了公共食堂。为了一个神圣而虚幻的“公”字，农民在相当程度上被农奴化了。

　　在“邹西会战”经验推广大会上，中央领导讲话，强调大干快上、规模声势，要求农民“吃大苦，流大汗，不惜掉几斤肉、脱一层皮”。在台下，国家农委的一名干部悄悄告诉人民日报记者：

　　“中央领导人这样一发话，下边干起来就难免死人啊!”

　　党报记者在体制内工作时日已久，未必都能联想到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名篇《石壕吏》对徭役之苦的控诉：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但他们对“大跃进”的教训都记忆犹新。会后，李克林在安排“邹西会战”宣传时，抛开中央领导的要求，嘱咐记者在如实报道“邹西会战”的成绩时，重点关注农村政策问题。她带领农村部编辑，会同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驻山东记者，撰写了几篇述评，批评“邹西会战”中种种违反政策的口号和现象，诸如“要大干就不能怕农民负担过重”，“要大干就不能不平调”，“强调政策会束缚人的手脚”。

　　1978年6月的一篇述评《从山东农田基建会战看政策问题》，提出警告：

　　“有一个前提条件要充分注意，这就是农田基本建设的工程量，必须与当地的人力、物力、财力大致相适应……”

　　在习惯了“大会战”的年代，这篇述评以罕见的商业眼光，对“邹西会战”与农民利益的关系做出“斤斤计较”的评估：全省参加会战、需要还工的共约670万人，其中3年内不能受益的或者长期难受益的有280万人;按每个冬春干70天计算，每人每天补助一斤半粮、五角钱，共需近3亿斤粮、近1亿元钱。这些粮和钱，由非受益社队自筹，负担很重。因此，人民日报提醒地方政府：

　　“既要努力从根本上改变农村面貌，又要做到当年收益，正确处理积累和分配的关系;既要发扬社会主义协作精神，又要认真执行等价交换、自愿互利的政策，切不可搞一平二调。”

　　人民日报似乎又回到了25年前合作化初期的那篇社论《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回到了邓子恢、杜润生的价值立场：

　　“切不要忘记前进的出发点乃是小农经济……对于这种小私有者个体农民说来最关紧要的问题，是他们的切身利益能否得到保护和发展的问题。”

　　虽然此时中国农村已经没有一个土地制度意义上的小私有者，但李克林等人意识到，即使是人民公社制度下的农民，从人性本原看，最关心的仍然是家庭和个人的切身利益。

　　“只要吃饱肚子就行”

　　1977年6月，万里调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后，经常到这个农业大省的广阔农村考察。他把苏产“吉姆”轿车远远地停在村外，自己步行入村，见到了一个个触目惊心的场面。

　　在当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中心区的大别山金寨县，万里竟然发现一个老人和两个姑娘连一条裤子都没有，严寒中只能蹲在锅灶口取暖!

　　在凤阳县前进生产队，万里了解到这个队10户人家中4户没有门，3户没有水缸，5户没有桌子。生产队长一家10口人，只有1床被子、7个饭碗!

　　长期在城市工作的万里，不能说对农村的贫困闻所未闻，但是与农民的一番直接接触，还是“非常受刺激”。

　　据新华社记者张广友回忆，在定远县城卢桥镇附近，一个年轻的农夫放下一副担子在路边休息，万里走过去跟他拉起了家常，问他有什么要求。农夫打开挽着的棉袄襟，拍拍肚皮说：

　　“没有别的要求，只要吃饱肚子就行了。”

　　万里说这个要求太低了，还有什么要求。农夫又打开挽着的棉袄襟拍拍肚皮说：

　　“里面少装点山芋干子。”

　　事后，万里对张广友感慨地说：

　　“你看，我们的农民多好啊，他们的要求不高啊，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可解放28年了，我们连农民这点最起码的要求，都没有满足他们!”

　　据1998年4月30日《中国经济时报》说，万里刚到安徽那一年，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生产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收入在40元以下的约占25%。第一书记难为无米之炊，心急如焚的万里陷入沉痛的反思：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过去‘左’了那么多年，几乎把农民的积极性打击完了。”

　　“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的积极性没有了?”

　　万里，1975年邓小平厉行“整顿”时的急先锋，作为铁路部长，亲赴各铁路枢纽地区，旗帜鲜明反对派性，抓捕“文革”造反派头头，确保了铁路畅通。为解决南昌铁路造反派与地方派系、部队派性勾结闹事问题，万里曾经在夜里十点多钟去敲开邓小平的宾馆房间做汇报。刚吃下安眠药准备睡觉的邓小平立即接见，明确支持万里的要求，责成军方立即把江西省军区某领导调出南昌。因此，万里在随后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靠边站。

　　在毛泽东身后，以万里为代表的一批封疆大吏，真诚地面对广大农民“吃饱肚子”这样一种天经地义的基本人权。他们拨开公有制意识形态的迷雾，继续邓子恢对于新中国“祸国殃民的做法”的未尽批判，开始质疑人民公社体制的“不顾群众死活，危害群众生活”(安徽省委语)。

　　趁着继任领袖的弱势地位，以及党内高层的杂音，他们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准则，放胆而为，默许和鼓励基层政府与农民“揭竿而起”，自下而上地撼动了人民公社的大一统。

　　“要吃米，找万里”

　　1978年，安徽大旱，粮食减产，大部分地区连人畜用水都发生困难。唐代大文豪欧阳修写《醉翁亭记》的那个涂县地区，人民公社的书记们9月初参加地委召集的救灾会议，谈起各地灾情，面面相觑，不约而同地想到一个问题：

　　“我们有242个公社，一个公社农业搞不上去，两个公社上不去，可能我们是笨蛋，可是242个公社都上不去?难道我们242个公社书记都是笨蛋不成?”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认为：新中国政府曾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清廉的一个平民政权”，共产党的干部以勤劳、朴素、刻苦和对社会事业的热忱与责任感，赢得了广泛的人心。而且党和军队的干部多数出自农村，为什么竟然没有办法帮助父老乡亲摆脱贫困?自古以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中国农民，为什么在人民公社体制下，一个个变成了懒人?

　　不需要多么高深的理论分析，就可以看出问题出在这个看似美妙的“新村”制度上。

　　用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的话说，那年头农民下地是“头遍哨子不买账，二遍哨子伸头望，三边哨子慢慢晃”，“男的上工在打牌，女的上工在纳鞋”，“上工一条线，下工一窝蜂”。社员直言不讳地说：“有队长一个人操心就行了，我们操心也无用。”

　　为了寻觅农业脱贫之路，滁县一些地方在“文革”后期就偷偷把一个生产队划分为若干个作业组，开始了农业生产承包管理的尝试。1977年上半年，地委组织干部调查了400多个生产队，写出一份调查报告《关于落实党在农村经济政策的情况调查和今后意见》。王郁昭送给当时的省委书记，没被理睬。万里来到安徽后，在清理过去的文件时，发现了滁县地委的报告，立即表示赞同，批示给各地、市、县委，要求重视落实农村经济政策，对滁县地委提出的建议可参考执行。

　　这是万里主政安徽后批转的第一个重要报告。省委负责人还亲自到农村调查，召开政策调查汇报会，发现“生产队和社员负担过重、多劳不多得、分配不兑现等群众迫切要解决的问题”。在滁县地委报告的基础上形成了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当时简称“省委六条”)。省委郑重召开由地、市、县委一把手参加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组织讨论修改，于1977年11月颁布执行。

　　“省委六条”大胆突破禁区，比如允许生产队根据农活情况建立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可以组织作业组，适合个人干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不仅允许、而且鼓励农民自主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允许生产队“多种经营”，不再要求生产队按照公社党委、县委甚至省里的统一要求安排生产计划，不再批判生产队的“自由种植”。文件还涉及当时全国各地呼声较多的另一些问题，包括严格控制调用生产队的劳力、资金和实物，减轻社员和社队负担;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分配要兑现;开放集市贸易等等。

　　“省委六条”为生产队自主权和包产到组、包干到组开了绿灯。安徽农民的反应，据人民日报后来的新闻报道描述，是“奔走相告，人心沸腾”。各地传达、宣讲省委文件时——

　　有的大队通知一户派一个代表到会，社员听说是讲政策，都争着来了，屋里坐不下，到场院里开会。有的听了一遍不过瘾，让宣讲人再讲一遍、两遍。

　　全椒县一个六十多岁的老贫农从别人口里听到《规定》的一些内容，带上干粮跑了六十多里路，到县委会亲自询问，当县委的同志告诉他确有此事，他两手一拍，兴高采烈地说：“这就‘着’了”(对的意思)。

　　来安县大英公社开始在干部会上宣讲《规定》时，附近的生产队有两千多名社员赶来听讲。社员们高兴地说：“……省委就像到我们队里看过一样，条条讲到我们心坎里。”

　　人民日报敏锐地发现了安徽的异动，从中看到了中国农村走出长年厄运的希望。安徽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是人民日报第一副总编辑秦川解放前在《边区群众报》的同事，在“文革”中曾经蒙冤。赵守一“文革”后的平反，秦川和胡绩伟都曾出过力，到安徽协助万里工作后，仍然同秦川保持着密切联系。安徽农村改革的一些大胆尝试，就是赵守一及时通报给人民日报的。

　　1978年2月3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发表记者田文喜、姚力文的报道《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向全党推荐安徽的“省委六条”。

　　2月16日人民日报登出安徽定远县的报道，说定远全县适宜种植水稻的农田仅80来万亩，过去却硬要扩大到150万亩，有些生产队偷偷种上黄豆、花生也要被强迫犁掉。现在定远县委新领导提出：有水栽水稻，无水种旱粮，种什么、什么时间种，都由生产队自行决定，力争不误农时地将所有空田全部种好。

　　人民日报为这一报道配发“本报评论员”文章《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用万里在安徽的一个内部讲话直接改造而成，一针见血地指出：

　　“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说到底，是一个对待群众的态度问题，是把群众当作真正的英雄，还是当作阿斗的一个事关路线的原则问题。”

　　万里在安徽所做的，不仅是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其实也是尊重个体农民的自主权，不要把几亿农民当作实践毛泽东“新村”狂想而罔顾死活的棋子。

　　“咱们不能再念紧箍咒”

　　1978年的安徽大旱到了9月份已经非常严重，一场大饥荒迫在眉睫，省委召开紧急会议。万里在会上大声疾呼：

　　“我们不能眼看着大片土地撂荒，那样明年的生活会更困难。与其抛荒，不如让农民个人耕种，充分发挥各自潜力，尽量多种‘保命麦’以度灾荒。”

　　省委经过讨论，及时作出让农民“借地度荒”的决定。万里说：

　　“不管是集体还是个体，种上了就能有收获，总比撂荒好。”

　　“借地度荒”的临时措施，在肥西县山南区诱发了“包产到户”。包产到户已经超出了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范畴，涉及集体经济管理方式、人民公社运行体制的变革。1979年2月初，省委开会专门讨论包产到户问题，不少干部因为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挨过整，不敢轻易表态。万里开腔了：

　　“农民普遍希望包产到户。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未必是错误的，必须在实践中加以试验，我主张在山南区进行包产到户试验。”

　　在敢为天下先的滁县地区，基层社队冒出了3个“秘密武器”：作业组的联产承包，棉花的包产到户，对基层干部的联产考核。万里在合肥听取地委书记王郁昭汇报后说，你回去抓紧把3个典型好好总结一下，给省委写出报告。

　　滁县地委把3个典型的调查报告印发全地区，要求每个县选择一个大队或一个公社进行试点。开明政策不胫而走，结果不是试点的社队也自发地搞起了包产到组。王郁昭在凤阳县召开了一个“不讲话”的现场会议，把公社书记们用车送到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让他们到各家各户查看，了解他们的家庭生活和生产情况。结果，公社书记们纷纷要求回去也要搞包产到户。

　　包产到户已属大逆不道，安徽农民一不做二不休，又犯下了一桩在毛泽东时代更加严重的杀头之罪——分田到户。1979年初，北京刚刚开过著名的“三中全会”，涂县地区凤阳县的小岗生产队18户农民，聚集到一个村民家密谋。据当时的生产队长严俊昌回忆：

　　“当时穷极了……小岗村每年秋收后都有人出去讨饭，不再想办法是不行了。”

　　为了大家吃饱肚皮，小岗村曾经一遍又一遍轮换村干部，村里像模像样的男人都做过集体经济的领头人，但都无力回天。看来只剩下最后一招——把村里的土地给私分了!

　　求生的本能终于战胜了神圣的“主义”，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铤而走险。

　　18户农民在一个小学生写作业的格子簿上，写下一份分田单干、包产到户的密约。村民们都没念过几年书，错别字在所难免，句子也不太通顺，却炮制出一份毛泽东身后中国农村最重要的历史文献。严俊昌还记得那份密约的大致内容是：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缴)的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孩子养活到18岁。”

　　18名户主一个个走过来，郑重地摁上“血手印”。

　　这是一个与《水浒传》里吴用、晁盖智取“生辰纲”一样惊心动魄的时刻，他们以“盗贼流寇”的勇气，冒死劫取另一笔本该属于自己、却被朝廷以人民的名义征用的财产——土地。

　　他们把生产队里的土地按人均平分到户，耕牛和大农具作价到户，农产品交售任务、还贷任务、公共积累分摊到户。这就是比“包产到户”更进一步的“大包干”。

　　小岗村的秘密，被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到公社开会时发现了。据秘书陈怀仁回忆，陈庭元一开始虎着脸指示公社书记：

　　“谁叫他们这么干的?马上并过来!”

　　可是，回县城的路上，车子行驶不到一公里，陈庭元又让司机开回去，顺着乡间小路来到小岗村。看到各家各户在自己的田里忙活，陈庭元心一软，对公社书记说：

　　“算了吧，都已经分了，再并回去各家的投入有大有小也不好算，还会有矛盾，就让他们干到秋吧。”

　　公社书记战战兢兢地说：

　　“那你写个条子，将来出了问题，你调走了谁来保我?”

　　陈庭元吼道：

　　“狗日的，这都是没有文件的，我写什么条子给你?就这样，不要误了春耕。”

　　为了乡亲们能吃饱肚皮，陈庭元顾不上自己的乌纱帽和人身安危，决定“瞒上不瞒下”，悄悄给予庇护。

　　2007年4月7日，当年参与小岗村分田的12名健在的农民集体出现在合肥陈庭元遗体告别仪式上。他们胸佩白花，手里拿着一条12人签名的横幅，上面歪歪斜斜地写着：

　　“‘老元子’一路走好!”

　　估计在陈庭元生前，他们当面不敢这么称呼去世前做到副省级的父母官，但对于这样有良知的共产党干部，农民兄弟事隔28年也没有忘怀。

　　“大包干”后的第一年，小岗村收获粮食13万斤，远远超过“大跃进”时期的3万斤。滁县地委几位领导闻讯来到小岗村考察，高兴地告诉村干部：

　　“地委支持你们干3年，3年以后再说。”

　　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也来到小岗村，爽快地表示：

　　“地委批准你们先干3年，我批准你们干5年，5年以后如果干得好，还可以继续干。只要能对国家多贡献，对集体能多提留，社员生活能有改善，干一辈子也不能算开倒车!”

　　小岗村社员倍受鼓舞，热情地把炒熟的花生一把把往万里和随行人员大衣里装。万里落泪说：

　　“咱们不能再念紧箍咒了，你们说是不是?”

　　回到合肥，万里在省委常委会上，捧出小岗社员送的花生，分给到会的常委们吃。万里斩钉截铁地说：

　　“只要老百姓有饭吃，能增产，就是最大的政治。”

　　此前“省委六条”公开批准的包产到组、包干到组，包括默许的包产到户，让农民以作业组或农户为单位，承包的是全部产量。农民还得按照集体的生产计划进行种植，产出的粮食等农产品要全部上缴给生产队，由生产队上缴国家征购任务，留下集体的统筹和提留，再按各户上缴的产量计算出工分，然后按工分实行统一分配。农民对土地没有经营权，对产品没有支配权，还没有从根本上冲破原来的人民公社体制框架。“大包干”与“包产到户”不同，农民承包的内容不是全部产量，主要是国家的征购任务和给集体的提留，除此以外农田里的全部产出都是自己的。用农民的话来说：

　　“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交足集体的，剩多剩少是自己的。”

　　专家学者对小岗村农民的创造做了精辟的理论阐述：大包干到户承包制实现了农村土地的两权分离，所有权仍归生产队集体所有者，农民通过承包取得了对土地的使用权，即经营权，同时又取得了产品的支配权。在保持“集体经济”名义下，农民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农户成为一个主体经营单位。至此人民公社体制已经被虚化，为农村市场经济奠定了基础。

　　从小岗村开始流失的国家土地，就像1992年从上海滩全面开放的股市一样，具有不可思议的魔力。从此，被压抑了几十年的农民释放出巨大的生命能量，求生的本能，发展的冲动，人性的欲求，在中国大地上汪洋恣肆地流淌。中国农村一个崭新的时代，从凤阳花鼓的故乡悄悄揭开了序幕。

　　“要吃粮，找紫阳”

　　邓小平对安徽“省委六条”给予了热情肯定。1978年初他出访南亚路过成都时，向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介绍了万里在安徽的做法。

　　赵紫阳，党内农业专家，“文革”前以善于发展农村养猪为周恩来、邓小平所称道。1961年，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向刘少奇、邓小平汇报工作时，表扬了自己的助手赵紫阳：

　　“广东在中南地区遭受的灾最少，这里面有紫阳同志的功劳，他坚持要农民养猪，结果，保住了粤东一大片。”

　　在“大跃进”的狂热年代，人民日报驻广东记者林里曾经多次跟随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到农村考察。赵紫阳发现，所谓亩产七八千根本不可能，早稻高产地区亩产充其量也就三五百斤。赵紫阳当即指示：

　　“如实写——人民日报登就登，不登就罢，不要强求。更不要叫人民日报为难。”

　　1959年农村残酷的“反瞒产”斗争中，赵紫阳到四会调查，亲眼看到农民家的米缸空空如也，口粮全部集中到食堂，连给婴儿煮糊糊都没有米了。赵紫阳如实给中央报告说：“没有那么多粮!”“反瞒产”斗争使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关系相当紧张，再反下去，会使矛盾更加尖锐，后果不堪设想!建议政府向农民让步，停止“反瞒产”。

　　党中央肯定了赵的报告，转发各省，号召全党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

　　如今有了邓小平的点拨，赵紫阳立即派人到安徽了解情况。四川省委也制定了目前急需清理和落实的12项农村经济政策，首先抓1977年的分配兑现。全省平均每个社员口粮比上一年增加66斤，现金分配增加9元6角。

　　1979年1月3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新华社通稿：

　　“赵紫阳等同志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必须解放思想

　　四川省决定做好近三年经济调整工作　按照休养生息方针使农业有较快发展”

　　这篇报道凸显了赵紫阳“冰雪聪明”的人格特质。在乱云飞度的时刻，他抛开流行的意识形态术语，破解阶级斗争的紧箍咒，冷静地拎出农村工作的本质，是让农民“休养生息”。赵主持的四川省委开门见山指出：

　　“在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中，各级干部的主要思想障碍是什么?大家认为，最突出的是‘恐右病’。这种精神状态，使得我们不少同志对当前加快社会主义建设而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办法，心理感到不踏实，怕又说是“右”了，执行起来就犹豫徘徊。”

　　赵紫阳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号召“破除迷信和精神束缚”，解放思想——

　　“我们想问题，办事情，辨是非，不能以本本上有没有为标准，也不能以过去批判过没有为标准，而只能以实践作为唯一的标准。要使农业有个较快的发展，最主要的就是调动广大农村干部和农民的积极性。”

　　省委允许四川试验、比较各种“联系产量，计算报酬”的经营管理措施，“看那种办法最能调动积极性，最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为给农村基层干部的“恐右病”釜底抽薪，彻底解除后顾之忧，要求各地抓紧平反农村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案、假案、错案，特别是解放后对农村干部打击面甚宽的“四清运动”，提出干脆取消所谓“四清下台干部”这个名词。

　　政策放宽，蜀中大治，3年大饥荒中伤亡惨烈的四川农民终于过上了衣食温饱的小日子。

　　一时间，“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的说法在全国农民中不胫而走。

　　紧随万里、赵紫阳的，是内蒙古区委第一书记周惠。

　　这位1959年庐山会议上有名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周(惠)”成员，湖南省委常务书记，因为对“大跃进”的反省与前4人观点相近，差点被打入“反党集团”。在最后时刻，被毛泽东手下留情，“从里面硬抠出来”，但没能苟延残喘几年还是坐了冷板凳。

　　直到“文革”结束，周惠才被老部下华国锋提名出山到内蒙边陲赴任。在荒凉的草原上一路奔波考察，他深感“愧对天下黎民”，走一路讲了一路：

　　“老百姓穷得可怕呀!国家管不过来，我也管不了，只有农民自已能管了。要饿死人了，先找条活路再说。”

　　这位庐山会议的幸存者，继承了政治难友彭德怀元帅的遗志：“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周惠代表农牧民向中央郑重提出“借地”，要求把土地借给他们包种，未获应允后转而推行农民牧民的“口粮田”，对羊群草地也实施了承包制。

　　胡耀邦说过一句话：

　　“包产到户，万里第一，紫阳第二，周惠第三。”

　　在习惯了“大会战”的年代，这篇述评以罕见的商业眼光，对“邹西会战”与农民利益的关系做出“斤斤计较”的评估：全省参加会战、需要还工的共约670万人，其中3年内不能受益的或者长期难受益的有280万人;按每个冬春干70天计算，每人每天补助一斤半粮、五角钱，共需近3亿斤粮、近1亿元钱。这些粮和钱，由非受益社队自筹，负担很重。因此，人民日报提醒地方政府：

　　“既要努力从根本上改变农村面貌，又要做到当年收益，正确处理积累和分配的关系;既要发扬社会主义协作精神，又要认真执行等价交换、自愿互利的政策，切不可搞一平二调。”

　　人民日报似乎又回到了25年前合作化初期的那篇社论《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回到了邓子恢、杜润生的价值立场：

　　“切不要忘记前进的出发点乃是小农经济……对于这种小私有者个体农民说来最关紧要的问题，是他们的切身利益能否得到保护和发展的问题。”

　　虽然此时中国农村已经没有一个土地制度意义上的小私有者，但李克林等人意识到，即使是人民公社制度下的农民，从人性本原看，最关心的仍然是家庭和个人的切身利益。

　　“只要吃饱肚子就行”

　　1977年6月，万里调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后，经常到这个农业大省的广阔农村考察。他把苏产“吉姆”轿车远远地停在村外，自己步行入村，见到了一个个触目惊心的场面。

　　在当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中心区的大别山金寨县，万里竟然发现一个老人和两个姑娘连一条裤子都没有，严寒中只能蹲在锅灶口取暖!

　　在凤阳县前进生产队，万里了解到这个队10户人家中4户没有门，3户没有水缸，5户没有桌子。生产队长一家10口人，只有1床被子、7个饭碗!

　　长期在城市工作的万里，不能说对农村的贫困闻所未闻，但是与农民的一番直接接触，还是“非常受刺激”。

　　据新华社记者张广友回忆，在定远县城卢桥镇附近，一个年轻的农夫放下一副担子在路边休息，万里走过去跟他拉起了家常，问他有什么要求。农夫打开挽着的棉袄襟，拍拍肚皮说：

　　“没有别的要求，只要吃饱肚子就行了。”

　　万里说这个要求太低了，还有什么要求。农夫又打开挽着的棉袄襟拍拍肚皮说：

　　“里面少装点山芋干子。”

　　事后，万里对张广友感慨地说：

　　“你看，我们的农民多好啊，他们的要求不高啊，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可解放28年了，我们连农民这点最起码的要求，都没有满足他们!”

　　据1998年4月30日《中国经济时报》说，万里刚到安徽那一年，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生产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收入在40元以下的约占25%。第一书记难为无米之炊，心急如焚的万里陷入沉痛的反思：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过去‘左’了那么多年，几乎把农民的积极性打击完了。”

　　“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的积极性没有了?”

　　万里，1975年邓小平厉行“整顿”时的急先锋，作为铁路部长，亲赴各铁路枢纽地区，旗帜鲜明反对派性，抓捕“文革”造反派头头，确保了铁路畅通。为解决南昌铁路造反派与地方派系、部队派性勾结闹事问题，万里曾经在夜里十点多钟去敲开邓小平的宾馆房间做汇报。刚吃下安眠药准备睡觉的邓小平立即接见，明确支持万里的要求，责成军方立即把江西省军区某领导调出南昌。因此，万里在随后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靠边站。

　　在毛泽东身后，以万里为代表的一批封疆大吏，真诚地面对广大农民“吃饱肚子”这样一种天经地义的基本人权。他们拨开公有制意识形态的迷雾，继续邓子恢对于新中国“祸国殃民的做法”的未尽批判，开始质疑人民公社体制的“不顾群众死活，危害群众生活”(安徽省委语)。

　　趁着继任领袖的弱势地位，以及党内高层的杂音，他们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准则，放胆而为，默许和鼓励基层政府与农民“揭竿而起”，自下而上地撼动了人民公社的大一统。

　　“要吃米，找万里”

　　1978年，安徽大旱，粮食减产，大部分地区连人畜用水都发生困难。唐代大文豪欧阳修写《醉翁亭记》的那个涂县地区，人民公社的书记们9月初参加地委召集的救灾会议，谈起各地灾情，面面相觑，不约而同地想到一个问题：

　　“我们有242个公社，一个公社农业搞不上去，两个公社上不去，可能我们是笨蛋，可是242个公社都上不去?难道我们242个公社书记都是笨蛋不成?”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认为：新中国政府曾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清廉的一个平民政权”，共产党的干部以勤劳、朴素、刻苦和对社会事业的热忱与责任感，赢得了广泛的人心。而且党和军队的干部多数出自农村，为什么竟然没有办法帮助父老乡亲摆脱贫困?自古以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中国农民，为什么在人民公社体制下，一个个变成了懒人?

　　不需要多么高深的理论分析，就可以看出问题出在这个看似美妙的“新村”制度上。

　　用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的话说，那年头农民下地是“头遍哨子不买账，二遍哨子伸头望，三边哨子慢慢晃”，“男的上工在打牌，女的上工在纳鞋”，“上工一条线，下工一窝蜂”。社员直言不讳地说：“有队长一个人操心就行了，我们操心也无用。”

　　为了寻觅农业脱贫之路，滁县一些地方在“文革”后期就偷偷把一个生产队划分为若干个作业组，开始了农业生产承包管理的尝试。1977年上半年，地委组织干部调查了400多个生产队，写出一份调查报告《关于落实党在农村经济政策的情况调查和今后意见》。王郁昭送给当时的省委书记，没被理睬。万里来到安徽后，在清理过去的文件时，发现了滁县地委的报告，立即表示赞同，批示给各地、市、县委，要求重视落实农村经济政策，对滁县地委提出的建议可参考执行。

　　这是万里主政安徽后批转的第一个重要报告。省委负责人还亲自到农村调查，召开政策调查汇报会，发现“生产队和社员负担过重、多劳不多得、分配不兑现等群众迫切要解决的问题”。在滁县地委报告的基础上形成了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当时简称“省委六条”)。省委郑重召开由地、市、县委一把手参加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组织讨论修改，于1977年11月颁布执行。

　　“省委六条”大胆突破禁区，比如允许生产队根据农活情况建立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可以组织作业组，适合个人干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不仅允许、而且鼓励农民自主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允许生产队“多种经营”，不再要求生产队按照公社党委、县委甚至省里的统一要求安排生产计划，不再批判生产队的“自由种植”。文件还涉及当时全国各地呼声较多的另一些问题，包括严格控制调用生产队的劳力、资金和实物，减轻社员和社队负担;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分配要兑现;开放集市贸易等等。

　　“省委六条”为生产队自主权和包产到组、包干到组开了绿灯。安徽农民的反应，据人民日报后来的新闻报道描述，是“奔走相告，人心沸腾”。各地传达、宣讲省委文件时——

　　有的大队通知一户派一个代表到会，社员听说是讲政策，都争着来了，屋里坐不下，到场院里开会。有的听了一遍不过瘾，让宣讲人再讲一遍、两遍。

　　全椒县一个六十多岁的老贫农从别人口里听到《规定》的一些内容，带上干粮跑了六十多里路，到县委会亲自询问，当县委的同志告诉他确有此事，他两手一拍，兴高采烈地说：“这就‘着’了”(对的意思)。

　　来安县大英公社开始在干部会上宣讲《规定》时，附近的生产队有两千多名社员赶来听讲。社员们高兴地说：“……省委就像到我们队里看过一样，条条讲到我们心坎里。”

　　人民日报敏锐地发现了安徽的异动，从中看到了中国农村走出长年厄运的希望。安徽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是人民日报第一副总编辑秦川解放前在《边区群众报》的同事，在“文革”中曾经蒙冤。赵守一“文革”后的平反，秦川和胡绩伟都曾出过力，到安徽协助万里工作后，仍然同秦川保持着密切联系。安徽农村改革的一些大胆尝试，就是赵守一及时通报给人民日报的。

　　1978年2月3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发表记者田文喜、姚力文的报道《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向全党推荐安徽的“省委六条”。

　　2月16日人民日报登出安徽定远县的报道，说定远全县适宜种植水稻的农田仅80来万亩，过去却硬要扩大到150万亩，有些生产队偷偷种上黄豆、花生也要被强迫犁掉。现在定远县委新领导提出：有水栽水稻，无水种旱粮，种什么、什么时间种，都由生产队自行决定，力争不误农时地将所有空田全部种好。

　　人民日报为这一报道配发“本报评论员”文章《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用万里在安徽的一个内部讲话直接改造而成，一针见血地指出：

　　“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说到底，是一个对待群众的态度问题，是把群众当作真正的英雄，还是当作阿斗的一个事关路线的原则问题。”

　　万里在安徽所做的，不仅是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其实也是尊重个体农民的自主权，不要把几亿农民当作实践毛泽东“新村”狂想而罔顾死活的棋子。

　　“咱们不能再念紧箍咒”

　　1978年的安徽大旱到了9月份已经非常严重，一场大饥荒迫在眉睫，省委召开紧急会议。万里在会上大声疾呼：

　　“我们不能眼看着大片土地撂荒，那样明年的生活会更困难。与其抛荒，不如让农民个人耕种，充分发挥各自潜力，尽量多种‘保命麦’以度灾荒。”

　　省委经过讨论，及时作出让农民“借地度荒”的决定。万里说：

　　“不管是集体还是个体，种上了就能有收获，总比撂荒好。”

　　“借地度荒”的临时措施，在肥西县山南区诱发了“包产到户”。包产到户已经超出了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范畴，涉及集体经济管理方式、人民公社运行体制的变革。1979年2月初，省委开会专门讨论包产到户问题，不少干部因为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挨过整，不敢轻易表态。万里开腔了：

　　“农民普遍希望包产到户。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未必是错误的，必须在实践中加以试验，我主张在山南区进行包产到户试验。”

　　在敢为天下先的滁县地区，基层社队冒出了3个“秘密武器”：作业组的联产承包，棉花的包产到户，对基层干部的联产考核。万里在合肥听取地委书记王郁昭汇报后说，你回去抓紧把3个典型好好总结一下，给省委写出报告。

　　滁县地委把3个典型的调查报告印发全地区，要求每个县选择一个大队或一个公社进行试点。开明政策不胫而走，结果不是试点的社队也自发地搞起了包产到组。王郁昭在凤阳县召开了一个“不讲话”的现场会议，把公社书记们用车送到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让他们到各家各户查看，了解他们的家庭生活和生产情况。结果，公社书记们纷纷要求回去也要搞包产到户。

　　包产到户已属大逆不道，安徽农民一不做二不休，又犯下了一桩在毛泽东时代更加严重的杀头之罪——分田到户。1979年初，北京刚刚开过著名的“三中全会”，涂县地区凤阳县的小岗生产队18户农民，聚集到一个村民家密谋。据当时的生产队长严俊昌回忆：

　　“当时穷极了……小岗村每年秋收后都有人出去讨饭，不再想办法是不行了。”

　　为了大家吃饱肚皮，小岗村曾经一遍又一遍轮换村干部，村里像模像样的男人都做过集体经济的领头人，但都无力回天。看来只剩下最后一招——把村里的土地给私分了!

　　求生的本能终于战胜了神圣的“主义”，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铤而走险。

　　18户农民在一个小学生写作业的格子簿上，写下一份分田单干、包产到户的密约。村民们都没念过几年书，错别字在所难免，句子也不太通顺，却炮制出一份毛泽东身后中国农村最重要的历史文献。严俊昌还记得那份密约的大致内容是：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缴)的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孩子养活到18岁。”

　　18名户主一个个走过来，郑重地摁上“血手印”。

　　这是一个与《水浒传》里吴用、晁盖智取“生辰纲”一样惊心动魄的时刻，他们以“盗贼流寇”的勇气，冒死劫取另一笔本该属于自己、却被朝廷以人民的名义征用的财产——土地。

　　他们把生产队里的土地按人均平分到户，耕牛和大农具作价到户，农产品交售任务、还贷任务、公共积累分摊到户。这就是比“包产到户”更进一步的“大包干”。

　　小岗村的秘密，被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到公社开会时发现了。据秘书陈怀仁回忆，陈庭元一开始虎着脸指示公社书记：

　　“谁叫他们这么干的?马上并过来!”

　　可是，回县城的路上，车子行驶不到一公里，陈庭元又让司机开回去，顺着乡间小路来到小岗村。看到各家各户在自己的田里忙活，陈庭元心一软，对公社书记说：

　　“算了吧，都已经分了，再并回去各家的投入有大有小也不好算，还会有矛盾，就让他们干到秋吧。”

　　公社书记战战兢兢地说：

　　“那你写个条子，将来出了问题，你调走了谁来保我?”

　　陈庭元吼道：

　　“狗日的，这都是没有文件的，我写什么条子给你?就这样，不要误了春耕。”

　　为了乡亲们能吃饱肚皮，陈庭元顾不上自己的乌纱帽和人身安危，决定“瞒上不瞒下”，悄悄给予庇护。

　　2007年4月7日，当年参与小岗村分田的12名健在的农民集体出现在合肥陈庭元遗体告别仪式上。他们胸佩白花，手里拿着一条12人签名的横幅，上面歪歪斜斜地写着：

　　“‘老元子’一路走好!”

　　估计在陈庭元生前，他们当面不敢这么称呼去世前做到副省级的父母官，但对于这样有良知的共产党干部，农民兄弟事隔28年也没有忘怀。

　　“大包干”后的第一年，小岗村收获粮食13万斤，远远超过“大跃进”时期的3万斤。滁县地委几位领导闻讯来到小岗村考察，高兴地告诉村干部：

　　“地委支持你们干3年，3年以后再说。”

　　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也来到小岗村，爽快地表示：

　　“地委批准你们先干3年，我批准你们干5年，5年以后如果干得好，还可以继续干。只要能对国家多贡献，对集体能多提留，社员生活能有改善，干一辈子也不能算开倒车!”

　　小岗村社员倍受鼓舞，热情地把炒熟的花生一把把往万里和随行人员大衣里装。万里落泪说：

　　“咱们不能再念紧箍咒了，你们说是不是?”

　　回到合肥，万里在省委常委会上，捧出小岗社员送的花生，分给到会的常委们吃。万里斩钉截铁地说：

　　“只要老百姓有饭吃，能增产，就是最大的政治。”

　　此前“省委六条”公开批准的包产到组、包干到组，包括默许的包产到户，让农民以作业组或农户为单位，承包的是全部产量。农民还得按照集体的生产计划进行种植，产出的粮食等农产品要全部上缴给生产队，由生产队上缴国家征购任务，留下集体的统筹和提留，再按各户上缴的产量计算出工分，然后按工分实行统一分配。农民对土地没有经营权，对产品没有支配权，还没有从根本上冲破原来的人民公社体制框架。“大包干”与“包产到户”不同，农民承包的内容不是全部产量，主要是国家的征购任务和给集体的提留，除此以外农田里的全部产出都是自己的。用农民的话来说：

　　“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交足集体的，剩多剩少是自己的。”

　　专家学者对小岗村农民的创造做了精辟的理论阐述：大包干到户承包制实现了农村土地的两权分离，所有权仍归生产队集体所有者，农民通过承包取得了对土地的使用权，即经营权，同时又取得了产品的支配权。在保持“集体经济”名义下，农民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农户成为一个主体经营单位。至此人民公社体制已经被虚化，为农村市场经济奠定了基础。

　　从小岗村开始流失的国家土地，就像1992年从上海滩全面开放的股市一样，具有不可思议的魔力。从此，被压抑了几十年的农民释放出巨大的生命能量，求生的本能，发展的冲动，人性的欲求，在中国大地上汪洋恣肆地流淌。中国农村一个崭新的时代，从凤阳花鼓的故乡悄悄揭开了序幕。

　　“要吃粮，找紫阳”

　　邓小平对安徽“省委六条”给予了热情肯定。1978年初他出访南亚路过成都时，向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介绍了万里在安徽的做法。

　　赵紫阳，党内农业专家，“文革”前以善于发展农村养猪为周恩来、邓小平所称道。1961年，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向刘少奇、邓小平汇报工作时，表扬了自己的助手赵紫阳：

　　“广东在中南地区遭受的灾最少，这里面有紫阳同志的功劳，他坚持要农民养猪，结果，保住了粤东一大片。”

　　在“大跃进”的狂热年代，人民日报驻广东记者林里曾经多次跟随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到农村考察。赵紫阳发现，所谓亩产七八千根本不可能，早稻高产地区亩产充其量也就三五百斤。赵紫阳当即指示：

　　“如实写——人民日报登就登，不登就罢，不要强求。更不要叫人民日报为难。”

　　1959年农村残酷的“反瞒产”斗争中，赵紫阳到四会调查，亲眼看到农民家的米缸空空如也，口粮全部集中到食堂，连给婴儿煮糊糊都没有米了。赵紫阳如实给中央报告说：“没有那么多粮!”“反瞒产”斗争使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关系相当紧张，再反下去，会使矛盾更加尖锐，后果不堪设想!建议政府向农民让步，停止“反瞒产”。

　　党中央肯定了赵的报告，转发各省，号召全党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

　　如今有了邓小平的点拨，赵紫阳立即派人到安徽了解情况。四川省委也制定了目前急需清理和落实的12项农村经济政策，首先抓1977年的分配兑现。全省平均每个社员口粮比上一年增加66斤，现金分配增加9元6角。

　　1979年1月3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新华社通稿：

　　“赵紫阳等同志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必须解放思想

　　四川省决定做好近三年经济调整工作　按照休养生息方针使农业有较快发展”

　　这篇报道凸显了赵紫阳“冰雪聪明”的人格特质。在乱云飞度的时刻，他抛开流行的意识形态术语，破解阶级斗争的紧箍咒，冷静地拎出农村工作的本质，是让农民“休养生息”。赵主持的四川省委开门见山指出：

　　“在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中，各级干部的主要思想障碍是什么?大家认为，最突出的是‘恐右病’。这种精神状态，使得我们不少同志对当前加快社会主义建设而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办法，心理感到不踏实，怕又说是“右”了，执行起来就犹豫徘徊。”

　　赵紫阳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号召“破除迷信和精神束缚”，解放思想——

　　“我们想问题，办事情，辨是非，不能以本本上有没有为标准，也不能以过去批判过没有为标准，而只能以实践作为唯一的标准。要使农业有个较快的发展，最主要的就是调动广大农村干部和农民的积极性。”

　　省委允许四川试验、比较各种“联系产量，计算报酬”的经营管理措施，“看那种办法最能调动积极性，最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为给农村基层干部的“恐右病”釜底抽薪，彻底解除后顾之忧，要求各地抓紧平反农村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案、假案、错案，特别是解放后对农村干部打击面甚宽的“四清运动”，提出干脆取消所谓“四清下台干部”这个名词。

　　政策放宽，蜀中大治，3年大饥荒中伤亡惨烈的四川农民终于过上了衣食温饱的小日子。

　　一时间，“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的说法在全国农民中不胫而走。

　　紧随万里、赵紫阳的，是内蒙古区委第一书记周惠。

　　这位1959年庐山会议上有名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周(惠)”成员，湖南省委常务书记，因为对“大跃进”的反省与前4人观点相近，差点被打入“反党集团”。在最后时刻，被毛泽东手下留情，“从里面硬抠出来”，但没能苟延残喘几年还是坐了冷板凳。

　　直到“文革”结束，周惠才被老部下华国锋提名出山到内蒙边陲赴任。在荒凉的草原上一路奔波考察，他深感“愧对天下黎民”，走一路讲了一路：

　　“老百姓穷得可怕呀!国家管不过来，我也管不了，只有农民自已能管了。要饿死人了，先找条活路再说。”

　　这位庐山会议的幸存者，继承了政治难友彭德怀元帅的遗志：“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周惠代表农牧民向中央郑重提出“借地”，要求把土地借给他们包种，未获应允后转而推行农民牧民的“口粮田”，对羊群草地也实施了承包制。

　　胡耀邦说过一句话：

　　“包产到户，万里第一，紫阳第二，周惠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