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都市报：你马上就要进入到高校的学术考核体制以内了。论文发表的数量和被引用的次数，一直是高校学术考核的重要标准之一。

  赵毅衡：是的。但论文发表数量和被引用次数并不能代表一个研究者的学术成果。在我国，用论文代替学术书籍来判别一个人的学术成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的一些学术书籍是教研室付钱给每个老师出版的，学术书籍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学术判别的标准，这是一套糟糕的游戏规则。

  华西都市报：这种“糟糕”体现在哪里呢？

  赵毅衡：论文发表作为考核标准，催生一批拥有特权的期刊。买版面的事太常见了。虽然应当鼓励学生多发论文，但不发够就不能毕业，就变味了。这三年过来，让每个学生沾一身腥味，最该花力气的学位论文，混得过去就算，有什么好处？

  华西都市报：你认为什么样的考核体系能起到更好的效果？

  赵毅衡：由学术同行对研究成果进行评议，因为只有同行最清楚成果价值高低。

  华西都市报：这可能会催生一些拉关系、走后门的现象。

  赵毅衡：并不是这样，如果只是一个人、两个人进行评审，可能会影响

  公平。但如果参加评审专家有20个、30个人，那结果就很少会受影响。

  华西都市报：你在英国生活了10多年，英国高校的学术考核体系是否算好的游戏规则呢？

  赵毅衡：英国高校和中国高校的情况不同。在英国高校的悠久的历史中，逐渐形成了现代大学的雏形，这些大学的学术传统悠久，有比较完善的自我评价体系。

  华西都市报：高校去行政化是否就能保证学术研究的良好运行？

  赵毅衡：高校去行政化并不意味着将官员赶出高校，要把行政管理和学术研究分离开来，高校的日常事务没有行政人员，会陷入混乱。

  有一些人作“无用”的研究，不会是浪费

  华西都市报：研究者难道不应该把学到的东西用到实践中去吗？

  赵毅衡：学以致用是儒家传统思想的一大弊端。对于一些应用型的理工学科和社会学科来说，理论付诸实践的确是重要目标。但是对于一些基础的理论学科，恰恰不是这样的。如果将付诸实践、转化为生产力作为首要标准，这些学科研究者就会受到利益目的的影响，在研究中放弃一些可能非常有意思的，对人类未来有用的东西。譬如，爱因斯坦在研究相对论时，绝对没有想到他的理论能帮助原子弹的研

  发。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好奇心是研究学习的第一条件。

  华西都市报：好奇心？

  赵毅衡：是的，好奇心是人类求知、探索世界的重要条件。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而不是一心想着把理论转化为实践，才是更好的求知态度。在中国，一些民间发明家为满足好奇心作发明就是很好的证明。我希望有一天能在中国的研究机构中，分离少数人来，专门做一些“无用”的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极大，有一些人作“无用”的研究，不会是浪费。

  真正的知识分子不是一味与利益挂钩

  华西都市报：你提到知识分子和好奇心，民间发明家是知识分子吗？

  赵毅衡：赛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认为知识分子在专业上有所成就，同时又保持批判的精神。民间发明家不一定具备良好的专业知识，又保持批判精神。

  华西都市报：那么高校教师，应该是知识分子了？

  赵毅衡：你认为高校教师就一定是知识分子吗？

  华西都市报：难道不是吗？

  赵毅衡：高校教师只是一种职业，知识分子是一种社会身份。有着与知识相关的职业，并不代表这个人就是知识分子。接受了专业知识的教育，也不代表他在专业上就有所成

  就。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习惯保持批判的态度，对社会有清醒的认识，而不是一味与利益挂钩。

  人生是一场符号构成的自我叙事

  华西都市报：你研究符号学这么多年，你眼中的符号学应该怎么定义？

  赵毅衡：文化是符号表意的集合，符号学就是把所有文化现象解析的过程。人生就是一场由符号构成的自我叙事。比如，我们的回忆，总是在选取和构成情节中完成的。我们用符号赋予事件以情节意义。符号学是依托现代批评理论发展起来的，而后者也已经超过了文化的范围。

  这几年，我在尝试做广义符号学和叙述学的研究。广义符号学相信在这两三年就能完成，在此基础上的广义叙述学研究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华西都市报：现在有关符号的话题已经被世人所关注。那么还可以说符号学是一门“无用”的学科吗？

  赵毅衡：符号学当然有用。符号学的知识本身是有用的，但是符号学的研究者，却应该保持一种“无用”态度。这样才不会受到现象的影响。符号学研究的是一般性原则，即将具体现象，抽象到毫无实际用处A+B的基础形式。这样形式论的研究有可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记者付真卿肖翔摄影陈羽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