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山中一位从小放牛的乡村领袖，为了自己和父老乡亲的生存，默默奋斗了半辈子。49岁时来运转，通过人民日报走向全国，50岁受到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接见。从此误入政坛，58岁进入党的政治局，60岁官拜国务院副总理。

毛泽东去世后政局变幻，64岁时他被人民日报不点名地指责为“说假话”，做“蠢事”，在家乡昔阳和山西全省施行“封建家长式统治”。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干脆给了他一句判语：政治上“像3岁的孩子那样的幼稚”。65岁被罢官，重新成为一名农民，或者说一名土生土长的“农业专家”。

   他就是山西虎头山下大寨村的陈永贵。

    在陈永贵身上，演绎了两千年来中国农民对苦难命运的不屈和抗争，对恶劣生存环境的随机应变和见风使舵。在家乡狭小的天地里，他们是土里刨食、号令一方的草莽英雄；一旦走出家乡，他们就身不由己地被政治势力所操控，同时也以乡村精英的乖巧，相当自觉地充当某种政治徽章。当政治面临价值重建、版图重构时，失去点缀意义的他们立刻被打回原形，能全身而退已经是最好的结局。

    中国最古老的诗歌《诗经》里，有首《卫风•氓》吟道：

    “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

    围绕这位先民的“蚩蚩”状，学者发生了分歧。王力先生把“蚩蚩”解释为“忠厚的样子”，“人教版”中学语文课本采用了这个说法；而朱东润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则说“嗤嗤，犹言笑嘻嘻”，美籍华人作家刘墉也据此翻译出白话文：

    “臭男生笑嘻嘻，抱着布来换我的丝，其实不是真来换丝，是想来接近我。”

    这完全是一副无赖嘴脸。

    陈永贵这位从大寨农村到国务场合都喜欢扎白肚头巾的当代大“氓”（是草根百姓的meng，不是地痞流氓的mang），到底是生性忠厚还是寓投机于木讷，在1963年到1980年长达17年间的《人民日报》上，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令人感慨唏嘘。

    1963年，人民日报农村部副主任何燕凌来到解放前夕随晋冀鲁豫《人民日报》战斗过的太行山区，采访山西昔阳县大砦村，结识了农民陈永贵。

    这也是大砦人第一次见到来自北京的“大干部”。解放后在基层民众眼里，人民日报记者就相当于中央的干部。虽然陈永贵在山西已经小有名气，到首都参加过国庆观礼，但大砦和永贵大叔真正走向全中国，开始于何燕凌回京后8月3日在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在农村阵地上》。

    何燕凌在大砦村发现，这里“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大砦人硬是在山沟里垒筑石坝，填土淤泥，改造成一小块一小块可以播种的耕地。特别是在洪水最猖獗的狼窝沟，陈永贵表现出乡村领袖异乎寻常的意志力和鼓动民众的能量。狼窝沟两次筑坝抗洪，两次被洪水冲垮，前功尽弃。有人抱怨说：

    “千日打柴一火烧，一冬辛劳一水漂！”

    “再也不干这号事了。冬天没事干，还不如在家里暖和暖和哩！”

    陈永贵和党支部还是第三次说服村民进沟奋战，干部群众一道冻肿了手、压破了肩、磨厚了皮，愈挫愈奋，终于筑起了安全的石坝，抵挡住洪水的肆虐，打造出一片良田。大砦人无奈而又自豪地告诉何燕凌：

    “人家的地是一块几十亩，咱们的地是一亩几十块。”

    大砦整劳动力和半劳动力加起来才97个，但就是这点人马凭借原始的生产工具，经过十几年的艰辛劳作，平整出几百道石坝围护下的2900块耕地。在这个穷山恶水中刨出良田，丰衣足食才有保障。最后，大砦人特意留出一段半里长的山沟，保存历史原貌，为的是让后代知道先辈曾经在怎样的穷山恶水中讨生活。

何燕凌的这篇通讯《在农村阵地上》并没有引起很大关注。人民日报在此前后，宣传了山西好几个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典型。像平顺县西沟村劳动模范李顺达的全国知名度要大得多，人民日报早在进城前的1946年就做过报道，此外还有曲沃县杨谈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德合，闻喜县涑阳村植棉能手吴吉昌。

党内最早鼓吹合作化的山西省委，在毛泽东的人民公社实验遭遇大挫败后，善解人意地贡献出一批集体经济生命力并未衰竭的经典案例，给党内同志打气，特别是宽慰中南海。就像一年后何燕凌随同采访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彭真的曲沃家乡行，目睹彭真参观杨谈大队粮仓时，抓起一把麦粒，口中念念有词：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

    这16个字，是毛泽东在中央一次会议上讲过的话。经过三年饥荒，共产党领导人对饥饿有了切肤之痛。曾经陪同邓小平出访莫斯科与赫鲁晓夫唇枪舌战的彭真，心里很清楚，“大跃进”失败后，中共在国内和国际上面临空前沉重的压力。在党内高层，刘少奇主持的“西楼会议”试图实行弹性的经济政策，农村“包产到户”暗流涌动，被毛泽东强力扼杀。在苏联，赫鲁晓夫对中国在农村公有制方面走得太远提出了严厉批评：

    “无论如何，中国的制度是倒退的。苏联很久以前就尝试过公社制度，但是行不通。苏联现在采取的是物质刺激的方法。”

    对于毛泽东在人民公社、集体经济问题上的一意孤行，彭真这样的领导人可能在实施步骤上不无疑虑，但在终极价值取向上还是高度认同的。何燕凌在人民日报的报道中写到一个细节，彭真见到路旁一些小块的自留地，微微蹙起眉头问：

    “群众有多少自留地，影响不影响集体的生产？”

    杨谈大队支部书记王德合告诉彭真：

    “根本不影响集体生产，杨谈群众关心集体远远胜过关心各家的自留地。”

    彭真听得顺耳，谈笑中浮想联翩：

    “集体的土地搞好了，自留地也就没影响了。这也就是说，社会主义上升了，个人主义也就下降了。”

    希望群众“关心集体远胜过关心各家”，跟与生俱来的人性较真，这是典型的中南海式一厢情愿，但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历史渊源和群众基础。上世纪80年代末一部著名政论片《河殇》，就提到了中国出现“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大一统的社会结构”的历史必然性：

    “东方的自然气候状况，使大规模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为农业的首要条件。在那时的生产水平下，这必须由一个高度集中的中央专制政权来组织成千上万人去完成。这就是著名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观点。”

    “成千上万微不足道的个体，被某种秩序排列组合在一起，拥载著那至高无上的顶峰，这种大一统的社会结构，不是很像一座庞大的金字塔吗？”

在农业生产和人居条件极差的太行山，又是共产党经营多年的革命老区，促使陈永贵积极地参加党号召的互助组，兴办“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何燕凌的通讯《在农村阵地上》，“阵地”2字说的既是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斗争，也包括对根深蒂固的个体经济传统的冲撞。

何燕凌写到，1953年“初级社”第一年秋收完毕，党支部在大柳树下召开群众大会，宣扬集体经济“优越性”，招募新社员。这时，一个被称作“黑鬼”的“反革命分子”站起来，“挺胸叉腰，歪着脖子”发言：

    “算了吧，不要再夸你们的优越性了。合作社好什么？还不及我单干哩！我的地赖，每亩还打了300斤，你们地好，每亩怎么才打200斤多一点？”

　　突如其来的一阵冷风，大柳树下空气骤然低沉下来，一时没人说话了。如何回击“黑鬼”的挑衅？陈永贵这位农民中的智慧脑袋闪过一个念头，他把支委会的同志叫到一边，商量说：

    “咱把大会的开法变一下，先讨论粮食统购统销好不好？”

　　这一年刚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永贵在会上宣布：

    “不论是合作社、是互助组或是单干户，多打了粮食都是好事情，都要表扬。现在，就按各家自报的产量计算，自报公议各家的卖粮任务吧！”

    听说自家田里的粮食都要按照统购价格卖给国家，“黑鬼”一下子像散了骨头架子，蹲在那里，打起自己的嘴巴来，改口喊道：

    “我这嘴，不成嘴！是屁嘴，是贱嘴！我是胡说哩，我一亩实实在在只打了160斤，连秆秆也没有300斤。”

　　第二天，“黑鬼”挨门挨户求告：

    “我的产量的的确确没有我在会上说的那么多，我假报产量是想和合作社对垒哩。我这嘴太坏，我犯了错误了……”

　　陈永贵也就顺水推舟，承认他家的亩产160斤“差不离”，但又发动群众揭发了“黑鬼”过去当过汉奸的罪行，判了他几年徒刑。于是，“小生产习惯势力”败在政府统购统销和法律机器手下，更多的乡亲“紧紧团结在党支部周围”。

    在曲沃县杨谈大队，彭真希望从老乡王德合那里得到一点安慰：

    “赫鲁晓夫说我们的集体经济垮台了，你说能垮了吗？”

    王德合不假思索地回答：

    “根本垮不了，只会越办越好！”

    彭真兴奋了，连声说：

    “我们给他拿出一百个像杨谈这样的典型来，到时让赫鲁晓夫来看一看，看看我们的社会主义怎么样。”

    从陈永贵到王德合、李顺达、吴吉昌，太行山中这些筚路蓝缕、埋头苦干的草根农民，践行着那个“愚公移山”的古老寓言，他们的身上默默闪耀着中国几千年来最宝贵的精神元素。现在忽然被执政党赋予了“让赫鲁晓夫来看一看”的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大砦村的大柳树下被描绘成“阶级斗争中短兵相接的阵地”（何燕凌通讯中的话）。陈永贵等农村能人坚忍的人格被人民日报等文宣工具高倍放大，与此同时，农民内心潜伏的某种圆滑事故、狡黠逢迎、自我吹嘘、自以为是等劣根性也有可能被激活和恶性膨胀。

    1963年8月，就在人民日报发表何燕凌大砦通讯的时候，一场特大洪涝灾害扑向大砦，冲垮了山丘梯田，倒塌了房屋窑洞，70%的村民无家可归。政府决定紧急救济大寨。没想到，陈永贵一口谢绝了。这条朴实的太行山汉子，感念政府家底拮据，发动村民自食其力，响亮地提出“三不要”（不要国家救济粮、救济款、救济物资）和“三不少”（向国家卖粮不少、社员口粮不少、集体库存不少）。陈永贵还真有两下子，领导社员“白天治坡，晚上治窝”，抢救被冲垮的耕地和庄稼，重建石窑和瓦房。当年大砦硬是在一片残山剩水中奇迹般地夺得农田好收成，留足社员口粮，如数完成国家粮食缴售任务。

    大砦人的善良与厚道，感动了山西省委。新华社山西分社在山西省委推荐下，深入采访大砦和陈永贵。擅长揣摩中央精神的新华社副社长穆青指示，“着重从政治思想上挖掘主题思想”。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长篇通讯《大寨之路》，把“大砦”改为更通俗的“大寨”，“狼窝沟”也改名为“狼窝掌”。同日人民日报配发何燕凌起草的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把大寨人的精神提到到中国农业发展方向的高度：

    “大寨的贫困落后的过去，是我国农村过去的缩影。大寨的现在，土地变样，生产变样，技术变样，人的思想变样，又是当前我国农村的现实写照。在我们国家的每一个地方，不论是山区还是平原，都有自己的‘大寨’。”

    从这篇通讯和社论起，陈永贵一举成名，整整一代中国人都知道了他领导大寨人三战狼窝掌的英勇豪迈。

    人民日报2月10日的报道，3月份送到了毛泽东出京考察的专列上。在邯郸车站，毛泽东召见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听取汇报，眼前一亮。从组织起来的大寨人身上，毛泽东惊喜地发现，他的农村集体经济高压政策，与中国农民千百年来面朝黄土背朝天任劳任怨的传统美德实现了无缝链接。专列继续南行，每到一地，毛泽东都兴致勃勃地向当地党政负责人“推销”大寨：

    “大寨就是一面旗帜。你们学不学？农业要过关，没有大寨那种精神不行哪！”

    回到北京，在6月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借大寨强化集体经济的想法已经非常明确：

    “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靠自力更生。要多出几个大寨，多出几个陈永贵。”

    紧跟毛主席的周恩来总理，派遣农业部长廖鲁言亲赴大寨实地考察，在12月底召开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正式提出“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学解放军”的口号。在国家议会的全体会议上，陈永贵登上主席台，以《自力更生是法宝》为题，介绍了大寨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迅速改变大寨村面貌的奋斗史。同日发言的还有大庆油田钻井二大队大队长、“铁人”王进喜。

    一农一工，两位坚苦卓绝的草根人士，为了体现新中国施政的优越性和合法性，因缘际会，被拔擢到国家政治的层面。

在陈永贵崛起于政坛的前后，中央还推出了另一些平民百姓和基层官员的先进典型。

1963年3月5日，毛泽东发表“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推荐一位在辽宁抚顺服役的22岁军人作为“公而忘私”的道德楷模。

1964年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号召全国工业交通战线学习大庆油田。

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雷锋和焦裕禄名扬全国的时候，已经因公牺牲或病逝。王进喜在1969年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与陈永贵同时当选中央委员，但次年即病故。

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71岁寿辰这一天，陈永贵第一次与毛泽东面对面接触交谈，就不由自主地做了一回毛泽东与刘少奇冷战的道具。

此次，毛泽东对党内功高震主、即将连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猜忌日深。6天前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刘两巨头围绕“四清”运动的重点是不是整治“当权派”发生争执。毛泽东一改解放后从不公开为自己过生日的惯例，大张旗鼓地为自己祝寿，亲自审定了客人名单，让汪东兴和江青操办，用自己的稿费支付。

毛泽东吩咐，大庆“铁人”王进喜，大寨农民陈永贵，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邢燕子、董加耕，科学家钱学森，以及陶铸、曾志夫妇等，与自己同桌；而把中央同事刘少奇、邓小平晾在了另一桌。

宴会前，陈永贵头上裹着白毛巾、穿件黑布对襟夹衣，在周恩来的带领下，先去拜访刘少奇。刘少奇这位党内第二号实权人物正在办公桌前埋头审阅一份“四清”工作文件，一时竟没顾得上招呼客人。“文化大革命”中，陈永贵对此还耿耿于怀：

    “我们到了以后，刘少奇眼都不抬。”

    陈永贵见到毛泽东，心情激动，自述“抱住他的手不想丢开了”，只因为旁边钱学森也伸出手来等待领袖，“咱不能不丢呀”。毛泽东对陈永贵等平民的态度非常热情，喝下三杯茅台，谈笑风生，连连夸赞陈永贵：

    “你是农业专家哦。”

    听说陈永贵快满50岁了，毛泽东望着陈永贵脸上刀刻般又深又长的皱纹，感叹道：

    “噢，五十而知天命喽！搞出一个大寨来很好。”

    陈永贵不太听得懂毛泽东浓重的湖南口音，更想不到毛泽东会借题发挥，话里有话。据曾志回忆，毛泽东在入席前大声对李富春说：

    “你们什么事情都不向我讲，你们搞独立王国！”

    与毛泽东交情深厚的李富春，显然不是毛泽东批评的对象。但毛泽东又不像是在开玩笑，宴会厅里空气顿时紧张起来。陈永贵想像不出，毛泽东会以“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的胆气，像在遵义、延安、庐山等场合那样，敢于撕破党内温情脉脉的面纱，不给他人也不给这个讲求团结至上的党留一点情面。陈永贵倒是听清楚了毛泽东对有些人“作下成绩就翘起尾巴”的批评：

    “作一点也不要翘，作三点、四点更不要翘，翘尾巴不好，不对。”

    陈永贵一直把毛泽东的这句话作为对自己的鞭策。而在场的曾志却理解这句话另有所指：

    “有人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

    曾志回忆说：那晚丝毫没有寿宴的气氛，人人都紧张而困惑（可能除了几位工农嘉宾），主席这是怎么了？室内一点声音都没有，安静得怕人，只听主席一个人在那儿嬉笑斥责，根本不敢去作任何的猜想。陶铸后来说：

    “我们那时哪敢往少奇身上想啊！”

    寿宴两天后，毛泽东公然发难了。他一手拿着党章，一手拿着宪法，出现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兴师问罪：

    “一个不叫我开会（指邓小平），一个不叫我讲话（指刘少奇）。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

    陈永贵在政坛的崛起很不是时候，也可能正因为“文革”专制和极左政治的需要，像他这样的普通农民、工人、商业员工和解放军战士，才可能破格跻身于中央决策中枢。在1969年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陈永贵与另一名资格更老的劳动模范李顺达当选为山西仅有的2个中央委员，而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谢振华则只是一名候补中央委员。陈永贵在山西省是“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李顺达则没有省级官职。这个现象提示，劳动模范往往比中央和地方大员更适合充当最高权力得心应手的花边人物和人头票。

    1973年9月，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59岁的陈永贵更上层楼，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1月，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陈永贵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名列第七，排在老革命王震、余秋里、谷牧等人前面。

    在党的十大和四届人大上，先后出任党和国家领导人职务的工农兵代表，还有来自上海的工人干部王洪文（中共中央副主席），警卫员汪东兴（政治局委员），钳工倪志福（政治局候补委员），纺织女工吴桂贤（副总理），工人孙健（副总理），蔬菜售货员李素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工人姚连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而士兵代表孙玉国（边防站长），最高职务做到中央候补委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

    这是“文革”政坛上一群变异的政治物种，他们原本熟知基层生活和民众悲苦，有的自始至终保持着平民生活习惯，可能是很称职很优秀的工农兵专家和基层干部。但恰恰是因为在“文革”前后那种极左病毒肆虐的年代，他们染毒不浅，不惜违反民众生活常识和基层工作经验，竭力支持哪些不合人性的“新生事物”（如取消自留地、取消奖金，体育竞技取消比赛成绩），而自以为是政治觉悟高的表现。在刘少奇、邓小平甚至周恩来那样的党内老资格领导人面前，他们认为只有自己紧跟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走资派”和“修正主义”的可疑倾向绝缘，具备更为纯正的政治优越感。毛泽东以非程序化的方式提升这些草根代表，以期打破当权派的“经验主义”秩序，确保自己“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政策主张获得足够多的票数和民众舆论导向。

    尽管他们在各自熟悉的领域就某些具体政策可能与江青等激进派有差异（如果他们还有自己独立的政策见解的话），但拥护和捍卫“文革”成果、警惕“走资派”，无疑是他们最鲜明的政治共性。只不过，他们在政坛存在的脆弱支撑，是毛泽东的知遇之恩，是一套不得人心也站不住脚的“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政治口号，远不像江青等激进派拥有文宣工具（如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和地方势力（如极左大本营上海）等实力支撑。因此，在毛泽东病逝、江青为首的激进派被擒后，他们跌出政坛就是顺理成章、也是无足轻重的事情了。

    王洪文先是因为缺乏主持中央工作的政治能力，而输给了复出的邓小平，后来又受命到长沙毛泽东面前状告温和派领袖周恩来，日后作为江青的马前卒被捕和受审，被判无期徒刑。

    珍宝岛战斗英雄孙玉国自从应招进京参加中央读书班，就认定了王洪文，按照“四人帮”的意图频繁到总参“放火烧荒”，开罪了叶剑英等一批军内元老。“四人帮”倒台后即被审查，最后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按正团职作转业处理。

    汪东兴是这批草根跃迁中央的人士中，唯一有点实权的。他把持的中央办公厅和毛泽东档案，足以让那些在毛泽东身后企图改弦易辙的老干部望而生畏。在华国锋接班后，他以毛泽东的忠诚卫士自命，抵制平反冤假错案和思想解放，只是在党心民意的强大压力下才黯然下野。

    其他草根人士在毛泽东部署的政治局“帮助周恩来”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特别是在1976年伟大的“四五运动”中，不自量力地扮演了一个个虽不重要却很可恨的角色。因而在“文革”结束后，受到党内“文革”前老干部的普遍嫌恶。

    陈永贵就是这样一个突出的尴尬角色。“农业学大寨”写入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23条”，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的“16条”。而历史证明，“社教”和“文革”都是毛泽东精心策划打击刘少奇等“当权派”的政治运动。1967年5月5日，陈永贵在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文章《跟贫下中农的死对头算总账——清算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妄图在农村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勾当》，矛头直指刘少奇在农村“妄图瓦解社会主义集体经济”。

    何燕凌的太行山战友、老记者李克林，大约在1970年底或1971年初，以获刚“解放”的干部身份，被安排到人民日报“文革部”农村组负责“农业学大寨”的宣传。李克林在《中国女记者》第6集中感慨地说，人民日报对大寨的宣传长达18年之久——

    “全中国无论山区平川，海河草原，到处学大寨，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篇幅之多，版面之集中，持续时间之长，为党报史所罕见。”

    李克林认为，大寨报道前期“尚属正常”，后期把大寨“由经济典型变为政治典型”，“谎言、谬论充斥舆论界，祸害全国”。几乎三天两头都有大寨或昔阳的文章，农业、生产、文教、卫生，各行各业在大寨都有成套的经验。上头要干什么，大寨就有什么：

    批资产阶级法权、批唯生产力、批刘少奇、邓小平，最后又批“四人帮”，大寨人都是“一眼看清了”、“早就识别了”。这种恶劣的做法在新闻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

    例如，1966年5月13日，陈永贵以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身份，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挖苦和抨击老社长邓拓等“三家村”党内文化人：

    “当我看到报纸，听到广播，知道邓拓、吴晗一小撮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以后，真是越看越生气，越听越起火。我的心快要跳出来了，我的话在肚里憋不住了。‘三家村’黑店的掌柜和伙计们，我要质问你们：你们每天吃的是人民的茶饭，为什么专门干反人民的勾当？”

    “邓拓，我告诉你：我们工农兵群众对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言论和行动，是绝不留情的……你攻击我们的伟大领袖，不仅中国人民不能饶恕你，就是全世界革命人民也不能饶恕你。”

    据邓拓夫人丁一岚回忆，4天后邓拓自杀身亡，精神压力来自两方面：组织上没收了专供高级干部阅读的《大参考》，报纸上工农兵对他指名道姓的大批判。想来陈永贵的“绝不留情”和“不能饶恕”，让老社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如芒在背、如鲠在喉吧。

“文革”中，陈永贵像一个忠实的提线木偶，遵照最高权力的意图，在人民日报上频频发声，从《我爱红卫兵》（1966年9月6日）、《欢迎为工农兵服务的芭蕾舞》（1967年4月25日），到欢呼揪出陆定一、周扬文艺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1976年5月25日），以“握紧锄把子”的姿态要求党“管好笔杆子”（1968年9月3日）。

    在华国锋主政后，陈永贵以对毛主席接班人的朴素感情，反对邓小平复出。据中组部同志反映，他曾劝告华国锋：

    “华主席，你可千万不能把邓小平解放出来，他要解放出来，人家会说我们是毛主席的叛徒，是背叛了毛主席事业的。再说，邓小平出来了，能把你放在眼里吗？”

    据《共产党员》杂志2007年9月号顾育豹文章，1977年7月，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重返中央工作。陈永贵会前握着邓小平的手，满脸诚恳地说：

    “想不到我们又在一起工作了。小平同志，这回你可要吸取教训了。不然，还会犯错误的。你年纪已经不小了，再也经不起折腾了。好好地照毛主席的指示办吧。”

    当邓小平这位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紧锣密鼓部署教育、农村等全面改革的时候，陈永贵看不下去了。1980年1月的一天，陈永贵在休息室找到邓小平，问道：

    “小平同志，这些日子你天天开会，不断提出一个又一个新点子，我有点接受不了。我想问一下，你究竟还执行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究竟还要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还算数不算数？”

    据顾育豹文章，邓小平听了，抽了口烟，朝陈永贵看看，笑了笑。后来陈永贵对人说，邓小平那天的笑，让他非常可怕。邓小平将半截烟掐灭在烟缸里，冷峻地说：

    “你以为现在还是‘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吗？提的问题这样可笑，简直像三岁的孩子那样的幼稚。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我是最有资格讲这种话的人。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我最有发言权。你才加入共产党有多久呢？永贵同志，我希望你还是按照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首先检查一下自己吧。”

    陈永贵不服气地说：

    “你不要忘记你站出来的时候的检查，你不要对党中央耍两面派，你应该考虑一下现在你究竟是要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

    邓小平不等陈永贵说完，提起公文包转身就走。

    几个月后，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接受陈永贵解除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

 

 

流汗宰相

　　“文革”后，不少人送给陈永贵副总理一个贬称“文盲宰相”。陈永贵没念过书，只是在政府扫盲活动中识点字，比“四人帮”时期人民日报的“白字总编”鲁瑛犹有不如。中央同事都知道，开会时他“连个录也记不了”。在昔阳县学习党的“十大”文件干部大会上，贵为政治局委员的陈永贵开口就是：

　　“现在，我的民愤很大!”

　　在场干部一时没反应过来，都愣住了。老熟人在一旁小声纠正道：

　　“老陈，不是民愤很大，是名声很大。”

　　推出一个文盲参与国家管理，是对5000年文明古国的蔑视和羞辱，足以提示“文革”政治的反文明性质。

　　然而，在新中国几十年曲折的发展史上，以陈永贵这样的平民出身，得以跻身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毕竟代表了执政党的一种价值取向。它包括对中华民族艰苦奋斗优秀品德的褒扬，对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亲民关系的倡导。陈永贵也没有辜负重用他的党和领袖的期待。

　　早在1948年，陈永贵主动把大寨的老弱病残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特别的互助组。有乡亲嘲笑他们是“娃娃组”、“懒散组”。陈永贵的老上司、昔阳县的一个区委副书记张怀英问他：

　　“永贵啊，你这么一个好劳力，为什么跟这些娃娃老汉互助呢?”

　　陈永贵回答说：

　　“好劳力又有什么用，在旧社会我不也是一个好劳力吗，可是穷得叮叮当当。现在我有了房，有了地。为什么，还不是毛主席领导的结果吗?这是制度问题呀，不光是一个人的问题。”

　　少小孤苦的陈永贵对共产党和集体经济有着天然的向心力，有一副共同富裕的火热心肠。结果，这个老少组相濡以沫，整修土地，垒筑地堰，庄稼长得特别茂盛。

　　解放后，党中央号召新中国以农民出身为主体的执政团队进城后不要高高在上，要继续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迫于组织和道义压力，不少村干部只是在地里参加一些象征性的劳动，而地级和县级干部则抱怨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劳动。然而，陈永贵从合作组、初级社到高级社、人民公社，除了外出公干，没有一天不是与社员一同劳动。他的行为准则是“时不空过，路不空行”。就是到区里、县里开会，他也很少空着手去。走的时候，要么捎上一些村办企业生产的粉条拿到县烟酒公司卖，要么就拉上一车水果先到市场里出售;散会回来的路上，有时买头怀仔猪，从县城一路往村里赶。

　　在重视生产这一点上，陈永贵与大寨人跟江青一手扶持、只会吟诗的天津小靳庄截然不同。

　　人民日报1968年10月13日刊登通讯《不是要做官 而是要革命》，让读者耳目一新。这篇通讯说，陈永贵担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后，也不脱离生产劳动，有时外出开会动身前还在地里忙活，有时从北京、太原回来跳下车就下田。平时在大寨经常端着碗到饭场和社员蹲在一起吃饭。“社员身上有多少泥，他身上也有多少泥。”

　　从北京出席党的“九大”回到大寨第二天，他照常扛着一把大镢头，带领社员走向虎头山。这位新科中央委员还是那个永贵大叔，拣脏活干——扛上工具去拌茅粪;拣重活干——拉上小车推土垫地。

　　当上副总理后，他坚持不领国家领导人的那份工资。组织上考虑到他进城工作开销大，中央每月补给他生活费36元，山西省每月给他兼职补贴60元，后来提高到100元。到年底，大寨每年给他记一个中等男劳动力的平均工分。分配时，他与社员一样，一个劳动日值1.5元。他坚持自己和家属的户口都不迁到北京来，大寨只好将每年分给他的口粮拿到粮站，换成全国粮票再给他。

　　2008年秋，云南孟连群体性事件后，省纪委书记李汉柏在省党校这样训诫几百名地方官员：

　　“有的领导，人还没下基层就让下面报接待方案，你算什么东西?你这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往前推三代，在座的几个不是农民?大家要记住，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

　　李书记的话提示我们两个事实，第一今天的干部已经不可能从农民中产生，第二前呼后拥的官场习气已经深入骨髓。但在毛泽东时代，保持“劳动人民本色”不用训诫，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就像陈永贵，做了副总理，身上仍然穿着对襟扣的中式农民装，头上仍然包着一条白毛巾，脚下从不穿皮鞋、凉鞋，只穿妻子做的布鞋。出访墨西哥时，代表团每人发了20元外汇券，中国大使建议每人买一块手表。陈永贵一口拒绝：

　　“怎么啦，要戴外国表?周总理戴的还是上海表，不行，不行!”

　　陈永贵到杭州视察工作，不肯顺道游西湖，把工作和官员的个人享受分得清。而且他相信：

　　“庄稼和土地是最有看头的东西。红旗招展、人欢马叫的农田基本建设场面，才是最美的景象。”

　　1975年，中央安排陈永贵搬进钓鱼台，与江青、王洪文、吴桂贤等人为邻，一人占据一座小楼。楼内到处是厚厚的地毯，每天搞卫生的、端茶送水的服务员悄然出入，偌大的地方没有一点声音。乡村热闹惯的陈永贵消受不了这种富贵荣华，给毛泽东写信，请求搬出钓鱼台，请求让自己经常下去跑跑，1/3的时间在昔阳抓点，1/3的时间在全国跑面，剩下的1/3时间在北京。毛泽东批示同意，称赞说：

　　“永贵呀，你那个三三制很好呀。”

　　“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嘛。”

　　在那个时代，很多官员和民众都记得陈永贵的名言

　　“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的是党支部。

　　“干部，干部，就要先干一步;不先干一步，就不能当干部。”

　　人民日报1972年报道，陈永贵自豪地说：

　　“你只要摸摸干部们的肩膀，握握干部们的手，看看干部们的脸，你就知道昔阳的干部今年是怎么当的了。”

　　满脸皱纹、满手老茧的陈永贵，最有资格告诫中国人：

　　“舒舒服服学不了大寨，轻轻松松改变不了面貌。”

　　“靠向上伸手，越伸人越懒，越伸志越短;靠自力更生，越干志越坚，越走路越宽。”

　　劳动模范出任国家领导人也许荒唐，但千万不要低估国家领导人身兼劳动模范的道德示范能量。

　　灌溉革命

　　毛泽东时代，尽管存在严重的政治钳制，但领导干部的身先士卒，激励着中国人民为国分忧、共度时艰。

　　三战狼窝掌的陈永贵，大灾面前不要国家救济也不给国家少卖一斤粮的大寨，成为当代的“愚公移山”故事，象征着穷山恶水和经济困难打不垮的民族精神。而人民日报的学大寨宣传就是这个意义上，给全国农村、农业和农民“三农”建设以巨大的鼓舞：

　　《盂县两年来在千沟万壑筑起石坝，出现近20万亩“大寨式”农田》(1965年9月19日)

　　《智慧加双手沙荒变良田——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县当铺地大队治沙斗争　 学大寨精神，走大寨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1966年1月12日)

　　《贵州山区自力更生开展冬修水利活动　　遵照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教导，自筹资金，自备物资，尽力做到少花钱、多办事》(1969年2月15日)

　　《上旺大队积极响应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　　移山填溪造良田，茶农不吃供应粮》(1970年3月18日)

　　《农业学大寨，苇湖碱滩变良田　　新疆乌苏县宏图大队第六生产队六年造田3000亩》(1970年6月17日)

　　《天山脚下粮食亩产也能过千斤——新疆米泉县红旗公社兴无大队学大寨由低产变高产的先进事迹》(1970年11月3日)

　　《荒湖涝洼换人间——山东省鱼台县革委会带领贫下中农学大寨的事迹》(1971年2月7日)

　　撇开毛泽东和陈永贵热衷的农村生产关系变革不说，十几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给新中国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据农学家考证，解放前中国农田灌溉面积2.4亿亩，多分布在江南稻作区。1958年“大跃进”时开始大修水利，在学大寨高潮的70年代，中国农民和县以下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硬是靠一把铁锹、手推肩扛，完成了中国历史上一场前无古人的灌溉革命。

　　截至“五五计划”结束时的1979年，全国有效灌溉面积达到7.3亿亩。新增灌溉面积的2/3在北方，像华北平原的灌溉密度超过了南方平原地区，也超过了都江堰等经典灌区。此外，还完成了2.6亿亩的除涝和7000万亩的盐碱治理，建成10万立方米以上的水库8.6万座，再加上星罗棋布的小水库、人工河渠和堤防。毛泽东时代工程总量土石方当在300亿立方米以上。

　　300亿立方米是个什么概念呢?专家推测，三峡工程土石方开挖、回填、混凝土浇注总量不超过3亿立方米。也就是说，在1957-1979年的22年间，新中国水利工程相当于平均每年啃下5座三峡工程!

　　农业发达的中国，自古就把政府能否领导人民照料好耕地视为仁政的标尺。《孟子•梁惠王上》说道“王如施仁政于民……深耕易耨”。农村改革以来，生产责任制解放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束缚的生产力，但多年学大寨积累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成果，也为生产力的提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天，当我们自豪于中国人用世界上7%的耕地养活了24%的人口，要感激邓小平、万里、赵紫阳这样的务实政治家解散“人民公社”、还地于民，要感谢袁隆平这样的农学家，也不能忘记这位改造穷山恶水的劳动模范陈永贵，不能忘记倡导“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毛泽东。

　　但是，也别忘了，政府以人民福祉的名义，驱使几亿中国人面朝黄土背朝天，像古代徭役式地大量无偿调用农村劳动力，而且没有基本劳动保障，严重剥夺农民。用现代公共管理和人道眼光看，可议之处甚多。那些年农村人口约6亿，8万多座水库意味着每7500人修一座，而当时年轻劳动力占人口比例小，在7500人中劳动力大概只有2000人，一些不适合艰苦环境下重体力劳动的老少妇女也在政府征调之列。

　　每到冬春季节，千村万户门可罗雀，只剩下老头老太太看家，其他人一律挑上铺盖、口粮和工具，进驻水库工地，在凛冽的寒风中，与大自然较劲。甚至哺乳期的妇女也奶着婴儿上了工地。在辉煌的农田水利建设背后，有多少无声的血和泪在流淌?就像我们今天感奋于万里长城的伟大时，也不能忽略万喜良的辗转沟壑、孟姜女的千古悲伤。例如河南林县著名的“红旗渠”，在开挖过程中，就有189名男女(一说81人)献出了生命，256名民工重伤致残。

　　这就是“农业学大寨”的精神遗产。无论如何，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就是在这样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下，凭借这种不可思议的巨大牺牲，保障了一个民族的繁衍。

　　极左样板

　　陈永贵是个体农民出身，5岁时母亲和弟妹被父亲狠心卖掉，7岁为地主放牛，婚后到昔阳城内一家烧饼铺当伙计。一无所有的家境，让他对私有经济无所留恋，对农业集体化分外热心。何燕凌第一次采访陈永贵后，就在人民日报通讯《在农村阵地上》中感慨：

　　“‘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之类的小天小地思想，从来没有占据过他的脑子。”

　　对赤贫阶层来说，“三十亩地一头牛”是想也不敢想的。如果没有共产党革命的成功，陈永贵很有可能还在为一家人的温饱而挣扎。解放后有了房有了地，更何况天降奇缘，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礼遇，更让陈永贵感激涕零。党的“十大”后，陈永贵进入中央政治局，昔阳老百姓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庆祝。衣锦还乡的陈永贵，对毛泽东的感恩和崇拜之情溢于言表：

　　“古今中外还没有一个人把农民提到国家领导岗位上的。列宁没有解决，斯大林没有解决，毛主席解决了。这就是毛主席对工农的依靠和重用。”

　　从两千年前陈胜在田头发出“苟富贵，无相忘”的艳羡，盘亘在中国农民心头的一个情结，就是作鸿鹄凌云高飞，而对家门口燕雀的叽叽喳喳掉头不顾。陈永贵既然做了“古今中外”第一人，也就死心塌地跟定毛泽东，不惜用一代农民兄弟的血汗，浇灌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公社规模大，公有化程度高)的狂想。先是在大寨，接着在昔阳，后来在全国范围内，以对农民心理的熟知，想出各种办法来对付农民，限制农民的私有财产和发家致富欲望，打击“小生产习惯势力”。大寨成了毛泽东极左路线在农村的样板田乃至发源地。

　　在五六十年代之交的大饥荒后，由刘少奇主持，毛泽东秘书田家英等参与起草，中央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农业60条”)，规定人民公社“三级所有、(生产)队为基础”，允许农民经营自留地，承认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这是中央政府在“大跃进”失败后对激进的人民公社制度的必要退缩，有力地遏制了由公社或大队包揽盈亏的平均主义和以公共食堂为代表的供给制倾向。虽然毛泽东被迫接受这个退缩，但内心是不满足，甚至不满意的。陈永贵步入官场，很快瞅准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真实想法，不断寻找机会突破“农业60条”的政策框框。

　　1963年大寨一场大洪水，地刮了，房倒了，自留地、自留树连同农民家里的厕所、猪圈统统冲了个精光。陈永贵趁势以天灾为由，宣布取消自留地、自留树，因为如果保有自留地，就是“给集体经济安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定时炸弹……为单干扫清道路”。

　　随后，大寨实现了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小队向生产大队的过渡。1968年，陈永贵决定昔阳全县向大队核算过渡。

　　大寨不仅把自留地、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连男青年穿皮鞋、姑娘穿花衣裳都被斥责为贪图资产阶级享受，连老太太卖筐小枣也被打成资本主义倾向。在陈永贵的脑袋里：

　　“只要方向对头，不怕政策过头。”

　　陈永贵最别出心裁的发明，是在大寨推行“自报公议工分”。“文革”前夕的1966年3月22日，陈永贵在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文章《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突出政治的生动一课》，介绍大寨劳动管理的这个创造：平时只记每个社员的工别和出勤天，分早上、上午、下午，谁做了啥活。到月底评比时，先评出上个月劳动态度最好、出勤最多、农活质量最高的“标兵”，定出标兵一天应得工分。其余的人按照自己的体力强弱、技术高低、劳动态度，自报一天应得的工分，交大家评议后给予认可或修正。

　　这就是轰动全国的“大寨式记工”。它取代了传统的按时计酬、按件计酬或定额包工，淡化了多劳多得的普世经济原则，希望凭借农民的政治觉悟学习先进多干活，分配报酬少索取。陈永贵解释说，这么做就是为了抵制“工分挂帅，物质刺激”，确保不同劳力和不同技术之间差别不大，避免高工分的出现，“有利于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改变人们的自私心理，逐步树立共产主义思想”。

　　“大寨式记工”，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小说《镜花缘》中那个好让不争的“君子国”，作为小说家言不失为一种美好的道德憧憬，但作为国家的经济政策未免脱离实际，只会鼓励懒惰、大锅饭和扼杀民众的进取心。

　　陈永贵却似乎真的相信大寨人都已步入“大公无私”的道德境界。对此，连谨言慎行的周恩来都婉转地表示不能苟同。周总理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肯定了大寨人“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但在另一些场合把大寨精神谨慎地概括为“先公后私”。 1971年11月，周恩来在会见美国农业专家韩丁等人时，谈到大寨时坚持说：

　　“社会主义社会不是没有个人利益，而只有公共利益。我们的原则是个人利益服从公共利益，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一致起来。所以，像大寨这样，我们叫它先公后私。”

　　由于陈永贵的“政治觉悟”，也由于人民日报这样党的文宣工具大肆渲染，大寨成为到处乱挥的大棒，在几千年小农经济的土壤上，扼杀农民与生俱来的追求私有利益的冲动。从人民日报十几年的学大寨报道中可以看到，各地农村只要私有的想法一冒头，就被当做“阶级斗争”新动向，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帽子，给予严厉批判。大寨经验被高度政治化了。

　　正如人民日报1976年3月15日报道所言：

　　“学大寨运动，不是一个什么学技术、学高产的运动，而是一个学大寨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持阶级斗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运动。”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中共大寨党支部在1974年3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大批判文章《大寨之路就是斗争之路》，攻击周恩来纠正“文革”极左的努力是“一股复辟倒退歪风”。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1976年8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河北肥乡县委宣传部韩青春的文章《学大寨必须批邓》，点名批评邓小平讲学大寨的时候不讲阶级斗争——

　　硬把大寨说成是“老老实实地干”的典型。按照这种说法，学大寨运动不就成了单纯的生产运动了吗?

　　例如，河北涿鹿县城镇公社二队有人说：“本队人少地少，要想变得快，庄户加买卖。”党支部认定这是“地主分子”的“破坏活动”，立即发动群众开展了“革命大批判”，让老贫农宣誓：

　　“学大寨，创高产，就要像大寨那样，不给资本主义留一条缝，一个心眼干社会主义。”

　　对于“以粮为纲”还是重菜轻粮，队里产生了争议。有人主张：“每人碗大一块地，从粮食上打主意，不如从收入上挖潜力。”这本是正常的经营方针之争，但党组织不这么看：

　　“种什么作物不是一件小事情，它反映了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

　　公社党委在干部和群众中办起了学大寨的学习班，展开“为什么种田”的讨论，批判了重菜轻粮的“资本主义的苗头”。(1970年12月17日人民日报)

　　山东菏泽县小留公社弃农经商、劳力外流多。公社党委发动群众“批判”了几次，但总是“按下葫芦瓢起来”，一直没有解决。原来是公社领导班子内部有人主张“只要每天向队里交两元钱，劳力可以随便外出”，为“资本主义”开了绿灯。于是，公社党委组织领导成员狠批修正主义，狠批资本主义，提高大家的认识。然后发动群众围绕劳力往哪里使、大车往哪里拉、农副关系怎样摆等问题，展开大辩论，很快煞住了资本主义歪风。(1975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

　　可悲的是，在那个学大寨的年代，连农村商业部门也要批判商业经营意识。湖南省汉寿县位于洞庭湖滨，平原丘陵各占一半，适合多种经营。有的说“种(棉)花不如种瓜”，有的把棉花地改种了药材;有的抽调劳力去烧砖瓦，搞运输，外出抓现金收入，影响农业生产。商业职工不是见猎心喜，却只能自断商机，协助大队党支部发动社员群众讨论：

　　发展多种经营，是以粮为纲，还是以“钱”为纲?是计划种植，还是“自由种植”?

　　结论自然农业压倒副业，以粮为纲。反正在那个年代，“流通决定生产”、“利润挂帅”统统被视为“修正主义货色”加以摒弃。(1976年2月17日人民日报)

　　今天的华西村、南街村，也像当年的大寨一样认定唯我革命、唯我社会主义，但已无力在政治上打压异己。而当年的大寨手持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尚方宝剑，可是威风八面，动辄祭起利剑，“谁不学大寨就是走资派”，“不学大寨就是反大寨”。

　　趁着“文革”狂热，陈永贵主持，从1967年冬季开始对昔阳县408个基层党支部开始了大清洗。三年内，全县共撤换“不想学大寨或不能学大寨”的党支部书记127人。人民日报1970年9月23日通讯夸耀了昔阳整肃农村基层干部几种人的经验：

　　有极少数社、队领导班子里混进了坏人，这些人让地、富、反、坏出来破坏，不搞社会主义搞资本主义，不搞无产阶级专政搞资产阶级专政;

　　有的社、队，领导班子的主要成员中，有的中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较深，热衷于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那一套资本主义的东西;

　　有的社、队“老好人”当领导，好人好事不支持，坏人坏事不斗争，政治上右倾保守，不搞阶级斗争，一有风吹草动，就发生摇摆，使学大寨运动遇到阻力;

　　有的社、队的一些党员干部，思想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

　　这篇通讯根据陈永贵在昔阳召开的北方农业会议发言整理而成。看似最平和的农业生产运动，竟然也需要借助于政治倾轧。

　　“穷过渡”

　　1975年7月，陈永贵向毛泽东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向大队核算过渡。毛泽东大概对三年大饥荒期间的“公共食堂”心有余悸，对陈永贵的建议迟疑未决。

　　1977年是学大寨运动进入顶峰的一年。陈永贵向毛泽东的接班人华国锋重提全国农村向大队核算过渡的建议。以农业专家自居的华国锋产生共鸣，在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提出：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内，把全国1/3的县建成大寨县。什么是“大寨县”?华国锋在“全国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讲话中解释说：农村的基本核算单位要开始实现由生产队向大队的过渡，这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也是“普及大寨县的标准之一”。座谈会要求当年冬季和1978年春季选择10%左右的大队“先行过渡”。

　　此时陈永贵的头脑异常发热，在昔阳县委扩大会议上，他激情满怀地问家乡人：

　　“想不想看一看全国第一个全民所有制县呀?”

　　这年7月，大寨公社拿出一份《关于逐步实现向公社所有制过渡的草案》，提出公社要办学校、合作医疗、幼儿院、托儿所、缝纫组、文化室、电影队、公共食堂，公社社员实行劳动保险制度，工农商学兵的职工都是一样挣工分。实际上，陈永贵要在家乡做一个更激进的实验，把昔阳县从大队所有制提升到公社所有制，并把公社纳入国家的全民所有制。

　　而当时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形，据统计，“文革”结束时的1976年，全国有1/3的生产队人均分配收入不足40元，口粮不足150公斤，全国有2.5亿农民在饿肚子。而这个凄凉的现状，正是人民公社扼杀农民生产经营积极性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恶果。在如此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下，如果进一步以大队甚至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哪里是走向共产主义，只会走向共同贫困、更加贫困，完全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农业社会主义狂想。用当时的说法，叫做“穷过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胡耀邦反对农村的“穷过渡”、“一平二调”，强调按劳分配，不能把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当资本主义来批判。陈永贵对此很不满意，多次骂道：

　　“胡耀邦，胡乱邦!”

　　“文革”结束后，人民日报受到安徽等地农村改革尝试的鼓舞，发表文章和报道谈论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立即遭到陈永贵副总理的批评：

　　“这些年农民是拉着推着才走向社会主义的，叫他们自主，他们会自主到哪里?”

　　如果是别人不了解农村有多穷、农民有多苦，还可以原谅;陈永贵这位地道农民，为什么看不得农民过上“老婆娃娃热炕头”的小日子，好像存心跟农民过不去呢?

　　也许我们可以从毛泽东时代另一位农民名流身上找到答案。他就是“文革”中所谓“8个样板戏1个作家”中一枝独秀的作家——农民出身的浩然。晚年他在京郊接受人民日报记者卢新宁、胡锡进采访时坚持说，他的长篇小说《艳阳天》曾被认为——

　　“写出了五亿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豪情壮志”。我认为这个评价至今还是合情合理的。

　　浩然承认60年代初听说过有饿死人的现象，自己也曾亲眼看到人们吃不饱肚子，浮肿后不能下地干活，但他辩护说：

　　“很快就得到了纠正，党就承认了错误。我认为从整个农村合作化运动来说这是支流问题。”

　　“我觉得，农业合作化无论多少年后想起，都是中国历史上不可磨灭的大事件。历代农民运动从李自成、捻军到太平天国，都没有解决农民问题。唯有中国共产党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成功了：把农民真正调动起来了。从这点来讲，即使它最终失败了，也算一种胜利。那种情景至今想起，还让人兴奋。”

　　为什么把导致几千万农民死亡的合作化运动，轻描淡写地称为“支流问题”，失败了还让人兴奋?为什么没有一点痛定思痛的反省，反而以铁石心肠把农民“拉着推着走向社会主义”?从浩然到陈永贵，这样的心理实在难以捉摸。

　　晚年浩然住在京郊一片漂亮的独家小院中。邻居们都是三河的富裕农民，但浩然不喜欢他们，说住在那里感到很压抑。人民日报记者不解地问道：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几十年来，您不是一直盼着农民兄弟们过上好日子吗，如今他们终于富起来了，您怎么反而感到压抑呢?”

　　浩然说：

　　“他们都是靠倒卖建材先富起来的，更多的农民不这样。”

　　人民日报两记者又问：

　　“在您心里是否和那些粘着泥土味儿的农民更亲，跟他们更能认同呢?”

　　浩然沉默，然后微笑。想来陈永贵当年在钓鱼台的皇家林园里也是这般压抑和寂寞。就像浩然不认可经济上的“暴发户”，陈永贵也不能接纳政治上的暴发户如张春桥之流，而且最烦恼钓鱼台每天中午的功课——到王洪文居住的16号楼“学马列”。他内心还是和那些“沾着泥土味儿的农民更亲”，虽然他在道义良知上早已冷酷地抛弃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