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 刘项）

毛泽东反对“两个估计”?

　　邓小平给教育部留足面子，指示教育部组织一个写作班子，自己写文章正式推翻1971年“全教会”的“两个估计”，交人民日报发表。

　　教育系统的人没有人民日报记者的胆气，写作组想到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是毛泽东圈阅过的“红头文件”，要在“太岁头上动土”，依然顾虑重重。

　　教育部前后召开了5次党组扩大会议，每次由写作组吉伟青宣读，逐字逐句推敲。写作组还邀请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何东昌、人民日报记者保育钧、《人民教育》编辑组长孙长江等人，对草稿的结构和各章节的资料使用、论据的阐述等，“提出了许多很宝贵的意见”。

　　正当写作组和教育部领导苦于批判“两个估计”的文章平淡乏力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孙长江查看教育部一个“文革”极左派笔记本时，意外地发现了记录不全的毛泽东“全教会”期间跟迟群、谢静宜关于教育工作的谈话。教育部党组请求中央允许查看迟群、谢静宜笔记本，由孙长江负责审核其中毛泽东讲话的记录。整理后，写作组建议写进文章。

　　刚刚恢复工作不久的“党内一支笔”胡乔木审稿时，对原稿中引录毛泽东“全教会”期间的谈话，加上一头一尾两段“我们曾经连想都不敢想，然而是极端重要的震撼人心的话”：

　　这里，我们受权向全党和全国人民郑重宣告：就在1971年夏季，“四人帮”把十七年抹得一团漆黑的时候，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针锋相对地批驳了他们的谬论，毛主席指示的精神是：

　　(一)十七年的估计不要讲得过分。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了错误路线，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少部分人。

　　(二)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执行封、资、修路线的还是少数人。“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还是认的，就是爱面子，当人的面不认，背地还是认的，只不过有资产阶级思想，过后还是要认的。

　　(三)高教六十条，总的还是有它对的地方嘛，难道没有一点对的地方嘛，错误的要批，批它错误的东西。

　　毛主席还说，人家是教师，还要尊重他嘛，一讲不对就批评，哪能都对呀!讲不对没关系，讲错了没关系，大家共同研究，怎么能一下子都讲对，不可能嘛。

　　毛主席的指示是多么好啊!这就是毛主席关于教育战线形势和知识分子状况的根本估计。非常明显，毛主席的估计和“四人帮”的“估计”完全对立，这种对立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尖锐斗争的反映。我们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就必须大力宣传毛主席的估计，彻底粉碎“四人帮”的反革命“估计”。

　　11月17日，邓小平批示：“此稿可以发”。第二天，人民日报刊出这篇《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并同时发表记者报道《“两个估计”是怎么炮制出来的?》。在那个乍暖还寒的年代，连邓小平也只能在“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的大旗下为“文革”纠偏，承认自己8月8日那篇讲话“也照顾了一点现实”。因此，这篇文章的论战策略是可以理解的，即用毛泽东驳斥“四人帮”，甚至说“非常明显，毛主席的估计和‘四人帮’的估计完全对立”。

　　但在很多年后，当教育部写作组成员吉伟青在回忆文章中，仍说毛泽东对“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判”，“四人帮”及其死党“封锁毛主席指示”。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余焕椿忍不住发言，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

　　“我相信毛主席同迟、谢等人有过这次谈话，但决不是作重要指示，而更像是一次私下交谈，打招呼，劝他们要掌握好尺度，不要走得太快太急，仅此而已。用它说明毛泽东是反对‘四人帮’的‘两个估计’的，恐怕与史实不符。

　　事实上，建国以来毛泽东同志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一系列讲话，与‘四人帮’的‘两个估计’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尤其在‘文革’期间。毛泽东在1957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推翻了周恩来的正确意见(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整个‘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视知识如粪土，将英才俊彦当牛鬼蛇神，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排在各类坏分子之后……在那备受煎熬的日子里，有多少知名和不知名的知识分子，以自己血肉之躯去维护革命的尊严，抗击邪恶势力对人的摧残。每当想起这些，每一个有良知的人无不痛心疾首。

　　面对这一切，我们还能说‘四人帮’的‘两个估计’与毛泽东无关吗?《论战》承认‘文革’17年教育战线‘黑线专政’论，‘发端于文艺战线的黑线专政论’，却又说这与毛泽东无关，是说不过去的。”

　　余焕椿与吉伟青的认识分歧，也许可以视为人民日报与教育系统的思想观念落差。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风云激荡中，就像邓小平对刘西尧部长的批评——“要当动力，不要成为阻力”，各中央部委作出了各自的选择，即使是在朝同一个方向迈进，力度速度也千差万别，耐人寻味。

　　1979年1月，全国高校科研工作会议召开，90多位大学校长、党委书记联名给中央写信，提出刘西尧揭批“四人帮”、改正“文革”错误很不得力，不宜继续担任教育部长。王惠平和编发过反对“两个估计”座谈会内参的同事黄植写出第三份内参《高等学校科研工作会议上的呼声》，建议对现任部长“及早进行调整”，提出“派一位热心教育事业、有经验、有威望的同志担任教育部长”。

　　中央通过人民日报听到了校长书记们的呼声，一个月后，刘西尧离开教育部，教育部长易人。

　　“文化大革命”的重镇、体现“文革”核心价值的教育界，终于光复。这是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拨乱反正”的第一道曙光。

　　“刘项原来不读书”

　　如果余焕椿分析成立，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堂堂一国之主为什么要这样做?

　　叶剑英元帅养女、光明日报前记者戴晴在传记文学《储安平》中，提到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1957年“大鸣大放”中，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向毛泽东汇报民主党派和知识界“鸣放”情况：

　　“……及至听到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之后，就在5月15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表明毛泽东同志已经下定反击右派的决心。”

　　戴晴认为：

　　“怎么估计罗隆基这几句话对毛泽东的伤害也不过分。”

　　罗隆基，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毕业于清华大学，英国政治学博士，西南联大教授。而毛泽东最高学历是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生，1918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过几个月的普通管理员。罗隆基在1957年给执政党提意见时抱怨过：

　　“领导干部从军事革命工作转到文教工作岗位上来，也应该熟悉中国土大夫阶层中成长起来的高级知识分子的特性，今天批评、斗争和改造的团结方式同所期望的‘礼贤下士’是有矛盾的。”

　　这位狂妄的“海龟”低估了毛泽东渊博的学识，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运用已臻化境，白话文和诗词更是连自由派胡适教授也给予赞许。但“五四”时期北大边缘人的生活，无疑给毛泽东一生留下不愉快的记忆。他曾经对斯诺抱怨说：

　　“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毛泽东在给家乡友人蔡和森等人的信中诉说，自己“受够了洋教授的窝囊气”。他因为用龙飞凤舞的字体抄写图书馆卡片，受过高级职员申斥。

　　戴晴传记文学《梁漱溟》开头便是：1918年毛泽东借住在未来的岳父杨昌济教授家时，与他同龄的梁漱溟经常来串门聊天，每次都是毛泽东替他开门。这位暴得大名的北大讲师向毛泽东点点头，但从没跟他说过一句话。杨昌济教授曾经提起过毛泽东的名字，梁漱溟也没有记住。1938年梁漱溟赴延安拜会毛泽东，毛见面第一句话就是：

　　“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民国七年，在北京大学，那时您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

　　40年代，拥兵自重的毛泽东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见面，谈及“五四”时期的北大，傅斯年表示：

　　“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

　　临别时，毛泽东给傅斯年题词：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自比刘邦、项羽，毛泽东是自谦，更是自负。戴晴分析说，罗隆基在“鸣放”中那句话触动了一个至为敏感的伤疤：

　　“这伤害也不是一人一时所能加予的，张国焘、罗章龙、王明、张闻天，也许还有别的人，总之，一批受过高等教育或者洋教育的人，没准都让他十分不舒服过，特别在他们还没领教他的手段而‘放肆得很’的时候。当然，当他们在他的智慧下活动的时候，他可以称赞，甚至尊重他们;要是想反，他就要让他们看看，究竟谁‘大’，谁‘小’;谁真有学问，谁‘书读得越多越蠢’。

　　对这批衣冠楚楚，满口洋文，爱洗澡、爱吃药的秀才们随意嘲弄，打趴下再拎起来，拎起来再打下去，可以说是伟大领袖终生乐此不疲的游戏。”

　　在“反右”运动开始后，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讲话，对罗隆基傲慢的优越感余恨未消：

　　“罗隆基说，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怎么能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他这个话不对。他说他是小资产阶级，其实他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就是要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无产阶级有一批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头一个就是马克思，再就是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再就是我们这些人，还有许多人。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它要领导全世界的革命。”

　　“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的怨怼和对抗，也许可以作为1949年以来执意推行“教育革命”的另一种非理性解读线索。

　　毛泽东早年托身于北京大学，定都北京27年后，北京古城被破坏殆尽。今人想看北京老城墙，举目四望，只剩北京火车站以南有一小段明代老城墙，以及城北的一段元土城遗址。

　　而蒋介石早年混迹于上海滩，与白道黑道均有来往，为正派文化人所不齿，定都南京22年，南京城却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护最完整的古城，山环水抱的明城墙直到上世纪50年代初实测周长33.67公里。

　　也许应验了毛泽东给傅斯年的那句题词：

　　“刘项原来不读书。”

　　真是造化弄人。

（28 高考）

千万人命运的拐点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布新闻《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新闻透露：

　　“今年的招生对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而尚未分配工作的）、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20岁左右，不超过25周岁，未婚。（图片说明：77级、78级大学生在黄山上巧遇恩人邓小平）

　　“条件是……具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身体健康。另外，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1966、1967两届高中毕业生）。

　　“招收新生要坚持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实行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市、自治区批准的办法。报名时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和特长，按学校和学科类别填写二至三个报考志愿。考试分文理两类。今年，文科的考试科目是：政治、语文、数学、史地。理科的考试科目是：政治、语文、数学、理化。报考外语专业的要加试外语。由省、市、自治区拟题，县（区）统一组织考试。”

　　第二天，人民日报又刊出教育部负责人答新华社记者问，解释说：招生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广开才路，让更多的青年有机会报考，使国家能在更大范围内选拔和培养人材，以适应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

　　中断11年的高考恢复了！喜讯传遍全国各地的城镇乡村，在稻田、高粱地、橡胶林、军营和车间里蔓延。

　　博主当时正在苏北一所县城“戴帽高中”念高一，听见老师们一个个眉飞色舞地称道“邓副主席”，然后，这些没有念过正规大学的老师用像是欣慰、像是羡慕又像是惆怅的眼光看着我们说：

　　“你们赶上了好时光，要好好努力啊！”

　　而对于已经在工厂、农村苦干多年的“文革”前中学生来说，高考成为改变人生命运的飞来鸿运。

　　中国儿童剧院编剧、北京师范大学78级学生陈传敏还记得那一天：

　　“当时一个同学特别兴奋地骑车来告诉我，说要恢复高考了。我一下子就惊呆了，眼泪一涌而出。我跟同学反反复复地说一句话：这下有希望了！当时那种情况，有点像在黑夜里走路，四面全是黑的，什么东西都看不见。恢复高考这个消息，相当于前头突然冒出火光，当时没有别的念头，只想着赶快蹦到那儿去。”

　　1977年冬和1978年夏报考大学的人数，竟高达1160万人！这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对11届中学毕业生的欠帐一次归还。这是中国教育史上，也是世界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求学欲、求生欲、发展欲的喷涌！众多步入壮年的考生自勉也是自嘲：

　　“一颗红心两个准备，考上了感谢邓小平，考不上批判'四人帮'。”

　　作家陈建功，18岁开始卷起铺盖，到京西的木城涧煤矿当了一名岩石掘进工。每天扛起与自己体重相当的风锤，晃晃悠悠、龇牙咧嘴上班去，最拿手的活儿是叼着哨子在飞驰的矿车中间蹿上蹿下。恢复高考时已经28岁，那是一个凄清而寒冷的早晨，陈建功与二十几条汉子在微微的晨光中爬到上一辆卡车。他回忆说：

　　“卡车在暴土扬烟的公路上疾驰，碎石渣劈劈啪啪乱响，山路弯来绕去，我们时而撞向左边，时而拥到右边……考场在十几公里以外的中学，那是一所简陋的山区学校，我们就在那里续上了10年前的大学之梦。”

　　山西芮城中学毕业的吉彦波，务过农、当过兵、做过工，恢复高考后回到母校高考复习班。说是“班”，其实更应叫“团”。因为这班太大了，竟达千人之多！蜂拥而至的求学者，大的年龄三十多，小的只有十五六岁。大家三五结队、八九成群，不用报名、不用缴费。晴天，在大树干上挂块黑板，校园就是教室，前面的坐小凳，中间的坐椅子，后面的就是“站票”了。雨天，占用学校的会议室上课，人多地方小，窗台上都坐满人。

　　面对众多的学生、拥挤的“课堂”，芮城中学的老师们虽然没有一分钱奖金，但一个个竭尽全力。没有扩音器，为了让这千人大班的学生都能听清楚，许多老师因声音过大而讲哑了嗓子。吉彦波还记得有位年轻的女教师郭亚姣，怀孕七八个月，还坚持费力地给大家讲数学。下课时，学员们用如雷的掌声像欢送英雄一样，簇拥着她走出教室。

　　这一年，不满30万人口的芮城小县，考取大中专学生千余人，创山西省第一。

　　这年冬天，在科教座谈会上首倡恢复高考的查全性的大儿子、女儿也参加了高考，均考上重点大学。一双儿女大学毕业后，先后出国深造，获美国博士学位。这应了中国一句古话，好人好报，查全性院士完全应该得到这份福气。（图片说明：1977年宣布恢复高考的人民日报版面）

　　“贱民”的苦海新生

　　邓小平对“烦琐”政审的厌恶，帮助整整一代“问题”家庭子女脱离苦海走向新生。对考生的政治审查，重在本人表现，不再追查祖宗三代的历史。人民日报前社长范长江的冤案尚未平反，儿子范东生鼓足勇气报了名--

　　“当时心里一点儿把握都没有，但是事实证明，这个高考制度给青年人的机会都是均等的，而不是看你出身怎么样。”

　　范东生1977年顺利考入父亲曾经就读的北京大学，7年前一个暴雨之夜在河南确山“五七干校”绝望投井的范长江地下有知，应该感到一丝安慰。范东生后来子承父业，担任《华声月报》社长。

　　1977年胡风还在狱中，儿子张晓山却也获得了高考资格，考上内蒙古师范学院，《中国青年报》为此发了消息。后来，张晓山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

　　当年给父亲刘少奇转交北京四中呼吁废除高考信件的刘源，也在北京起重机厂憧憬着大学梦。他在政审表父亲一栏填“刘少奇”，母亲一栏填“王光美”，本人成份一栏，填“战士、学生、农民”，“现在是工人”。籍贯、政治面貌、社会关系等等，一概填上“众所周知”。

　　他的报名迟迟未获批准，就直接给父亲的政治难友邓小平写信。邓小平批给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吴德转批给北京市负责高校招生的部门。结果，刘源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委。

　　刘源的那两位四中学兄，孔丹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薄熙永直接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师从经济学家吴敬琏。

　　岳麓千年茶院主持一清回忆，1977年的湖南高考命题作文题目叫《心中有话向党说》。做中学教师的父亲参加作文阅卷归来，掏出一篇作文的手抄本，郑重地召集四个孩子念读--

　　“五年了啊，五年了，我听到了五次大专院校招生的喜讯，目睹了五次大专院校的招考。但是，我从不过问，也从不启口……我的父亲是个教师，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臭老九'的孩子怎能进高校？我的心沉闷，我想哭，但是我不能哭出声，因为'四害'会说你是'大学迷'，是不想接受劳动改造。每当北斗升起，我总是仰望着它，诉说着心底的不平，期望着东方的拂晓！

　　当我颤抖的双手接过小小的'准考证'时，我从未流过眼泪的眼睛这一次湿润了。我望着这份珍贵的'准考证'，心啊，如卷起的春潮。”

　　父亲哭了，为自己的“小土地出租”家庭出身连累几个孩子都不能上大学感到歉疚。这时候，干了四年采石民工和一年猪倌的一清脱口而出：

　　“爸，您别念了，这篇文章是我写的！是我写的啊！您难道不觉得这一切都是写的我们家里的情况吗？”

　　父亲张大了眼，一家人都张大了眼，望着一清，好像望着一个怪物。一清起身离开一家人围坐着的火塘，翻开书包，找出了考场上偷偷带出的底稿。父亲一看，闭上眼睛，半天没有说出话来。

　　这个准考证号“001295”的作文，在阅卷时引起极大的争议，开始因为“对社会不满”判了0分。在阅卷快要结束时，餐桌上，有位老师提出了异议，立即引起更多的人对文章的关注。情况迅速汇报到省招生考试中心。

　　省里的干部闻讯赶来，所有阅卷教师集中在一个大礼堂里，由一位女教师在台上朗读。教师们更容易对“臭老九”人生际遇的倾诉产生共鸣。台上，朗诵者已是泪水满面，台下也是唏嘘一片。最后只剩下一个疑问，一个“文革”中毕业的学生怎会写出“逃之夭夭”这类成语，而且是一韵到底的文章？（图片说明：“文革”后第一届高考准考证）

　　其实也不奇怪，在那个天昏地暗的年代，多少身世飘零的有为青年不甘沉沦，一清的同乡杨小凯在十年冤狱中，拜二十几位教授、工程师难友为师，自学了数学、英语、材料力学、机械学和经济学，发现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三大缺陷。出狱后，以高一学历直接考上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研究所研究生，后又获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成为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中国经济学家。一清在农村劳动的那几年，熟读《红楼梦》，还自学了《法兰西内战》、《共产党宣言》、《路德维西·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最后，一清的作文从0分改为满分！

　　在恢复高考30年的时候，一清在博客中以感激的心情忆起当时的阅卷组负责人、文艺评论家李元洛。从0分到满分，这场中国高教考试史上很可能是最大的“判分”风波，折射出那个年代多少“丑小鸭”变成“白天鹅”，多少“贱民”一跃而为民族的可用之才。

　　多出人才，快出人才

　　1977年，1978年，全中国最激动人心的口号，是邓小平的“多出人才，快出人才”。高考就是最引人注目的多出人才、快出人才途径。举国上下，好像都卷入了范进中举般的狂热。

　　恢复高考后的教育系统，迸发出与考生同样的热情。负责招生工作的干部，出卷、监考和指导考生复习的老师，乃至社会各界，都对年轻人的命运，对民族教育大计，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感和担当精神。

　　1977年高考恢复得仓促，来不及全国统一出卷，当时甚至连一个全国统一的考试大纲都没有。11年没组织考试了，出题的人在哪里？谁会组织考试？没人知道。

　　博主家乡江苏省招办副主任朱轸回忆，整个省招办加上两个正副主任，才五六个人。熬夜是很正常的事，有时候不知不觉天就亮了，大家极度疲劳，却极度兴奋。

　　第一次省招生会议在南京召开时，受到了贵宾级的款待。南京市工商局和南京市建邺路招待所特别供应了当时紧俏的牡丹、大前门等名牌香烟，南京市粮食局补助会议粮每人每天2市两。朱轸带着从省内各地抽调的二十多名教师，在溧阳县沙河水库住下。那里条件简陋，连厕所和浴室都没有，但老师们表示：为了江苏的千万学子，为了我们的明天，再苦再累也坚决完成任务。20多天的时间，不仅高考试题，连中专招考试题也一起出好了。朱轸不无得意地说：

　　“今天的沙河鱼头已经成为一道江苏的招牌名菜，沙河水库也变成了美丽的天目湖风景区。我已经不太记得当年的滋味了，但有很多'鲤鱼'是从这里跳出了'龙门'，哈哈！”

　　湖北一位民办教师陈培环，1977年报考受到生产大队阻挠。1978年得知可以报名时已有孕在身，但她不肯放弃这难得的机会。考试第三天凌晨两点，孩子降生了。天亮后，丈夫奔向考场办公室，请求让妻子考完最后一门。情况迅速汇报给县教育局乃至县委，各方领导紧急商议，设立“特别考场”，专派两位女监考员，按时把试卷拿到病房让她考试。连巡视员也没有忘记巡视这个特别的考场。（图片说明：湖南考生一清从O分到满分的作文底稿）

　　陈培环最后以几分之差落选，但她那在考场出生的儿子余昕于17年后以优异的成绩跨进中国人民大学的校门，圆了母亲17年前的心愿！

　　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杨学为动情地讲述了一件往事：江苏省招办主任胡新善发现有名常州考生成绩不错，但因为“现行反革命”的父亲而政审不合格。胡新善责成常州市招办主任回去复查。常州招办主任立刻坐火车到常州，找了五六个人调查情况，又连夜赶回来复命。原来这名考生的父亲参加过长征，1959年说过类似于彭德怀那样的话被打成“右倾”，“文革”期间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他还不服，竟被枪毙了。

　　教育官员为一个“反革命”家属如此尽心尽力，一天之内火速复查改正，那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如果不是两位招办主任及时发现问题，连夜盖出五六个“政审”公章，这个孩子今后的人生就大相径庭。

　　那是一个政风清廉、社会风气纯净的年代。江苏省教育局长余卫群的孩子，高考成绩距录取分数线仅差两分，未能录取。余局长始终没有把这个情况告诉过省招办的同志。南京中医学院党委书记何平，多年在招生办公室担任领导工作，孩子报考高校，考试成绩距录取分数线仅差一分。当时允许考生查分，由考务组负责抽调包括何平孩子在内的同期20名考生各科试卷，密封后交阅卷老师复查，看看阅卷中是否有差错。复查后未发现任何差错，何平的孩子终未录取。今天听来，似乎天方夜谭。

　　与近年来高考接近2：1的录取比例相比，1977年高达29∶1的录取比例是一场残酷的淘汰与选择。因为很多考生被“文革”耽误得太久，已经没有第二次走进考场的机会。这个情况反映给邓小平，他说能不能够增加一点招生计划？教育部门担心大学没有足够多的学生宿舍，食堂也装不下。邓小平说，那就走读。

　　于是，在大规模录取后，各地又追加计划扩大招生。1977年广东省53万人参加高考，只有八千多人能上大学，还有三百多名考生上线未被录取。广东各院校负责人在一起开了三天会，千方百计，终于把这些考生全部“消化”录取了。

　　那是一个全民尊重知识、爱惜人才的时刻。四川小伙子罗中立，1968年从四川美院附中毕业后已在大巴山农村扎根，得知高考恢复时也没怎么激动，他正准备成家。多亏女朋友深明大义，苦心劝说，他才极不情愿地沿着河边走了20里路来到县城，挤上了高考报名的最后一班车。在四川美术学院读书期间，他以一幅高度写实的农民《父亲》油画震动全国，毕业后成了这所学院的院长。

　　上海学者朱学勤1970年赴河南兰考插队落户，因为已婚，高考录取门槛高，错过了前几次机会。1982年再次报考，已是他改变人生的最后机会，偏偏去开封考试路上，中山装里的准考证被小偷顺手牵羊。小偷发现信封里不是人民币而是一张准考证，当即扔还给朱学勤。很多年后，朱学勤眼前还是栩栩如生的那一幕：

　　“在公共汽车上，他居然还幽默地问了我一句：'老哥你看看丢了什么东西没有？'

　　我低头一看，发现准考证扔在了膝盖上面的书包上面，所以也幽默地一笑，说：'没丢，啥也没丢。'

　　那人吹了一声口哨，和另外两个打掩护的人飘然而去。”

　　能不能说，中州河南的雅偷，是中国文化虽经毛泽东“文革”浩劫，命不该绝的象征。朱学勤感叹说：

　　“碰到这样一个人，他居然还怜惜一个书生的前程，如果他下了车把准考证撕掉，那就不会有今天的我了。”

　　成人大学生“老三届”

　　黑龙江亚布力镇中学教导主任刘德深，在考场上遇到了25名当年高中的同班同学，大家都是来圆梦的。等待发榜的日子焦虑难熬。一天上午，校长找来，说有人要见他。刘德深走进校长室，来人介绍说：

　　“我是东北农学院的阎老师，给你送录取通知书来了。祝贺你被我校录取并被选拔到数理化师资班学习。”

　　刘德深当场惊呆了，高中毕业后11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他用一盘炒鸡蛋、一盘花生米、一盘辣白菜、一瓶老白干，请本单位最高首长--校长陪同，在自家热炕头上款待了阎老师。饭后，刘德深挣扎着送走了阎老师，却没能去上班，他醉了。

　　云南彝族青年杨继渊，家住金沙江峡谷，山外的风吹不进，山里的鸟儿飞不出。离乡上大学那天，村里的男女老少山一程、水一程，放着鞭炮送了他两里多的山路。大学毕业后，他回县城当上了一名人民教师。

　　1978年，广西民族学院政治系78级的7名男生住进同一间宿舍，年纪最大的覃乃昌32岁，最小的黄忠东才15岁，差不多相差了一代。据老二田晓明回忆，当时看到老七的时候，觉得他就像个可爱的孩子，不由得生出一种要爱护他的感觉。而老七也说，自己年龄小，起初父母都不放心，到校后同学、舍友都像大哥哥一样照顾他，让他感受到了家的温暖。老七年纪虽小，但文学基础好，就经常给哥哥们讲解作文。而哥哥们只要有好吃的、好玩的，也都不忘给弟弟捎上一份。

　　这种兄弟之情，延续了30年。

　　1977级、1978级的大学生年龄悬殊。年长的已婚已育，对还是青涩少年的师弟最爱开的玩笑是：

　　“我都可以把你给生下来！”

　　1977年和1978年两次高考，录取了大量“老三届”大学生。所谓“老三届”，是指1966年“文革”爆发时在校的三届高中学生和三届初中学生，即1966、1967、1968三届。特别是1966、1967届高中毕业生，中学阶段基础知识比较扎实，下乡期间也没有完全放弃学习，高考成绩非常出色。所以，教育部关于恢复高考的文件中特意提醒注意录取这两届学生。

　　1966届高中生徐友渔，到四川绵阳乡下插队3年，高中的全套课本一本没丢。农村研制化肥需要生物、化学知识，他获得了村里开具的证明，可以到四川省图书馆借阅“文革”前北京大学的化学、生物教材。招工回城后，他又做了7年锻工，继续自学英语、德语、日语、高等数学和哲学。1977年高考一道政治试题是解释“先验论”，徐友渔从柏拉图谈到康德，再按照要求批判林彪的唯心论。他在考场上暗暗得意，心想：

　　“判卷的老师也未见得知道得比我多。”

　　拜邓小平扩招政策之赐，徐友渔进入四川师范大学走读，两星期后蒙校方关照与全日制学生住在了一起。进校不久，他就准备考研究生，一跃成为1979级中国社会科学院硕士研究生。后来，徐友渔在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做研究员。

　　谈起恢复高考，徐友渔给出两句评价：

　　“改变了个人的命运；也恢复了一代人对社会的信心。”

　　“老三届”中，年龄最大的是1966届的高三毕业生，人称“老高三”。如果那场暴风骤雨般的“文革”晚来三个月，他们中的佼佼者将会跨入高等院校的大门，开启一帆风顺的辉煌人生。三个月的阴差阳错，竟是整整十年的人生蹉跎。30岁的“老高三”刘伯奎本已习惯在铁路沿线流动放电影的生活，当他以芜湖市高考文科总分第五名的成绩，接到安徽师范大学录取通知时，在心底发愤，给自己改了年龄：

　　“减去12岁，这样，我18岁，是班上的'小同学'。”

　　江苏青年崔成柱1977年冬天，由妻子陪着在寒风雨夜里叩开十多位中学同学的家门，找齐从初中到高中的全部课本。高考金榜题名后，妻子卖掉两车萝卜，用70元为他做了件新大衣。临行那天，妻子带着刚满４岁的女儿，用平车拉着行李，执意让丈夫坐到平车上，送到火车站。不几天妻子又给丈夫寄来绣花手帕，上面是一株鲜艳的月季花，旁绣四个字“永不变心。”崔成柱毕业后，花700元稿费为妻子买了件羊绒大衣，为她办妥“农转非”，如今全家住在徐州市中心一套三室一厅。

　　在历史和个人命运的大转折关头，演绎出多少家庭的悲欢离合。大学的门槛，也割裂了多少曾经听天由命、水波不惊的家庭，这是人性的嬗变，还是历史的孽债？

　　1977年、1978年高考录取的大学生，以坚忍不拔的人格力量，填补着民族的文化断层，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栋梁之材。

　　插队做了三年农民、回城当了七年搬运工的张艺谋，参加北京电影学院首次招生，经过一番曲折的争取，被破格录取摄影系，如今是举世闻名的电影大师。

　　创维集团创始人黄宏生、TCL创始人李东生、康佳掌门陈伟荣都是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专业1978级同学，毕业后三星同辉，同为彩电业巨子。

　　闽西插队8年的杨锦麟1977年考上厦门大学历史系，如今全国电视观众通过凤凰卫视跟着他“有报天天读”。

　　同一年，东北建设兵团的王毅在插队8年后，考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后为中国驻日大使。目前中国省部级干部中，也有不少那两届的大学生。

　　但有更多的人不能如愿。教育部当年编发过几期简报，反映不少考生在“文革”期间基本上没学到什么东西，有的考生没有答卷，在上面大骂“四人帮”。阅卷老师也在骂，祸国殃民的“教育革命”祸害了整整一代人！

　　最令人痛惜的是1968届初中毕业生，他们是“老三届”中的小弟弟、小妹妹，于1965年跨入中学校门，1966年6月“停课闹革命”时年仅14岁，尚未读完初中一年级的全部课程，在荒废了两年学业后，也与哥哥姐姐一道头戴“知识青年”的荆冠被送上了下乡的列车。

　　谁来为他们被葬送的青春、被荒废的人生赔偿？这种毁灭性的戕害，即使搭上毛泽东逝世时累积的7582万元著作稿酬，他赔偿得起吗？

　　一代人珍藏的记忆

　　博主家乡江苏，南京秦淮河畔、夫子庙旁，保留一处四合院式结构的楼宇，这就是著名的江南贡院遗址。清朝光绪年间，这里拥有考试号舍20644间，是中国古代第一考场。有清一代共产生112名状元，其中58名出自江南贡院；全国有县级以上官员2000多个，有一多半是从江南贡院走出来的。

　　1864年7月，湘军从“太平天国”手中攻克南京，百废待兴之际，曾国藩力排众议，压下两江总督衙门等官衙工程，主持修复江南贡院。他每隔几天就要亲临贡院建筑工地督促进度，赶在阴历11月初8这一天补行因战乱中断了12年的江南乡试。

　　荷叶塘农家出身的曾国藩，理解贫寒士子出人头地的苦心，一心要给天下读书人一个发展自我、报效国家的光明前程。贡院重开，江南士子奔走相告，江苏、安徽布衣旧衫的年轻人挑着书箱，络绎不绝走进南京石头城，明清两代中国科学文化最昌明的地区得以重见天日。中国最后一位状元、江苏人张謇，就是从江南贡院走向全国实业救国之路。

　　曾国藩不是一介武夫，他深知文化对民族存亡的极端重要性。在湘军出师前夕昭告天下的檄文里，曾国藩谴责太平军“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以尽”，号召所有读书识字者起而捍卫孔孟名教。这就是文化存亡续绝的感召力。曾国藩等人作为中流砥柱，托起咸丰、同治年间的国力中兴。

　　前些年江南贡院门前的龙门街上，立起唐寅、吴承恩、郑板桥、吴敬梓、林则徐、张謇等曾在江南贡院求取功名或主持学政的名人铜像，不少人建议也该塑一座曾国藩铜像，纪念他力挽狂澜复兴教育文化的历史功绩。

　　现代史上盘踞东三省的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属于马背打天下的军阀，却也深知不能单靠马背治天下。1923年张作霖创办东北大学，1928年张学良兼任东北大学校长，从1929年起挑选东大优等生赴英美留学。父子俩重金礼聘章士钊、黄侃、梁思成等学者名流到东北大学讲学任教。上世纪30年代，东大学生三千、教授三百，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大学。为了勉励大学生磨练意志，张学良捐款30万元，在东大建造了一座可容纳3万人的现代罗马式体育场，还资助体育系学生刘长春代表中国参加了奥运会，成为中国奥运第一人。

　　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在当时日俄文化渗透的国际化城市哈尔滨，张学良鼓励商人集资、官府赞助兴建了一座祭孔的文庙，并亲自题写碑文。文庙前院丹墙横亘，却没有正门。据说只有本地状元来此焚香祷祝，才能推墙开门。而黑龙江历史上没有出过一名状元。五方杂处的黑龙江人一直虔诚地等待着这一天。

　　遥想曾国藩和张氏父子所处年代，国内兵连祸结，中外文化风云激荡，他们能够体察民间呼声，念念不忘维系民族教育和文化传统。由周易和孔子奠定的中国文化绵延几千年，渡尽劫波而终于香火不绝，恐怕不是偶然的。1977年的恢复高考，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顺应历史潮流的明智举措，尽赎历史前愆，有大功于民族。

　　而历史，永远铭记这些善待苍生的仁政，也不会轻易原谅那些毁灭文化的恶行。

　　人民日报记者、北京大学中文系77级赵蓓蓓在追踪报道《一代人的缩影》中，提到他的同学伊仁，初中毕业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1973年曾考过一次大学。钢铁学院的招生老师告诉他考得不错，学院已同意录取。当时他激动得差点跳起来，给老师鞠了一个躬就跑了。伊仁把这个喜讯告诉了所有帮助过自己的人，买了糖请客，还把被褥以外的个人物品都送了人。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谁知人民日报突然开始大肆表扬“白卷英雄”张铁生，并批判考试。伊仁一直没有收到那份录取通知书，那时真是欲哭无泪。

　　一代巨擘邓小平，只手挽救中华民族于“文革”中世纪般的蒙昧，给整整一代中国年轻人和他们的后辈，重新燃起了光明的希望。

　　1977年深秋的一天傍晚，正在湘桂边界密林深处一座水利工地上劳动的龙国武和知青伙伴们意外地得到一张《人民日报》。那张载有恢复高考消息的报纸已经皱巴巴的，显然经过了不少青年的手，上面沾满了泥土与粉笔末，报纸的右上角不知是谁用钢笔勾勒了一朵硕大的喇叭花，花芯处写有“报考去”三个醒目大字及一个硕大的惊叹号。他在给人民日报的回忆文章中写道：

　　“当我们将这'春天的信息'连阅两遍后，堂堂五尺男儿们竟全都亢奋地啜泣起来。”

　　龙国武最终没能考取大学，但他永远忘不了当年在考场上用发抖的手写下自己的名字时，分明“感受到了那位世纪伟人---邓小平慈爱鼓励的目光”。

　　人民日报驻美国记者张亮1998年1月13日自华盛顿报道，在一家豪华饭店的大厅里灯火辉煌，大华府地区五百多名事业有成的旅美学子欢聚一堂，庆祝中国恢复高考20周年。中国大使馆教育参赞蒋妙瑞宣读了国家教委发来的贺电，接着--

　　“老三届”的同学们争先恐后地登台即兴发言，激动地回忆着当年那一段令人难忘的时光，有的禁不住流下了眼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塞北的朔风，岭南的骄阳，巴山雨夜的惆怅，漠河雪天的迷茫，奔向考场的紧张，接到录取通知书的兴奋……他们都记忆犹新。

　　会上还出现了这样的场面：一个留学生头戴军帽，身着军装，挎了只绿书包；另一个留学生则是20年前典型的安徽人打扮，一身传统中式服装。高考那一天，两位同学就是这副模样进入考场的。出国时，他们也没有忘记带这些纪念品，并且一直珍藏至今。

　　张亮特别提到文艺联欢中有这样一个节目：

　　首先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一位男同学朗读《人民日报》当年报道恢复高考的消息。他的声音洪亮，语调也酷似当时的播音员。乍一听，人们还以为是在重放20年前的录音带呢！为了表演这个节目，他特意到美国国会图书馆查找当天的《人民日报》，并复印下来。

　　人民日报与自己的读者一道，曾经沧海，过尽千帆，见证和参与酿造了一代中国人的坎坷与哀愁，也见证和参与推动了一代中国人的梦想与奋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