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臭老九)

招生会议两度开

　　1977年8月13日，人民日报记者穆扬和王惠平来到北京饭店，采访当年第二次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

　　29天前，第一次高校招生会议刚刚在太原开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两次开会研究大学招生已是前所未见，更没想到，北京会议一开就是44天!会场从北京饭店开到前门饭店、友谊宾馆，从友谊宾馆的主楼搬到配楼，最后又改在专家套房，从盛夏开到秋凉，参会的外地代表不得不让家人寄来秋衣。什么样的议题如此费尽周折仍然举棋不定?

　　这个会议关系到当时几千万青少年的命运——该不该恢复“文革”后中断11年的高考?能不能用考试的方法录取新生?“出身不好”的人有没有资格考大学?在今天看来，这些属于常识、不成问题的问题，却在会上引起激烈的争议，因为恢复高考势必颠覆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核心价值。有人要冲破牢笼，有人要誓死捍卫，有人沉默以对，有人王顾左右而言他。

　　会下悄悄流传一首打油诗：

　　“招生会议两度开，

　　众说纷纭难编排，

　　虽说东风强有力，

　　玉门紧闭吹不开。”

　　“玉门”是个双关语，暗指教育的大门。中南海抓捕“四人帮”后，政治形势渐趋宽松，“文革”前的老电影陆续恢复上映。经过多年“革命大字报，嗨!烈火遍地烧……”这类“文革”歌曲的癫狂冲击耳膜，“洪湖水浪打浪”的优美抒情在大街小巷悠扬地抚慰着中国人紧绷的心弦。但教育界的坚冰就是迟迟不肯融化。

　　1948年投奔解放区的老记者穆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找到教育部几位领导反映说：

　　“照这个样子，会议开不下去，能否把会议的分歧写成一份内参向中央反映?”

　　雍文涛副部长说“你要想写，可以写”，但李琦副部长、特别是华国锋任命的刘西尧部长都不置可否。

　　执政党向大学宣战

　　穆扬1948年调入当时还是晋冀鲁豫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对于共产党执政近三十年间教育制度的动荡了如指掌。

　　穆扬刚进人民日报时，正赶上薄一波代表华北人民政府做施政报告。当时中共对教育的态度还比较克制，承诺华北解放区中小学校“大体上应当暂时沿用国民党时代的旧制，而在课程上加以必要的改革”。

　　大学也是如此，像辅仁大学把宗教课程改成了选修，燕京大学主动增设新民主主义经济问题、马列主义基本问题、共产党宣言和联共党史等课程，但教授还是教授，他们多年养成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没有受到冲击。对于中国人办的私立学校，接受外国教会资助的大学，起初也还允许其存在。

　　随着全国政权落入囊中，“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进城后，与身边的高等学府显得格格不入，迅速打破了20世纪上半叶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微妙平衡。

　　一个有趣的对比：国共两党均受日俄德影响深厚，而中国教育界则饱经英美文化熏陶;日俄留学生投身革命战争者众，英美留学生大多选择了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及和平的党外民主运动。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成立于日本，共产党“六大”在苏俄召开，国共两党很多政要和将领都曾在日俄留学并接受其资助，都聘过德国军事顾问。两党都曾企图以日俄德的政治全能主义，渗透和干预英美教育体系。国民党推行《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规定大学设立“党义课程”和孙中山“纪念周”，但在其统治中国大陆的22年间，始终未能从组织上彻底掌控大学校园。

　　留美归来的胡适博士在上海做中国公学校长时，断然拒绝在校内悬挂国民党旗，也不肯安排孙中山“纪念周”。散淡文人林语堂则用美国式幽默调侃道：

　　“我始终背不来总理遗嘱，在三分钟静默的时候也止不住东想西想。”

　　即使对于像北大、清华这样的国立大学，从北洋军阀到蒋介石，也不能因为政府提供办学经费，就对教员聘用和学生管理指手画脚。政府通常任命政治色彩较淡、社会声望较高的文化人做校长，大学内部事务则由教授评议会掌管。大学独立，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做过北大校长的国民党人蔡元培道出了那一代大学校长共同的办学理念。难得的是，当时的政府对此竟然也给予默认和宽容，否则就难以想像“五四运动”可以在军阀政府的肘腋下发生，中共地下党竟然把国统区的学潮演绎得如火如荼。

　　陶行知在南京政府眼皮底下办晓庄师范，惊动蒋介石大驾，亲临学校视察。正在授课的陶行知闻报，没有受宠若惊，淡然处之，安排手下接待，自己继续讲课。

　　1937年“七七”事变前，北大三位“红色教授”许德珩、侯外庐、马哲民被捕，政见不同的北大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院长胡适挺身而出多方奔走，使三教授获得释放。

　　40年代末，国民党特务要来清华逮捕学生，校长梅贻琦闻讯立即召集校务会，通知黑名单上的几十名学生离校躲避。

　　正如做过武汉大学校长的周鲠生致胡适信中所言：

　　“学校内部行政及教育工作完全是独立的，自由的;大学有学府的尊严，学术有不可以物质标准计度之价值，教授先生们在社会有不可侵犯之无形的权威，更有自尊心。”

　　在国民党望而却步的地方，共产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新中国成立后，立即提出废除国民党政府“反动的教育制度”和“英美式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为穷人乞讨兴学的武训，梁漱溟的乡村教育，晏阳初的平民教育，陶行知的知行合一，解放前一代人“教育救国”的痴想，这些中国传统教育的国粹均受到严厉抨击。过去不关心政治，或者像梁漱溟教授那样不自量力地企图在国共两党以武力为后盾的政争中另辟蹊径的自由知识分子，主动或被迫接受“思想改造”和政治批判，钱钟书、杨绛夫妇戏称为精神“洗澡”。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在强化国家工业化所需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的同时，一举取缔了与世界文化主流接轨的政治学、社会学等课程，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接着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后踵被驱逐出境。本是现代西方哲学经济学一种流派的马克思主义，甚至执政党变幻无常的政策主张，逐步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大学者陈寅恪在中国科学院邀请他北上主持学政的答复中，要求毛泽东和刘少奇手示“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在当时的情况下已是痴人说梦。

　　到1957年，大学的自由主义防线终于崩溃。对于不肯放弃自由主义信仰但也未必真想冒犯现政权的教授们，毛泽东不能再容忍下去。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以工人农民的名义剥夺了各学科整整一代最优秀学者的教学与研究权利。毛泽东以“主人”的身份，宣布终结大学教授“不可侵犯之无形的权威”：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劳动者请的先生，你给他们的子弟教书，又不听主人的话，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者教资本主义那一套，教出一些反革命，工人阶级是不干的，就要辞退你，明年就不下聘书了。”

　　把高考“扔到垃圾堆”

　　斗垮人之后，接着摧毁制度。1966年5月7日，毛泽东致林彪信中抱怨说：

　　“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这就是“文革”期间煽动“教育革命”、让全世界目瞪口呆的“五七指示”。“文革”一来，中国所有的学校都“停课闹革命”整整一年，连在国外的留学生也被调回国，休学一年参加“文革”。北京大学聂元梓“炮轰”校方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在毛泽东授意下公开发表，“红卫兵”组织冲上政治舞台。在毛泽东彻底颠覆教育文化秩序的雄心鼓舞下，一些中学生以“愤青”的狂热，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信，要求废除高考。

　　据《中国青年报》记者周珣2007年采访了解，那年6月的一天，北京四中两名高三学生薄熙永(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之子)、孔丹(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之子)找到学弟刘源，请他给父亲刘少奇递交一封信，郑重地说要“造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反”，认为当时的考试制度让白专的留下来，把闹革命的、工农兵都挡在学校外面了。刘家有规矩，不允许捎信。刘源回到家不敢把信直接交给父亲，悄悄搁在了刘少奇办公桌上。

　　1966年6月18日，这封信与更早写出的北京女一中高三学生信同时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共同要求“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让高中毕业生“直接到工农兵中去”，首先取得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给予的“思想毕业证书”，然后“党从无产阶级的优秀儿女中挑选出更好的、真正为广大工农兵服务的青年去升学”。

　　人民日报为两封信配发社论《彻底搞好文化大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透露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已在6月13日发出通知，决定废止现行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从当年起实行推荐和选拔相结合的招生办法，“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贯彻执行群众路线”。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这个通知时，“文革”乱局已成：新的“中央文革”陈伯达做组长，江青、张春桥做副组长，康生为顾问，虎视眈眈即将取代政治局和书记处;陈伯达在人民日报“政变”成功，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动乱引向全国。但此刻毛泽东还在南方集聚力量，以便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与刘少奇摊牌;刘少奇、邓小平虽然政治地位摇摇欲坠，在形式上还留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刘少奇安排发表北京四中学生的来信，未尝不是对领袖的曲意逢迎。所以刘源说，废高考，刘邓那一代人是有责任的。虽然这样的决策不可能没经过毛泽东的首肯，这样的决策也百分之百地是在落实毛泽东的意图。

　　《人民日报》扬言：“摧毁”从孔夫子以来几千年“旧的教育思想影响”，把旧的招生考试制度“彻底扔到垃圾堆里去”，理由是：

　　“这个制度，不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而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分数挂帅。实行这种制度，是严重地违反党的阶级路线的，会把大量优秀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和革命烈士的子女，排斥于学校大门之外，为资产阶级造就他们的接班人，大开方便之门。这个制度大大阻碍青年的思想革命化，鼓励青年走资产阶级个人奋斗、追逐个人名利地位的白专道路。”

　　《人民日报》预告，以招生考试制度为突破口，要对整个旧的教育制度“实行彻底的革命”。不仅招生制度要改革，学制、考试制度、升留级制度等等也要改革，教育内容也要改革。怎么搞“彻底的革命”呢?社论举例说，新的教材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初小可以学些毛主席语录;高小可以学更多的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等文章;中学可以学《毛泽东著作选读》和有关文章;大学可以学《毛泽东选集》。

　　整整11届中学生的前程，就这样被轻率地葬送。从1966年到1969年，高等院校完全停止高考招生。毛泽东一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把3000万高中生，甚至初中生，从现代教育体系的链条中硬生生拔出来，驱赶着“上山下乡”。

　　手上老茧是上大学资格

　　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又对上海机床厂办学经验作出批示：

　　“……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就在这段批示中，毛泽东说：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

　　理工科大学还要办，文科大学就不能办了吗?早在“文革”前的1965年底，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就危言耸听地说：

　　“文科不改造不得了。”

　　“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教吗?”

　　后来由于中苏论战等现实政治需要，大学文科专业才得以保留，但必须为现实政治服务。像大师级学者郭沫若，发现毛泽东在唐诗中偏爱“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而厌恶“哭哭啼啼”的杜甫，写出扬李抑杜的《李白与杜甫》，全然不顾自己为杜甫纪念馆的题联犹在：“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文革”后期，北大文科进而沦为“四人帮”批“周公”和“批邓”的吹鼓手，所谓“梁效”文章，其科学性已经荡然无存。

　　上海机床厂批示一个多月后，8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文章，传达毛泽东“最新指示”：

　　“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工宣队”、“军宣队”驻校，“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让外行领导内行，让低文化的教育高文化的，让没文化的践踏有文化的，就是要从校园内部打断千百年来自成一体的育人方式，扼杀文化价值的自由传承。

　　从1969年开始，许多高等院校迁出大中城市，大批教师被下放。高等院校6年间撤销106所。学制全面紧缩，大学从4年缩短为3年，小学从6年缩短为5年，中学从6年缩短为4年。虽然从1970年开始，不少大学更延宕至1972年，恢复招生、上课，但改用“群众推荐”的办法，招收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为此不惜把生源降低到“具有相当于初中毕业以上的实际文化程度”。“群众推荐”不需要经过文化考试，更不是择优录取。教育部门每年把上大学的名额分配到各地方，形式上由群众评议推荐人选，实际上由那些得到分配名额单位的领导来决定，决定后进行“政审”，最后由地方党委政府审批，招生部门只起一点形式上的作用，高等学校也只能照单全收，毫无选择的余地。

　　应届高中毕业生不能直接上大学，“政审”比文化考试严格得多，完全排斥解放后被历次政治运动整肃的知识分子、老干部、城乡富裕家庭(“资本家”、“地主”、“富农”)以及有海外背景(港澳台亲属、侨胞)的子女。

　　当年一部反映“教育革命”的电影《决裂》中有句台词：上大学，“手上的老茧就是资格”。这就是中外教育史上别开生面的“工农兵学员”，从1970年到1976年一共招收94万人，虽然其中不乏某些优秀人才。毛远新甚至在辽宁朝阳农学院推广农民上大学，毕业当农民，挣工分;工人上大学还回去当工人。挑出一个52岁识字不多的农民“王大学”作为大学生的榜样。

　　这样的“教育革命”，从生源、教育者、教育目标几方面看，都谈不上任何意义上的革命进步，只能说是一种反文化、反文明的倒行逆施。

　　古国文明黯淡时

　　这是中华文明古国星河灿烂的教育史上最黯淡的时刻。

　　遥想两千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干戈四起，民不聊生，教育家孔子不顾生命安危，忍受物质匮乏，漂泊十四载，周游十余国，广教三千弟子，培育七十二贤人，殷殷嘱咐他们游说诸侯，救乱世，兴灭国，复礼仪，行仁政。在“文革”时期“批孔”的喧嚣过后，一位中国网友读到日本作家井上靖著作《孔子》，这样描绘自己心灵受到的震撼：

　　“既然文王已逝/传播弘扬文化的只有自己

　　如果上天要毁灭文化/文化就传播不到他那里

　　如果上天不想毁灭文化/像桓魋这样的小人

　　像愚昧无知的匡人

　　能奈我何/能奈我何

　　因此/必须听从上天的使命

　　肩负起/传播文化/拨乱反正

　　神圣而又苦难的命令

　　百折不挠地/迈步前去”

　　八年抗战，遍地焦土，但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也从未中止。为了解决撤退到大后方的高校和流亡学生的困难，国民政府开始统一高考命题，用飞机空运试卷到大后方各考点分发。就在战事最危急的时刻，中国抗日军队死伤惨重，兵源危机，军方要求征召大学生参军。

　　胡适等教授坚决反对，认为战事再紧，也要为民族复兴保存一线文化命脉。最后蒋介石拍板，不同意征召青年学生入伍。这个做法，就像当年“神圣同盟”军队兵临城下，巴黎理工学院师生要求投笔从戎保卫大革命政权，被拿破仑断然拒绝，“我不能杀鸡取卵”的豪迈言语至今还雕刻在理工学院大厅的天花板上。一直到1943年为缅甸远征军作战需要，才由三青团出面鼓励部分青年学生保留学籍从军。

　　国难当头，半壁江山沦陷，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3所高校依然南迁，组成“西南联合大学”。中国一批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在昆明苦撑8年。教室夏天热如蒸笼，冬天寒风穿堂，雨天铁皮屋顶叮吟作响，教授讲课要大声喊叫学生才能听见。朱自清教授过冬时穿不起棉袍，就买了件赶马人的毡披风，出门时披在身上，旁若无人地走过昆明大街，睡觉时就当褥子垫上。曾昭抡教授的鞋子总是前后见光，自嘲既通风又透气。学生一间宿舍挤进40人，大雨一来宿舍便成“泽国”，油布、脸盆、雨伞全派上用场。

　　这样的教授教出这样的学生中，走出了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黄昆、刘东生，“两弹一星”功勋邓稼先、赵九章、朱光亚等，新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宋平、王汉斌、彭佩云。

　　抗战期间，中国那么多学子完成学业，成为中华民族的有用之材，归功于师生风雨如晦、闻鸡起舞的坚忍，也受益于国民政府不肯“杀鸡取卵”的明智。

　　然而，中国在烽火连天的春秋战国和抗日战争中，以孔夫子和西南联大为代表的高等教育尚能存亡续绝，20世纪下半叶，却在和平年代被粗暴地蹂躏和叫停。包括刘源、薄熙永、孔丹这样的高干子弟，很快在上层的政治倾轧中家破人亡，在农村、工厂的颠沛流离中饱尝了“愤青”的苦涩，十一二年后青春消逝时才挣扎着圆了大学梦。

　　大学的劫难，责任不在“愤青”，而在于那个“越界”侵入大学的公权力。

　　人民日报记者穆扬1971年采访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吃惊地发现，这个公权力竟然要对国家的基本教育制度和教师队伍作出全盘否定的结论。穆扬注意到：会议领导小组和工作机构中，“文革”前的教育部和高教部一个人也没有。631名代表中，“文革”前搞过教育、甚至只是沾过教育工作边的人仅占1/3，其中担任过省一级厅局长、大专院校主要负责人的不过五十来人，其他代表都不熟悉“文革”前17年的教育状况。尽管如此，当会议讨论到对“文革”前教育的基本估价时，多数代表希望肯定那个时期的教育方针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与国民经济建设基本上是适应的。

　　然而，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迟群不干了，指责这些代表“立场、感情、态度有问题”。迟群说：

　　“他们懂什么?这些意见是那些穿灰衣服的人(指‘文革’前的大学教授)让他们讲的。

　　这样的人若不转变，能否继续参加会议，值得研究。”

　　“全教会”领导小组一名成员提出，不能把普通大学与“五·七大学”、“七·二一大学”(“文革”期间流行的工农兵教育)写在一起，这样会造成普通大学的概念不清楚。话没说完，立即被人扣上否定“文化大革命新生事物”的帽子。迟群当众表扬了扣帽子的人，指桑骂槐地攻击了这名领导小组成员。

　　迟群是什么人?中央警卫局8341部队政治部宣传科的一个副科长，1968年作为“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之一被派驻清华大学。1970年国务院科教组成立，接管原教育部和国家科委的工作，迟群成为科教组主要领导成员，并兼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相当于校长)。迟群的妻子谢静宜，毛泽东的机要员，1968年与迟群一道进驻清华，后提升为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就是这名女机要员，作为毛泽东晚年身边最信赖的人之一，不是政治局委员，却可以列席政治局会议。

　　一个警卫兵，一个机要员，在社会常态下压根没有资格谈论教育，却秉承领袖旨意，把持了“教育革命”的话语权。

　　“全教会”上，来自“文革”激进派发源地上海的代表，第一个抛出“文革”前17年是“黑线专政”的论断，作出高调发言：

　　“我们的稿子都是经市委点了头的，不能随便改，上海发言，少而精，放一炮就要打响。”

　　这名代表会后回到上海，依然兴犹未尽：

　　“会议文件修改十几次都没有定稿，是春桥、文元亲自动手加工，才定下来的。”

　　张春桥、姚文元“动手加工”、迟群保驾护航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作出了对教育界的“两个估计”，经毛泽东主席批示下发：

　　“文革前17年教育战线推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路线，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

　　教师中的大多数人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在中国历史上，先民把“师”与天、地、君、亲并称，写在同一牌位上供众人朝拜，教师和教育的尊崇可见一斑。唐代文学家韩愈的名篇《师说》把教师的文化使命定位为传道、授业、解惑，成为全民族的共识。历史上很少有哪个国家，像1971年的中国，如此赤裸裸地骂自己的教育是浑蛋。

　　按照上述“两个估计”，中国教育完全是一种异己力量，只能全盘推翻，彻底砸碎。知识分子成了名列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人)、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的第九类贱民，是“反动学术权威”。当时人称“臭老九”。简直是斯文扫地，再也别提什么“学府的尊严”。

　　1973年《人民日报》大肆炒作一个大学招生考试交“白卷”的张铁生，一个蔑视“师道尊严”的小学生黄帅。

　　“插队知青”张铁生，辽宁兴城县一名生产队队长，物理化学考试只得了6分，明知大学录取无望，就在试卷背面给领导写了一封信，吹牛说“有两天的复习时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自己只是因为忙于夏锄生产顾不上复习，同时抱怨说考试被一群书呆子、大学迷“垄断”了，对几小时书面考试定夺入学资格表示愤懑。这个面颊黑红、身体结实的生产队长，此时就表现出政治投机素质，在信的末尾不忘恭维“新的教育制度”、“贫下中农和领导干部们的满意地推荐”，并强调自己家族的政治清白，希望借“教育革命”改变自己的命运。

　　果然，毛泽东的侄子、在辽宁执政的毛远新相中了这张“白卷”。《辽宁日报》发表报道《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用“白卷”来反击教育界那些企图维护正常教学考核秩序和文化尊严的努力。《辽宁日报》编者按说：

　　“大学招生，在群众评议、群众推荐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文化考核是需要的。但是，文化考核的目的，主要是了解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是检查记住多少中学课程?录取的主要标准，是根据他在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的一贯表现，还是根据文化考试的分数?是鼓励知识青年积极接受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再教育，努力钻研和完成本职工作，还是鼓励他们脱离三大革命运动实践而闭门读书?”

　　8月10日，姚文元指示《人民日报》转载，并在“编者按”中强调“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

　　张铁生押宝成功，不仅如愿上了大学，更身不由己卷入了“四人帮”反对邓小平的政治斗争。他到山西不少地方鼓吹说，参加过民主革命的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的变种”就是走资派，走资派都不肯改悔，走资派遍地走，激怒了以邓小平为旗帜的一代老干部。“四人帮”一倒，张铁生也被捕入狱，成为“教育革命”的牺牲品。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一小五年级学生黄帅，因为给老师写了3篇日记提意见，导致师生关系紧张。本来只是一桩很普通的师生矛盾，《北京日报》却借题发挥、大做文章，发表《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认为黄帅提出的问题虽然只是直接涉及“师道尊严”，但“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远不止于此，在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上山下乡、工农兵上大学、‘五"七’道路、开门办学、考试制度、教师的思想改造、工人阶级领导学校等问题上，也都存在着尖锐的斗争”。

　　12月28日《人民日报》转载《北京日报》报道后，内蒙生产建设兵团三名知青王文尧、恩亚立、邢卓对党报煽动小学生与老师对抗很不以为然，以“王亚卓”的笔名给黄帅写信，希望他设身处地为老师们想想，不要做“造反派”。迟群闻讯，在“王亚卓”的信上批示：

　　“完全是反革命复辟势力的语言。”

　　随即策划了《一个小学生的公开信》作为答复，经姚文元、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审阅，在《人民日报》发表，把三位失去升学机会的知青诚恳的劝告说成是“资产阶级老爷的悲哀嚎叫”。

　　一年后，江青委托迟群、谢静宜到河南，调查马振抚公社中学一名女中学生自杀事件。期末英语考试，张玉勤同学答不上来，在“文革”期间“读书无用”观念的影响下，在卷子上写下“我是中国的人，何必要学外文”。学校负责人罗长奇、老师杨天成“不适当地批评”了她，张玉勤由于“感到思想有压力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自杀身亡。江青听了迟群夫妇汇报，认为是修正主义教育“回潮”“复辟”的典型，又哭又闹说“要向全国控诉”，党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扬言对有关教师“要判重刑”。结果，罗、杨二人被判处2年徒刑。

　　鼓吹交白卷，鼓励小学生造老师的反，把管教学生的老师抓进大牢，孔夫子地下有知，定会扼腕叹息：桓魋这样的小人、愚昧无知的匡人横行，莫非上天真要毁灭华夏文化?

(26 穆扬)

美籍华人巧进言

　　当犹太人亡国之际，他们请求罗马统帅允许保留破烂的犹太圣经学堂。谁能料想，就凭这学堂残存的几十个犹太学者保存下来的文化传统，将近两千年后这个民族得以奇迹般地复兴，使整个世界为之瞩目。

　　三联书店《读书》杂志编辑部前主任王焱感叹：这就是文化的力量。中国古代也有个传统，就是“守先待后”。每当中国文化处于低谷的时期，总有人出而存亡续绝，使之薪火相传。凭借这个传统，我们民族的文化才得以绵延不绝。

　　1972年7月，周恩来总理会见美籍华裔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毕业于西南联大的杨振宁，针对“文革”以来教育科学的衰败，提出中国应加强基础理论学习和研究。周恩来正中下怀，随即指示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

　　“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提高基础理论水平，这是我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就要扫除，有什么钉子就要拔掉。”

　　扫除障碍，拔掉钉子，念过南开大学、留学过日本的周恩来表现出少有的坚决。这年10月，周恩来在会见另一位美籍华裔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时，又大胆提出——

　　“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边学习、边劳动。”

　　同样毕业于西南联大的李政道1974年在上海听说，因为江青偏爱芭蕾舞，学生不需要脱产劳动两年就可以上芭蕾舞学校，理由是跳芭蕾舞不能停。李政道致信周恩来，建议说，学科技的学生也不应脱产专门劳动几年，可改为每天早晨劳动半小时;此外，优秀青少年可以早入大学，理科人才也要像文艺、体育人才那样从小培养。

　　在“文革”的万马齐喑中，海外华人是唯一可以对中央高层说点大实话又不必担心被惩戒的通道。周恩来指示将李政道来信用大字版排出，送毛泽东审阅，并临时决定接见李政道。陪同接见的有邓小平副总理，还有“四人帮”及其追随者。

　　李政道回忆说，周恩来把麦克风交给李政道，要他向大家说明自己的建议。当时气氛紧张，人很多，围坐了三圈。李政道刚讲完，毛泽东的前机要员谢静宜很不礼貌地说要与李政道辩论，她质问：

　　“选拔尖子的目的在哪儿?”

　　李政道的回答滴水不漏：

　　“目的是为人民服务。”

　　会见厅里响起一片窃窃私语，周恩来不得不出来干预：

　　“不许开小组会议。”

　　没有人能站出来声辩说芭蕾舞重要而科学研究不重要。会见结果，少年班可以试办。毛泽东在接见李政道时，也同意试办少年班。

　　周总理巧借美籍华人之口扳回一城，满意地宣布会见“到此结束”。这是周恩来不顾“文革”派虎视鹰瞵，以对中华民族负责的胆识，发出恢复高考的先声。

　　教育部长昏死批斗会场

　　周恩来在北京医院病榻上安排四届人大新一届政府教育部长人选，坚定地否决了江青推荐的迟群，提名国务院秘书长、“文革”前做过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的周荣鑫。

　　周荣鑫对分管教育工作的副总理张春桥很是蔑视，教育部的工作报告从来直接报给国务院，见到写成“春桥同志并国务院”的请示报告一律勾掉“春桥同志并”几个字。周荣鑫上任后，念念不忘周恩来对李政道的谈话，提出：

　　“现在高中生毕业要劳动两年再上大学，这是个试点，还不一定。像基础理论好的，中学毕业后可以直接上大学，边学习、边劳动。”

　　周荣鑫与计划司管招生的负责人有一段对话：

　　“周总理的指示对不对?”

　　“对。”

　　“对，为什么不执行?”

　　“……”

　　“去年不执行，今年也不执行，明年执行不执行?”

　　“当然执行了。”

　　周荣鑫让教育部派出两个组，调查大学招收应届毕业生和进行文化考查的事情，准备1976年开始执行。

　　周恩来病重后，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全面“整顿”国务，1975年9月听取中国科学院负责人胡耀邦《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时，尖锐地指出：

　　“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是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科学院要把科技大学办好，选数理化好的高中毕业生入学，不照顾干部子弟。”

　　邓小平预感到“文革派”的反扑，高调声明：

　　“这样做要是犯错误，我首先检讨。这不是复旧!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

　　邓小平从国家发展的大局考虑，大声疾呼：

　　“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比如我们提高工厂自动化水平，要增加科技人员，这就要靠教育。”

　　邓小平将了周荣鑫一军：

　　“周荣鑫，你是教育部长，现在读书都成了问题了，你还不发表演说?”

　　周荣鑫追随邓小平的整顿部署，要求教育界从“教育革命”的狂热中清醒过来，在各种场合一再强调：

　　“学校是教师传授知识、学生学习文化的场所。教师要敢于给学生传授知识，学生必须学文化。”

　　“现在一谈起文化，就谈虎色变，怕得要死，赶忙出来说话，什么‘回潮’啊……”

　　周荣鑫提出理清几个关系：政治和业务，理论和实际，以学为主和兼学别样，分数挂帅和必要的考试，智育第一和智育，基础理论和应用科学，普及和提高，师道尊严和必要的组织纪律。实际上，周荣鑫力图恢复教育的尊严，按照文化传承规律办学。他批评说：

　　“毛主席说，形而上学猖狂，经济战线猖狂，我看教育战线也很猖狂。”

　　在教育系统，周荣鑫部长不是孤军奋斗。在“教育革命”的大本营清华大学，“文革”前的第二把手刘冰对迟群、谢静宜的作派看不顺眼。1975年下半年，在邓小平全面“整顿”的鼓舞下，他以党委副书记的身份，两次领衔给毛泽东写信，请邓小平转呈，反映迟、谢在清华的种种问题。毛泽东从信中读出了党内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而这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

　　网友tanggongnan在博客上，这样回忆清华大学传达毛泽东批示的戏剧化场面，主会场设在大礼堂：

　　“二楼的栏杆两侧挂着两副标语，上面的口号是一般化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或者类似的话。到会的党员好像意识到又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要发生了，虽然主席台上没有来人，但气氛已经很严肃，偶而的咳嗽声非常刺耳，印象中只有1971年传达林彪事件时的气氛与此类似，但那次传达前，小道消息已经都有耳闻了。但这一次会又与那次会有所不同，在此之前小道消息都是不利于当时的军宣队领导迟群和谢静宜的，而传达的结果是出乎很多人的预料!

　　突然，主席台前的大灯打开，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在迟群和谢静宜的陪同下步入主席台。简单的开场白后，吴德开始传达最高指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

　　吴德的话声刚落，二楼的大幅标语被掀起一层，下面的另两幅标语显现出来，其中的一幅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另一幅是‘翻案不得人心’。后来听说都是老毛的原话。接着就是有人高呼这两句口号，全场口号声此起彼伏。全国点名批邓在这里拉开了大幕。”

　　邓小平整顿教育，出师未捷，再次被打倒。毛远新在中央政治局传达的毛泽东表态还有：

　　“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清华党委副书记刘冰已经没有资格坐上主席台，只能在一间指定的小屋里聆听毛主席的数落。在接受无数次批判后，他被专案组安排到北京大兴县团河农场劳动。

　　11月18日，张春桥副总理亲自出面，给教育部长周荣鑫一个悬崖勒马的机会，停止“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这次劝说加警告中，张春桥说出了那段臭名昭著的断语：

　　“我宁可要一个没有文化的无产阶级，我也不要一个有文化的资产阶级。”

　　“我宁可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周荣鑫仍想坚持，说：

　　“春桥同志，你这么说我不同意。学校总得要学文化。”

　　张春桥火了：

　　“你就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我没法跟你谈!反正我的话你也听不进去。”

　　张春桥谈话失败，迟群等人编写了《周荣鑫修正主义教育观点》、《周荣鑫右倾翻案言行》等8本诬陷材料。经张春桥批准，教育部成立了由迟群参加的“临时领导小组”，剥夺了周荣鑫的部长职权。

　　1976年4月12日一早，周荣鑫像平时一样到部机关接受审查批判，临走前抱起不到两岁的小孙子亲了亲。这一去，周部长昏迷在批斗会现场，因专案组的阻挠和拖延，在会场地上躺了3个多小时而得不到及时的治疗。第二天零时许，周荣鑫便离开了人世。他没能看到落实周恩来指示，在全国恢复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和进行文化考查的那一天。

　　直到一年多后，人民日报才发布消息说，中央决定为周荣鑫恢复名誉。周荣鑫的“黑后台”邓小平亲临八宝山革命公墓，参加隆重的追悼会。

　　查教授一言惊天下

　　周荣鑫死后，“文革”中的国务院科教组组长刘西尧接任教育部长。“四人帮”垮台后，他曾奉命坐镇《光明日报》，看守舆论阵地有功。但他思想保守、政治迟钝，报社同仁提出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宣传，他犹豫了一下问：

　　“那还有康老逝世一周年的问题呢，怎么办?”

　　真是糊涂得可以。出任教育部长时，刘西尧请示华国锋：教育战线怎么搞?华国锋回答得干脆：

　　“毛主席怎么说的，就怎么做。”

　　1977年，教育部在太原晋祠召开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此时毛泽东已不在人世，教育部允许少数高校尝试招收少数应届高中毕业生，但只给了2%至5%的额度。

　　“文革”前的清华大学校长、刚到天津分管科教工作的蒋南翔给刘西尧打电话，要求允许他在全市挑选学生上大学，不要只凭单位推荐。刘西尧口头答应可以考虑，但在晋祠会议上，天津代表出面表示：蒋的意见不代表市委!

　　太原会议从总体上延续“文革”做法，强调招收有2年以上工作经验的“工农兵”，文化程度仍然是初中即可，招生方式还靠“群众推荐”，文化考察可以采取口试、笔试等多种形式，实行“开卷考试”，“与实践经验相结合”，“不要凭一次考试决定弃取”，实际上根本无法执行。

　　太原会议闭幕第二天，7月16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东山再起。复出后的邓小平第一件事，就是自告奋勇分管科技和教育。他指示政治局委员方毅和教育部长刘西尧，组织一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邓小平特别叮嘱说：

　　“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学的，与‘四人帮’没有牵连的人参加。”

　　于是，中国科学院和著名大学的一批科学家来到北京。中国科技大学青年化学家温元凯还记得：邓小平那天穿了一身军装，神采奕奕。5天的座谈会，邓小平除了有半天时间因为接待外宾而给大家放假，坐在那里认真倾听了4天半，很少插话。他耳朵有点背，女儿邓楠在他身边一句句讲给老爷子听。

　　“文革”结束不久，科学家们还心有余悸。三十多个代表面面相觑，没人发言。经过再三动员，年纪最长的杨石先教授先讲，一开口就检讨自己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一定要好好改造，下工厂、下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邓小平皱起了眉头，希望大家畅所欲言，不必有顾虑。邓小平一番话后，会场气氛渐渐活跃起来。

　　座谈会第三天，武汉大学中年电化学家查全性副教授开始对高校招生制度“放炮”：

　　“现行招生制度的弊端首先是埋没人才，其次是败坏社会风气，助长了不正之风，而且愈演愈烈。连小学生也知道，今后上大学不需要凭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这严重影响了中小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

　　查全性郑重建议：

　　“必须废除群众推荐、领导批准那一套，恢复高考招生，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凭真才实学上大学。”

　　邓小平没有立即表态，环视四座问道：

　　“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意见?”

　　吴文俊、王大珩、邹承鲁、汪猷教授纷纷表示赞同。大家对废除文化考试、“推荐上大学”这种做法，心里早就窝了一肚子气。

　　“文革”期间大学招生方针是16个字，即“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要害是取消文化考试，用“领导批准”堵塞政治上“有问题”家庭的子女，却为各级领导干部以权谋私大“开后门”。四川有些地方，计划推荐上大学的名额已经排到了1980年，全部是干部及其亲属的子女。

　　江西省负责招生的老主任钟树荣讲过一个真实情况：有一个生产大队大队长把家里能上大学的儿子、女儿、小姨子都推荐走了，只有自己不够条件，不能走。愤怒的群众推倒了他家的围墙。

　　当年还有一个口号，叫做“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大学的教学都得迁就班上最差的同学，教学质量可想而知。

　　著名的北京大学曾经招过这样一个学生，老师问：

　　“1/2加1/2等于多少?”

　　学生答：

　　“2/4。”

　　老师耐心启发道：

　　“你吃了半个馒头，又吃了半个馒头，一共吃了几个馒头?”

　　学生答：

　　“二两馒头。”

　　老师无语。

　　上海交大的许多新生无法理解1/2为什么会比1/4大。东北工学院1972年入学的新生中，没有人学过几何、物理、化学。广州外语学院恢复招生后，个别学生甚至连26个英文字母都念不全。广东师范学院数学系对1976年入学新生进行了一次数学考查，出了12道初中一般水平的数学题，结果答错6题以上的占80%，几何题基本上没有人做得出来，有的学生连小学四则运算都不会!

　　清华大学党委负责人在座谈会上抱怨：

　　“现在清华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

　　邓小平当即不客气地插话：

　　“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

　　据统计，“文革”十年，中国少培养大专以上毕业生100多万、中专生200多万，导致“文革”结束后中高级专业人才严重短缺。邓小平在复出前夕曾警告说：

　　“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科研人员美国有120万，苏联90万，我们只有二十多万，还包括老弱病残，真正顶用的不很多。”

　　座谈会代表中的小字辈温元凯抓住一个场合插话说：

　　“高考制度要改革，能否换成这样16个字，叫做‘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

　　邓小平听完后当场表示：

　　“温元凯，至少采纳你四分之三，第二句‘领导批准’可以拿掉，考大学是每个人的权利，不需要领导批准。”

　　邓小平当场询问刘西尧，教育部关于当年高校招生的报告送中央没有。刘西尧说，当天上午刚送出去。邓小平果断地说，那还来得及追回来。查全性也插话附和：今年的招生宁可晚两个月，不然又招二十多万不合格的。

　　邓小平略一沉吟，一锤定音：

　　“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今年就恢复高考。

　　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这就是收入《邓小平文选》的8月8日讲话。此时的邓小平，与11年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废止高考时，政治地位同样微妙。

　　教育曾经两次成为邓小平政治生涯的滑铁卢。1966年刘邓决定向北大、清华派出工作组，试图约束那里的“文革”狂潮，受到毛泽东严辞训斥，这是刘邓倒台的导火索。1975年邓小平“全面整顿”的战车在清华大学门口翻了车，帮刘冰转信给毛泽东成了“翻案”的罪证。

　　“文革”后“四人帮”被打倒了，但“文革”受益者还在台上，对邓小平充满疑虑和警惕。叶帅提议重新启用邓小平时，高层就有人担心：

　　“你们能相信他出来以后不会使全党发生分裂吗?”

　　1977年初，华国锋派汪东兴找邓小平谈话，企图以他承认错误、承认1976年广场运动是“反革命事件”为出来工作的前提，被邓小平一口拒绝。

　　在决定邓小平复出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说：

　　“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

　　自嘲“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的邓小平，不怕犯错误，不怕被打倒，三起三落，锐气不减，百折不挠，愈挫愈奋，终于在毛泽东身后，把恢复高考提上议事日程。历史见证了这位“中国人民的儿子”大无畏的胆识和伟大的忠诚。

　　给邓副主席送去“炮弹”

　　5天后，遵照邓小平副主席的指示，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回炉重开，研究落实恢复高考事宜。

　　到底能不能恢复高考?“推荐上大学”这种做法，是经过毛泽东圈阅同意，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全国的。虽有邓副主席发话，冲到了最前面，但毛泽东余威犹在，教育系统干部还是远远落在后面，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甚至时时东张西望、神经兮兮，高度警惕会不会走上“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邪路。几十年间遭受毛泽东重创的教育部，即使在“文革”后也仍然是风气最为保守的一个部委。

　　穆扬和王惠平在会场看到的，就是“文革”精神余孽主导“话语权”的场面。会上只是把邓小平讲话做了一次口头传达，让各个小组自行学习讨论，教育部主要负责人却一直不表态。一部分“文革”前在教育系统工作、刚获“解放”的代表内心希望按照邓小平的指示办，立即恢复高考，但是他们刚刚复出，不太敢讲话。而各代表团的实权人物很多是“军宣队”、“工宣队”的人，仍然坚持过去的“十六字”招生办法。

　　广西自治区招生办公室的刘永强回忆说：

　　“当年的会议遇到涉及政治的问题，谁都不敢轻易表态呀，开会的时候大家会吵起架来，一个问题连续几天都讨论不下来。”

　　《人民日报》事后撰文介绍《招生会议上一场很有意义的讨论》。在恢复高考前后，从1977年到1978年，教育系统激烈的争辩包括：

　　新的招生制度是不是代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利益?是不是“要了城市，丢了农村”，招收的学生“工农成份降低了”。“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现在还算不算数?“不要招生几十万，得罪几千万”，这样下去，“看贫下中农反你不!”

　　毛主席当年指示：“考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害死人，要终止”;毛主席还说这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实行择优录取，是恢复十七年的“智育第一”、“分数挂帅”，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扩大了三大差别”。

　　“择优，不光是分数优，政治上也要择优。”录取考试成绩好的“剥削阶级家庭”考生，就是“排斥了工农子弟”，丢了“政审标准”，犯了“阶级路线的错误”。

　　在这些颠覆“文革”成果的敏感问题上，教育部领导就是不吭气。特别是刘西尧部长，态度就是一个字：拖!他从未到会讲话，也很少到会听取代表们的意见。此时，教育部批评刘西尧的大字报贴满了五层办公楼，他却如老僧入定，纹丝不动。

　　穆扬参加过1971年“全教会”，深深感到恢复高考的问题积重难返，根子还在于如何评价“文革”前新中国延续的世界主流教育体制，这种体制是不是应该唾弃?教师队伍是不是整体不合格?这就涉及1971年“全教会”强压在中国教育界头上的“两个估计”：

　　“文革前17年教育战线推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路线，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

　　教师中的大多数人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不掀翻这“两个估计”，赦免中国教育的“原罪”，还教育和几百万教师的清白与尊严，像高考这样的具体问题都无从谈起。王惠平则认为，“纪要”中的“两个估计”是教育界的“癌症”。当时教育界反映：

　　“粉碎了‘四人帮’，教育战线的同志膀子才甩开了一半，‘两个估计’的问题不解决，各条战线能甩开膀子大干，我们还是甩不开。”

　　穆扬萌生出一个大胆的设想，邀请参加过1971年“全教会”的代表座谈，收集舆论争取推翻“两个估计”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王惠平表示赞同。

　　9月3日下午，穆扬找到陕西省教育局副局长文鉴白、吉林省招生办公室负责人王野平、福建省招生办公室负责人张惠中、河北省文教办公室高教组负责人刘龙祥、浙江省教育局负责人陈惠滋、石油化工部教育组负责人于文达，在自己驻会房间里秘密座谈当年“两个估计”出台的经过。王惠平这天一早因为忙于私事，要请几天假，错过了这个历史性的机会。

　　于文达、王野平告诉穆扬，“全教会”前，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开了座谈会，定下了“全教会”的基调。按照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会议一开始就是“大批判”，把会议气氛搞得十分紧张，形成了对“文革”前17年的教育只能说坏话、不准说半句好话的局面。以徐景贤、徐海涛为代表的上海组收集了一些耸人听闻的材料，与北京的谢静宜以及辽宁、天津等省市代表声气相求，共同把“文革”前17年的教育说得一团漆黑。

　　由迟群挂帅起草、姚文元参加修改、张春桥负责定稿的纪要，要害问题是第一段和第四段对“文革”前17年教育战线的估计和对我国知识分子的估计。

　　第一个“估计”原稿写道：“由于刘少奇一伙网罗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把持教育部门的领导权，疯狂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这已经是很恶毒的描述了，张春桥在改稿中又加上无产阶级对教育部门的领导权“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的断语。张春桥还授意迟群等人写上：“高教‘六十条’，使‘教授治校’、‘智育第一’、‘业务挂帅’等黑货更加系统化，加紧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达到十分猖狂的程度。”这里面耸人听闻的词语，像“更加系统化”、“达到十分猖狂的程度”，是张春桥特意加上去的。

　　第二个“估计”，原稿写的是：“解放以来，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了显著的进步，涌现出一批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但是，他们世界观的彻底改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要经过痛苦的磨练”。张春桥把“解放以来，特别是”几个字删掉，把“显著的进步”改成“不同程度的进步”，加上了“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纪要》以中央文件形式下发后，全国教育界绝大多数同仁思想上、感情上接受不了。连毛远新严密控制的辽宁，多数人思想也不通。毛远新只能亲自出马，用政治大帽子压人，要求大家“从立场上转变过来，从思想上端正过来，从感情上接受下来”。

　　穆扬一边听，一边奋笔疾书，连夜赶写出2600多字的内参《全教会〈纪要〉是怎么产生的?》。内参特别点出刘西尧，说明此次招生会议代表中出席过1971年“全教会”的只有六七人，而且基本上是地方代表，对“全教会”内幕所知有限;但刘西尧曾经是“全教会”领导小组成员，有责任把“纪要”产生的经过和政治历史背景搞清楚，如实地报告给党中央，并带领大家起来揭发批判“四人帮”，肃清“纪要”的流毒，打开全国招生工作会议的新局面。然而，令人失望的是，这位教育部的主要负责人不但自己死抱住“纪要”不放，还竭力阻挠与会代表揭批“四人帮”，致使招生会议无法正常进行下去。

　　等王惠平回到会上，帮助对内参做了几处文字修改。

　　9月6日，在会议代表对招生工作方针、办法意见极不一致的情况下，刘西尧突然宣布会议将于15日前结束，不作总结。不少代表强烈不满，矛头一致对准刘部长：

　　“邓小平同志讲话传达后，大家都很高兴，说教育大有希望了。万万没有想到，竟开了这么一个会，部长连一句话都不讲!本来可以开成一个很好的鼓劲的会，却开成了泄气的会。对这位部长，过去还谅解，现在却不好理解了!”

　　穆扬和王惠平急了，决不能让邓小平恢复高考的指示就这样胎死腹中!9月10日，两人给中央写出第一份内参：《招生会议代表对教育部长提出尖锐批评意见》，指责刘西尧不敢站出来引导大家打碎“四人帮”强加的精神枷锁。

　　接着，穆扬把6位代表座谈“纪要”的稿子送给报社值班编辑黄植，值班编辑在稿子上署了穆扬和王惠平两人的名字。9月15日，人民日报以《情况汇编》(特刊第628期)报送中央。

　　穆扬考虑到“全教会”《纪要》是毛泽东画圈的，文中还引用了毛泽东的一些话，批评“两个估计”可能遇到风险，没有告诉家人，免得日后连累他们，也不想让家人担心。另据王惠平回忆，早在太原招生会上，人民日报记者找代表聊“两个估计”，就引起主持会议的教育部一名负责人不满，认为记者在“煽风点火”，“干扰会议大方向”，扬言要把记者“撵出会议去!”

　　9月20日，全体会议代表接到通知，到教育部大会议室集中，听文件传达。穆扬隐隐预感到，这个传达会与自己的那个内参有关。30年后他还清楚地记得那时候的情形：

　　“那天，天气阴冷，还飘洒过一些细雨。人们和天气一样，个个表情凝重、茫然。”

　　只听主持人开始传达邓小平一天前与教育部长刘西尧的讲话：

　　“最近《人民日报》记者找了六位参加过一九七一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同志座谈，写了一份材料……”

　　穆扬的心一下子提起来了。一年多以前，清华大学的刘冰就是因为给毛泽东写信触怒龙颜被全国批判和劳动改造，谁知道这次会不会又犯了大忌呢?主持人把邓小平的话接着念下去：

　　“……讲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产生的经过，很可以看看。《纪要》是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当时不少人对这个《纪要》有意见。《人民日报》记者写的这份材料说明了问题的真相。”

　　听到这里，穆扬才松了口气。一份人民日报内参，给正在思考打开“文革”教育僵局的邓副主席及时送去重磅炮弹。

　　“不赞成的，就改行”

　　根据事后披露的材料，就在全体会议前一天，9月19日上午，邓小平手握人民日报内参，直言不讳地警告刘西尧：

　　“你们的思想没有解放出来。你们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筋斗的。现在教育工作者对你们教育部有议论，你们要心中有数。

　　“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

　　“教育部首要的问题是要思想一致。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

　　在毛泽东身后，邓小平终于可以放手清算“文革”极左派在教育界的胡作非为，他斩钉截铁地说：

　　“《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

　　邓小平再次要求立即恢复高考制度，从高中毕业生中招收大学生。他批评了教育部起草的招生文件不敢放弃“文革”中的“政审”做法。

　　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杨学为回忆说，当时他们担心被扣上“分数挂帅”的帽子，对考生的政治条件写得很详细，连一些鸡毛蒜皮的事，能想到的都写上了。邓小平看了之后，连说三个：“繁琐!”大笔一挥全部抹掉，政审条件全部抹掉。邓小平说：

　　“关于招生的条件，我改了一下。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放宽和淡化“政审”条件，直到最终取消“政审”，让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有被打入另册的家庭重见天日。后来教育部给国务院再上报文件的时候，照抄了邓小平的这段原话。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还提出恢复职称、从大学撤出“工宣队”和“军宣队”等问题。最后，邓小平叮嘱也是要求刘西尧“转弯子”：

　　“总之，教育部要思想解放，争取主动。过去讲错了的，再讲一下，改过来。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词不行，解决不了问题。办事要快，不要拖。”

　　邓小平的这次谈话成为重要分水岭。招生工作会议的整个氛围为之一变。9月25日，刘西尧在招生会议上露面，作了检查发言，表示“诚恳地接受邓副主席的批评，并决心坚决改正”。会议势如破竹，很快对恢复1977年大学招生问题作出决定：

　　知识青年和应届高中毕业生都可以报名;

　　具有高中毕业的文化程度才可以报名，而且必须通过大学入学考试;

　　政治审查主要看本人表现，破除唯“成分论”;

　　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

　　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招生工作文件，决定对每个考生只收5角钱，考试经费由国家多负担一些;全国考卷纸张紧张，先调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用纸。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决定正式恢复高考制度!当年冬季组织招生考试，第二年春季新生入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