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日报，叫一声同志太沉重（19、20、21） | |
| 时间：2010-05-20 17:14:52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站首发 浏览：4327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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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胡耀邦)
“赶快放人”
胡绩伟和胡耀邦从“文革”末年协和医院候诊长椅上的沟通对话，耀邦卧室加深的相知相契，到1977年下半年开始发力，党报正式传出“二胡”悠扬激越的旋律。
“二胡”合奏的第一乐章，就是推动平反毛泽东时代的冤假错案。与人民日报这块党内必争之地不同，中央党校本是一个比较超脱的地方。胡耀邦到党校主持工作后，在西郊一隅眺望全国，眼看几十年政治运动伤亡惨重，党内人才凋零，全社会万马齐喑，冤狱遍布国中。此时已有48年党龄的胡耀邦，对这个经济上濒临崩溃、政治上濒临破产的党忧心如焚。
党内第二把手、国家主席刘少奇，没有经过任何全国人大罢免和法律批捕手续，就失去人身自由。在刘少奇最后的岁月里，他光着身子裹在棉被里被从北京押解到开封，不到一个月孤零零死在那里。尸体装在一辆戛斯69吉普车里送往火葬场，小腿和脚露在车厢外，嘴巴和鼻子变形，下颌一片淤血，白发足有一尺长。
共和国元帅彭德怀只因给党主席写了一封信，对“大跃进”提出一些不同看法，遭撤职查办，“文革”中被造反派打断两根肋骨、打伤肺部、当场昏迷。1967年在北师大彭德怀与妻子浦安修同时被批斗，直到7年后死去夫妻再也没能见上一面。1974年，监禁中的彭德怀直肠癌到了晚期。纪希晨在《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中记载了这个不忍卒读的场面：
“他在牢房里踱来踱去，常常自言自语，嘴唇不住地颤抖。有时他坐在床上，静静地出神，有时他挥舞着双手唱歌发笑，有时突然火山爆发，高喊吼叫，把牢房都震得嗡嗡响……”
彭德怀对获准探监的唯一亲人、侄女悲愤地表示：
“我留着这条命，就是尽我这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把我对问题的看法说清楚，也算尽到了我最后的一份责任!”
明知此生无望，彭总还是割舍不下对党的一份留恋，他对伏身痛哭的侄女说：
“虽然我个人的下场不怎么好，可是我不埋怨，更不后悔。我们这个党呀……”
“文革”前的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文革”一来第一个被整肃，愤然跳下3楼以死抗议，摔断双腿、肋骨骨折，还被装在箩筐里到处批斗。在北京工人体育场3万人的批斗大会上，箩筐里的罗瑞卿看见妻子郝治平被人撕扯着头发押上主席台，对着造反派的照相机低下了头，大将怒目圆睁，对妻子大吼一声：
“抬起头来，让他们照!”
“文革”前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文革”中成为“61人叛徒集团”的代表人物。经周恩来安排，薄一波到广州疗养避祸。李富春副总理眼看北京“中央文革”支持红卫兵抄家揪斗不可一世，急忙拍电报警告他“千万不要回北京”。没想到，北京红卫兵“抓叛徒战斗队”南下，还是在广州疗养院找到了薄一波，冲过去把这位65岁的副总理推倒在地。情急之下，薄一波连呼：
“董老，董老!”
住在隔壁的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拄着拐杖赶过来，从薄一波手里接过他保存的中央内部文件，一句话也不好说，掉头就走，为他亲手参与创建的这个党沦落到这番境地而老泪纵横。
薄一波匆忙中看了妻子胡明一眼，就被推上汽车，解来北京。一年后，胡明在押解回京的火车上自杀身亡，3个孩子锒铛入狱，其中包括现在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他在狱中从18岁长到23岁。
还有更多无权无势的普通中国人，更早地陷入更悲惨的境地。1957年，《新湖南报》编辑黄德瑜被打成“右派”，在一次批斗会后万念俱灰，安排妻儿出门走亲戚。真是神差鬼使，小儿选儿忽然为了什么事儿返回家里，只见爸爸坐在桌前，没有开电灯，记不清是在写什么还是在发呆。黄德瑜招呼选儿到身边，用右手上下抚摸选儿后脑勺，什么也没讲。选儿年幼没意识到什么，匆匆出门去追母亲。第二天母子回到报社宿舍，黄德瑜不见了，皮鞋留在床前。抽屉里留下一张纸条，选儿长大后还清楚地记得里面的一句话：
“你母子以后相依为命……”
据熟人回忆，黄德瑜离开报社大院时只穿着短裤和拖鞋，那年他33岁。这个默默无闻的小编辑，不堪其辱，也不堪重负，终于选择了离家出走，人间蒸发。直到“文革”后为“右派”改正，他依然杳无音信，是死是活，苍天无语。
没了父亲，选儿一度被寄养在农民家里，高中毕业后学校的政审意见是——
“此生高考应不予录取。”
这是比政要权贵的大起大落更悲凉而无声的命运。
人民日报记者林晰在1966年8月“文革”高潮期间，奉周恩来总理之命，同卫戍区战士一道采访北京郊区大兴县芦城公社新立村杀人事件。林晰回忆说：
“沿途路过的京郊农村，灯火通明，据说是在批斗地富分子，气氛显得十分紧张。到达目的地已经是昏暗的傍晚时分了，只见上百名农民拿着棍棒和农具站在村口，不许我们进村。当说明来意，要求会见村长时，一位农民厉声地吼道：‘你们是干什么来的?今天要是为地富翻案，你们可就是有来无回了!’
经过相当长时间交涉，我们才被允许进到村政府办公室。此时，我发现在座的人眼睛血红，有的人直视且发愣，双眼充满了敌意和杀气。这些人的异样，显然是杀人杀红了眼。”
原来，这个村在头一天晚上，一口气杀死了五十六名地富分子及其子女，连抱在怀里的婴儿也未能幸免。具体作法是，那天晚上召集地富分子及其子女到一间屋子里开会(包括从天津、北京临时召回的地富子女，他们在外面都有工作或经商)，然后不分青红皂白地用乱棍乱刀砍杀，现场一片惨叫声。尸体统统埋在村后的沙滩地里。
在“阶级仇恨”的煽动下，大兴县13个公社的“红卫兵”和“贫下中农”几天内集体处死“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其中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出生38天，有22家被杀绝户。后来据遇罗文调查，一对祖孙俩被扬土活埋时，怀中的小孙孙抱怨说：
“奶奶，迷眼。”
无望的老人安慰说：
“一会儿就不迷了……”
这是惨绝人寰、天地凝固的一刻。一个自古信奉“和为贵”的民族，首都近郊，怎么会忽然变成了野蛮部落?苍天有眼，也是欲哭无泪。当晚林晰回到卫戍区，执笔写了一份调查报告，立即送交中央。林晰同卫戍区带队的处长认为，这种作法至少是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和党的政策;同行的一位年轻记者却说这属于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林晰和处长也不敢同他进行辩论，但调查报告交上去后未曾听到处理此事的下文。
他们当时所不知道的是，公安部长谢富治听完汇报，轻描淡写地表态说：
“杀了就杀了。不要追究了。没有被杀的，就不要杀了。”
作为记者，林晰只能暗暗感叹媒体的无力和悲哀：
“大兴县发生的这件事，在整个‘文革’中以及粉碎‘四人帮’之后毫无下文。在那个极‘左’的时代，也无人敢于提出来查个水落石出。然而，这件事却深深埋在我的心头!”
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恢复职务。但历次政治运动遗留的大量冤案还没有平反，被迫害至死的、苟活人世的、牵连亲友的不计其数。就在胡耀邦主政的中央党校，后来予以销毁的“诬陷不实”材料竟重达360斤!当时的中国，用胡耀邦后来的话说——
“积案如山，步履维艰!”
“这山究竟有多高?是喜马拉雅山、唐古拉山，还是泰山?”
1977年的时候，中国还没有人一个人能说得清楚。叶剑英副主席一年后才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披露了一个大概数字：
“‘文化大革命’中，死了2000万人，整了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1/9，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
据新华社记者戴煌在《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中披露：
十年“文革”中，国家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占干部总数的17.5%;副部长、副省长以上被立案审查的，占副部级、副省级以上干部总数的75%。
“反右”运动中，公职人员被打成“右派”至少55.28万人，占1957年国家干部总数的5.8%。这还不包括未进入公职人员序列的大学生、中学生、私营工商界人士、民主党派成员。以每个人牵连10人计，不下600万人从1957年到1979年受尽歧视。
解放以来，被戴上“地富反坏右”帽子的中国人3000万，连带他们的亲属朋友约2亿人，成了“难以信任的人”。
在如此众多的公民和执政党成员辗转沟壑的时候，少数人还在强词夺理地强化专政机器和独裁理念。1968年3月，“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江青对8个专案组发表讲话，以上海滩女演员煞有介事的豪气宣示：
“要审讯，死就死。要狠狠地斗，集中火力，几个人不行，要一二十个人狠狠斗。有的要死，是他自己要死，阎王爷请他吃烧酒!”
“文革”中毛泽东路过河南，问起他的“老朋友”、地委书记纪登奎挨斗了没有。纪登奎说挨过“喷气式”批斗，毛泽东一听乐了，比划了一个喷气式，弯下腰，把两手举到背后，满堂陪笑。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讲述“文革”众多冤案的时候，耐人寻味地引用了两首毛泽东词语，探究毛泽东的内心世界：
“冷眼向洋看世界……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对于西方媒体与纳粹和波尔布特所作所为并称为20世纪三大“人祸”的“文化大革命”，这位美国老牌记者不动声色地写道：
“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乱’滚滚而来。毛亲自掌舵。他以冷峻的目光紧盯住自己的目标——他的老战友，那些‘害人虫’，拿朱德的话来说，那些在长征中和他同吃一碗饭的人……”
“文革”结束后，信奉法家暴政的“四人帮”已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另一个深藏不露的“迫害狂”康生还继续享有骨灰存放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哀荣，但他的阴魂开始不得安生。不断有一些惨遭迫害的干部家属乘工作人员不备，悄悄用硬币和指甲在康生的骨灰盒上愤然打上一个一个×，有的还往上面吐口水。
然而，在中南海，“康办”余部、当年“冷眼向洋看世界”的身边人，还在把持中组部和中央专案组，继续一条“扫除一切害人虫”、四面为敌的匹夫政策。据中央党校教员沈宝祥回忆，胡耀邦曾经着急地说：
“光揭批‘四人帮’，怎么不放人啊!要赶快把人放出来啊!我们党内哪有那么多‘走资派’啊?”
在“中办”、“康办”势力如泰山压顶的情况下，胡耀邦挺身而出，决心解万民于倒悬。他从中央党校发声，以人民日报为杠杆，发动了一场对历次政治运动冤狱苦主的大解救。
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猛攻继承康生遗风的组织部门，因为在当时党领导一切的体制下，组织部门可以任意定夺广大干部、党员、公职人员的毁誉与生死。胡耀邦试图从组织部门和干部政策、人才政策入手，努力唤醒党的良知，恢复社会公正，重整中南海的权力基础和社会资源。
石破天惊
这年7月，胡耀邦把教研室的杨逢春、叶杨、陈中3位中青年教员请到办公室。满妹在《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一书中写道，耀邦用两个半天的时间，谈了自己的思路：
“父亲从历次政治运动中‘左’倾主义猖獗，迫害了一大批干部和人才谈起，直谈到党要回到正确的政治路线上来，就必须彻底改变目前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将受迫害的同志解放出来，恢复他们的名誉和工作。”
胡耀邦布置杨逢春等人写一篇文章：《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胡耀邦与胡绩伟商定，人民日报用一整版刊出这篇文章。胡耀邦动情地说：
“千百万同志和他们的数以亿计的亲属都在眼巴巴地望着哩!”
初稿出来后，胡耀邦与作者字斟句酌，后期人民日报编辑也参与进来，前后修改多达17次，既把道理说透彻，又“洗磨可能刺人的棱角，以便减少不应有的麻烦”(李庄语)。为安全起见，文章引用党主席华国锋在“十一大”政治报告中的一段话：
“对过去审查干部中遗留的一些问题，应当严肃认真地尽快妥善处理。可以工作而没有分配工作的，要尽快分配适当工作。年老体弱不能工作的，也要妥善安排。少数人需要作出审查结论的，应尽快作出。‘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
客观地说，“十一大”为老干部说了不少公道话，否定了“四人帮”关于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在党内形成“一个资产阶级”的荒唐判断。但华国锋不肯鲜明地提出“冤假错案”的问题，不敢正视“诬蔑不实之词”不限于“四人帮”的历史真相。相反，华国锋还要求受过审查的干部“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经过长期政治运动的非人折磨，人们已经不能容忍这种貌似折中的强盗逻辑、犬儒哲学。
胡耀邦布置的这篇文章，义正词严地谴责多年政治运动“视干部的政治生命为草芥”，反映出党内健康力量对党的历史的道德内疚和深刻反省：
“他们大搞法西斯专政，对革命干部进行诬蔑、造谣、栽赃、陷害，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他们残酷迫害干部的罪行，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在干部审查工作中玩弄了很多花招，搞了很多阴谋：以莫须有的罪名，借故设立专案，把审查对象当作敌人来搞，并美其名曰‘有敌情观念’;找不到有力的证据，就搞逼供信，甚至伪造证据;在干部的档案中随便塞放虚假材料，害了干部本人，也害了干部亲属子女。有些干部的问题已经查清，还故意刁难，不作结论，长期挂起来，不予解放。”
文章大声疾呼党的干部政策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要赶紧落实，批评在这个问题上“工作很不得力”。胡绩伟把报社拼好的版样送给胡耀邦，耀邦说：
“再等一等。”
胡耀邦以敏锐的政局洞察力和惊人的耐心捕捉战机，胡绩伟回忆说：
“一天一天地等，一月一月地等，等到1977年10月7日这一天，为了纪念粉碎‘四人帮’一周年，耀邦同志才下决心登出这篇石破天惊的文章。”
10月6日下午，人民日报“编前会”上，大家一致同意明天发表，如有风险，集体承担。值班副总编辑李庄更是当仁不让地表示：
“如果发生什么问题，我一个人写检讨。”
10月7日，千百万中国人从《人民日报》上，读到了这篇《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心潮起伏，百感交集。一个月内，一万多封读者来信和电报从全国各地涌向报社，表达对这篇文章的支持和感激之情。
长期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视怀疑人、整人为组织的使命，整人有理、挨整的有罪几乎成为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现在，胡耀邦石破天惊般大呼一声：整人无理，整人有罪!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高扬人道价值，痛切陈词要尊重党员、尊重干部、尊重人，要求把这个被颠倒的“大是大非”纠正过来。这体现了现代政治家的人道关怀，更需要老革命不惧权贵的大智大勇。
有一个大家庭的成员在给人民日报发来的长篇电报中说：
“我们全家人冤沉海底已有多年。全家老少边听广播边流泪，认为这下大大家人可盼到大天亮了!”
众多老干部、普通党员、普通公民从人民日报的文章中，真切地感受到党内健康力量拨乱反正、改革政治体制的勇气和崛起的努力。从这一天起，党心、民心通过人民日报，向胡耀邦、邓小平为代表的、正在奋力主导政局的改革力量靠拢、聚集。
然而，也有一些人很不高兴。据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文章见报那天大清早，中组部长郭玉峰从电台里听到文章摘要，恨恨地说：
“简直是一派胡言!通篇都是右派言论!”
人民日报一到，他看都不看，揉巴揉巴扔进了废纸篓，连声说：
“大毒草，大毒草!”
郭玉峰还说，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是“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汪东兴副主席看过这篇文章，认为是一篇错误文章——
“现在不批，将来也要批。”
很多省市对党内和民间落实干部政策的呼声充耳不闻，顶着不办。
“前任首长”
中组部大院内，以老干部党支部为核心，“文革”前的老干部们纷纷给冥顽不化的郭部长贴出大字报提意见。大字报贴了被揭掉，揭了再贴，群情激愤，愈演愈烈。大字报扬言：
“郭玉峰不下台，老干部出不来!”
老干部党支部书记杨士杰把一捆一捆被揭下来的大字报送到人民日报，受到刚刚出任人民日报第一副总编的秦川热情接待。
秦川本人就是冤假错案的早期受难者，1959年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劳动赶上全国性的大饥荒，瘦得只剩96斤。康生恶狠狠地说过：“10个钱伟长也不换一个秦川”。1964年，秦川被允许离开中宣部“自谋出路”，打电话向新组建的中央工业交通政治部主任谷牧求援，谷牧当场敲定，让秦川到政治部当宣传部部长。康生闻讯，赶到谷牧处质问：“为什么要收留秦川?!”
秦川“文革”后通过在耀邦家申诉冤情的那次谈话，与胡耀邦废止党内整人制度的思路产生了强烈共鸣。当时，胡耀邦一边请秦川喝光夫人李昭烹饪的一碗甲鱼汤，一边愤然断言：
“康生在党内的历史，几乎净是耍阴谋诡计的历史，不知有多少好同志被坑在他的魔掌中!”
到人民日报后，秦川就催促读者来信部和国内政治部，加班处理这篇文章的读者来信，编成《情况汇编》，报送中央。收到中组部老干部的大字报，秦川与胡绩伟和另一位副总编安岗一道，嘱咐国内政治部主任王泽民，以人民日报党委的名义，整理成一篇1万多字的内参，在《情况汇编》刊登，并专送叶剑英、中央宣传口负责人耿飚一份。内参的题目就起得很不寻常，人民日报社自身没有一个中央委员，却敢于以轻蔑的笔调揭露一个现任中央委员兼中组部长——
《从一批老同志的大字报，看郭玉峰在中组部的所作所为》
胡耀邦翻阅了这些大字报，听了秦川带领报社编辑前来做的汇报，急得在室内来回疾步走，并连连轻声自语：
“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谁下油锅!”
新华社著名“右派”戴煌深情地说，这句话——
“就是胡耀邦为解救亿万人跳出苦海，统率中国共产党内一群慷慨悲歌之士，奋勇冲向‘两个凡是’堡垒时的大声呐喊。”
这天晚上，胡耀邦约请中央党校的文章作者杨逢春等人与人民日报几位同志到家里来座谈。据满妹回忆，胡耀邦听了外界对文章的反应，朗声笑道：
“这不奇怪，自从我们党诞生以来，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正确与谬误的重大斗争。有时恰恰是谬误的一方占了上风，这风还刮得很猛，简直是12级台风。”
耀邦充满自信地策划部署下一波宣传攻势：
“看来第一篇文章是打响了，凡是受冤挨苦的人都欢欣鼓舞。但要切实解决他们的问题，仍然关山险阻。这就需要我们下决心，一关一关地闯过去。
下一步，我们既要选登各地干部群众强烈要求落实政策的来信，还要组织文章谴责郭玉峰们的极左行为，同时发表由点到面地落实政策的消息，逐步推动打开平反冤假错案的局面。”
胡耀邦拟出第二篇文章的题目《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要求直接挑明落实干部政策的障碍，在于“有些主管组织工作的同志和有些组织部门”。客人告辞时，胡耀邦用苏东坡的一句话勉励党校同事，也勉励人民日报：
“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
一个星期后，杨逢春把文章写出来，胡耀邦逐字逐句审阅，与他一道修改到深夜。人民日报这次胆子更大，11月27日在头版头条用通栏标题刊出。文章直言不讳地批评组织部门“对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犹豫不决，患得患失，能拖则拖，能推则推”，“拖延给干部作出审查结论和分配工作，抵制和破坏干部政策的落实”，属于“帮气很重”。
经与中央党校商量，第二篇文章作者署名为“本报评论员”，表明了人民日报奋不顾身铁了心追随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大无畏地挑战中组部长和他背后的“中央领导同志”，还有他们的“前任首长”。
这是第二篇文章引起最大争议的段落：
“有的地区和单位负责组织工作的同志，认为错误结论是‘前任首长批的，现任无权过问’，为了维护‘前任首长’的威信，明明弄错了，也不下决心予以纠正，对那些不实之词和虚假材料也不肯推翻。这种做法根本不是无产阶级的做法。毛主席教导我们：‘要靠解决问题正确吃饭’。领导机关的威信，或者‘前任首长’的威信，决不是靠文过饰非所能建立起来的。”
文章见报后，有人勃然大怒，质问人民日报：
“‘前任首长’说的是谁?!”
人民日报拒绝作出解释。
人民日报还在第二版，同时发表5封读者来信《不能无动于衷》、《首先要清理组织人事部门》等，揭露说：
“有的单位还由‘四人帮’安插的黑钉子把持着组织人事部门，要落实党的干部政策，阻力还很大。
有些同志的错误的结论是当时的所谓‘组织’作出的，可是今天这些组织还是由原来的那些人所掌握，他们那会痛痛快快重新作出结论呢?”
汪东兴副主席看到人民日报的评论，还是不改其自居正统、指手画脚的习惯，指责人民日报和胡耀邦说：
“对干部问题的批评，只讲了一面，只凭感情，不凭党性，好像有股气，要利用文章来出气。”
但这位“文革”和毛泽东的卫道士已是螳臂当车。叶剑英副主席在中央几次提出，要解决中组部的问题，并表示：
“喊冤上访的人这么多，要找一个断案如神的包公啊!”
12月10日，郭玉峰灰溜溜地离开中组部。在叶剑英、邓小平等人举荐下，胡耀邦接任中央组织部长。
“两个不管”
1978年1月，中组部收到的诉苦信就装了六个麻包。各地直接写给胡耀邦部长要求平反的信，有时一天多达500封。每天有几百人到中组部上访。中组部迅速转变为胡耀邦所要求的“党员之家”、“干部之家”。连胡耀邦夫人李昭所在的北京市纺织局，最多的时候每天也能收到近300封告状信，不少寄信人李昭写成李姣、李超、李照、李招。李昭都不在乎，尽快把信件分门别类转呈有关单位。
人民日报紧锣密鼓配合胡耀邦整顿全国组织系统。1978年1月，针对辽宁铁岭地委、广西百色地委整顿改造组织工作的典型报道，两次发表评论《切实整顿组织部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切实清理干部积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两篇评论要求组织部门的领导权一定要掌握在党性强、公道、正派的同志手中，要“使一切受到“四人帮”打击、迫害和不公正待遇的同志真正获得解放”，积案“部分错了，部分纠正，全部错了，全部纠正”，不能对干部的疾苦漠然置之。
山东一个大队支部书记摘去“走资派”帽子，看似微不足道的地方新闻，人民日报却郑重其事地配发评论员文章，为的是不错过任何一个机会给全党发出拨乱反正的有力信号。
新华社长篇通讯反映中共宁夏自治区委员会认真清理审干遗留问题，人民日报在头版浓墨重彩标出3行通栏标题：
坚决推倒林彪、“四人帮”的诬蔑不实之词，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采取各种措施
宁夏区党委大力落实党的干部政策
大大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推动了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深入发展
1978年6月，汪东兴对胡耀邦这样大张旗鼓地平反冤案看不下去了，出面敲打耀邦说：
“有一些案子是毛主席定的，中央组织部的部长有什么权力修改毛主席的决定?”
胡耀邦不为所动，在9月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针锋相对地宣称“两个不管”：
“凡是不实之词，不管是什么时候，无论是什么情况下，不管是哪一级组织，是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然而，汪东兴的助手、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在会议文件中删掉了胡耀邦的这句话。人民日报就把“两个不管”的精神塞进11月15日的“本报评论员文章”《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帮助把耀邦讲话精神传布全党、全国：
“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哪一级组织定的，什么人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评论员文章直接以毛泽东批过的一份错误文件为例，表示：
“如果我们明知文件有错也不予澄清，不加纠正……这决不是维护毛主席的旗帜，而只能是相反。”
“决不能划一条杠杠：下级组织及其领导干部批错了的案子，可以纠正;高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批错了的案子，就可以不纠正。我们党和国家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这样的党规国法。”
文章刊出后，一个电话打进人民日报，开口就要求找报社“负责人”接听。电话转到李庄办公室，来电问道：
“《实事求是 有错必纠》，这文章你看过吗?”
李庄如实回答：
“我签发的，当然看过。”
来电说：
“你也是个老同志吧，你同意文章的观点吗?”
李庄说：
“正因为我也算个老干部，所以同意文章中全部观点。”
来电提高了声调：
“文章里说的‘领导干部’，包不包括毛主席?”
李庄在回忆录中说，听到这里自己也不甘示弱地提高声调回答;
“你认为毛主席如果批错案子就不应该平反吗?”
来电突然挂断，显然是气坏了。
“右派”诗人邵燕祥回望70年代末这场围绕冤假错案的大辩论，无限感慨地说：
“当时20岁以下的青少年，还有后来成长起来的又一代人，不会像亲历者和目击者那样，能够在‘平反’这两个字后面读到那么多的沧桑，那么多的血泪，那么多正义与邪恶、人道精神维护者与极左路线辩护者之间的较量!”
中国有幸，从走过长征的一代老革命中，在为人民的肚皮“鼓与呼”的彭德怀之后，又出了一个为人民的自由和尊严“鼓与呼”的胡耀邦。有这样“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领导人坐镇中组部，迅速揭开了中国史上、世界史上最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大幕。这是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曲折坎坷历史的苦难结晶和艰难自赎。
1927年9月，秋收起义部队路过浏阳，毛泽东在文家市学校草坪上对红军战士鼓动说：
“小石头总有一天要砸碎大水缸!”
当时12岁的胡耀邦和表哥杨勇一道，爬到学校围墙上观看毛泽东的演说。2年后胡耀邦加入共产党，次年又参加了红军。文家市学校草坪上的毛泽东万万没有想到，围墙上这个不起眼的“小石头”在他身后，凝聚党心民意，砸碎了他精心打造的阶级斗争这只“大水缸”。
胡绩伟按耐不住对人民日报领路人胡耀邦的敬佩之情：
“平反了堆积如山的冤案，洗雪了漫山遍野的冤魂。胡耀邦同志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他的声望比‘包青天’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20 翻案）
泪湿天下
1978年11月下旬的一天下午，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缪俊杰接到《诗刊》副主编柯岩电话，希望来她家里见一位朋友，有些事要谈。缪俊杰赶到柯岩家，只见一位三十出头的女士低着头坐在那里，眼里闪着泪花。
柯岩介绍说，她是陶铸的女儿，叫陶斯亮。“文化大革命”的过来人都知道“刘邓陶”，陶铸是“文革”高潮中被打倒的第三号人物，被江青的“中央文革”称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1969年死于流放地合肥，此时尚未平反。
柯岩告诉缪俊杰，陶斯亮写了一篇怀念父亲的文章，不知道人民日报敢不敢发表。陶斯亮噙着眼泪开始念信：
“爸，我在给您写信。
人们一定会奇怪：‘你的爸爸不是早就离开人间了吗?’是的，早在9年前，您就化成灰烬了，可是对我来说，您却从来没有死。我绝不相信像您这样的人会死!”
陶铸被迫害至死时，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陶斯亮每年在父亲的祭日，只能悄悄套个黑袖章，躲在无人处流泪祭奠。到了1978年，不断有陶铸生前的战友给陶斯亮和母亲曾志通风报信，说陈云等党内高层如何为陶铸仗义执言。陶斯亮开始到处投递材料、申诉冤情，同时她想到了党中央机关报。
对于陶铸的冤案，《人民日报》曾参与罗织罪名，1967年9月8日奉命刊登姚文元撰写、毛泽东审定的《评陶铸的两本书》，宣判陶铸是“漏网的大右派”、“修正主义者”、“反革命两面派”，让陶铸至死不得翻身。在“文革”后党中央一时难以作出正式平反决定的情况下，如能通过人民日报，倾诉受难者的悲惨故事，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还原冤案的事实真相，不失为一个曲折而有效的补救办法。
做医生的陶斯亮，在病历纸的反面开始给死去的父亲写信，字字血，声声泪。歌剧《白毛女》作者之一贺敬之的妻子柯岩流着眼泪，帮助她剪裁、润色了一整天。
缪俊杰被深深地打动了。他回到报社，直接向胡绩伟总编辑做了汇报。文艺部主任袁鹰也表示支持。胡绩伟私下请示了胡耀邦，这位中央组织部部长是1978年的政坛最忙碌的角色，操持全国形形色色冤假错案的批量平反昭雪工作，答复胡绩伟说：你们自己做主吧。尽管陶铸一案由毛泽东主席钦定，报社和文艺部两级领导还是抛开顾虑，一致同意尽快发表这封信。缪俊杰谈起这段往事，不无自豪地说：
“既然耀邦让我们自己定，我们就敢定!”
于是，胡绩伟拍板，副总编辑李庄签字发排。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会前一周，12月10日和11日，《人民日报》分两天连载陶斯亮《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出。无数中国人听着广播、看着报纸，流下了感伤的眼泪。
普通民众惊讶地发现，在解放后几十年的政治运动中，共产党高层竟然也跟自己和身边人群一样，落得个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陶斯亮在信中记述了很多催人泪下的生活细节，比如软禁中的陶铸得知女儿恋爱，思前想后，给小伙子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受审查的情况和女儿的优缺点——
“您既怕说的分量不够将来我受委屈，又怕自己受审查的严重情况吓住了这位您还不了解的年青人。您长时间对自己的受屈从未呻吟过一声，可是，那天，您却怕因自己的处境而妨碍一对年青人的幸福，感到那样愤怒和痛苦。
信送走后，整天您焦躁不安，这天对您好像格外地长，直到我带来了回信。”
在得到小伙子对爱情忠贞不悔的明确答复后，陶铸兴奋得在屋里走来走去，想给未来的女婿准备点礼物：
“可已被抄了几次的家那还有什么东西?您翻了半天，才找到了一架旧半导体收音机和一个亚非作家会议发的手提包。
您想了想，觉得太少，又从自己身上脱下了那件穿了多年的毛衣，对我说：‘亮亮，再加上这件毛衣吧，虽说旧了些，但总是爸爸的心意。爸爸实在是再没什么可送你们了!’”
陶斯亮很快被逼远赴青海、甘肃，再也没有见到父亲一面。专案组给晚期癌症的陶铸和妻子两个选择：
夫妻同去合肥，与女儿断绝来往，因为陶铸的住处不能让人知道;
曾志不去合肥，可以与女儿来往，但必须与陶铸断绝联系。
面对如此残忍的选择，陶铸经过反复考虑后，对曾志说：
“我活不久了，你跟我去也帮不上忙，何苦再牺牲你?还是争取和亮亮在一起吧，现在不行，将来总还可能。
有你和亮亮在一起，我也放心了，我们只有她这一个女儿……”
陶铸从北京动身的那一刻，这对四十多年的夫妻彼此心里都明白到了最后的诀别——
“老夫妻竟然没有掉一滴泪。您由于不完全性肠梗阻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妈妈强颜欢笑地为您切了一片薄薄的面包。为了安慰她，您忍着巨痛一口口把面包强咽下去。每咽一口，您都要流一头汗呵……”
尽管到了生命的黄昏，陶铸还是沉着坚定地告诉专案组：
“我已经是油尽灯残的人，他们尽可随意给我做结论。但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有权利保留自己的意见。我相信历史会对一切做出说明。”
历来以“钢铁炼成”自居的共产党员，在党的钢铁制裁下躯体变得不堪一击，内心却依然坚不可摧。陶铸孤身一人流放到合肥43天后，凄凉离世，骨灰也不知下落。
人民日报帮助一个高干子弟发出了鸣冤叫屈的信件，同时给沉沉苦海中的普通中国人带来了一线希望。报社收到一万多封读者来信，表达对受迫害的老一辈革命家的深切同情和敬意，对“四人帮”等专制势力的极大愤慨，对平反一切冤假错案的强烈呼声。
网友“夜夜笙歌”1978年还是个中学生，在网上回忆同学们传阅陶斯亮文章的情形：
“整整一大版，看的同学大部分都哭了。我看了好几遍，看一遍哭一次。之前我也看过许多书许多报，里边有英雄人物，但都没有像这篇文章那样打动我的心。”
读者来信之多，陶斯亮在人民日报上公开作复《深深的感谢》，描述自己的心情——
“我就像是一个胸中积满了感情，忍不住对着苍天大地呼喊了一声的人，自己却被那从千山万壑反射出来的雷鸣般的回声惊呆了，我那一声呼唤与这天地间的轰鸣相比，只不过是一声小小的呐喊!”
一星期后，历史性的“三中全会”开幕，中央正式卸下陶铸、彭德怀尸骨上的枷锁，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全党和民间没有异议地一致赞同。
读过、听过陶斯亮这封信的人，从陶铸身上，看到了共产党员的磊落人格、“松树的风格”。陶铸蒙冤的原因很简单：不肯答应江青的要求，在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生活会上，向刘少奇、邓小平打头炮。陶铸佩服邓小平的政治才干，“文革”前曾在党代会上公开说过：
“如果党内允许拜师的话，当主席的学生我不够格，但我愿拜邓小平为师。”
“文革”中陶铸悄悄对曾志表示：
“我讲这话，代表们都是听到的了，现在他落了难，我就翻脸朝他开炮?我做不出!”
在政治局生活会上，陶铸一杯接一杯喝茶，没有发言，结果自然是触怒了江青、毛泽东，1967年1月被突然打倒。
这是魑魅魍魉横行天下的时代，真正的共产党人用自由和生命谱写的一曲人间正气歌。张伟涛在2004年第12期《人物》杂志《陶斯亮：红色征程》一文中，提到曾志晚年的一个细节。陶斯亮和女儿阿妹到医院探望重病的曾志，突发奇想，提一个问题让每个人回答：
“如果让你再有第二次选择，你选什么样的男人?”
阿妹说：
“我会选个坏男孩儿!”
陶斯亮说：
“我会选个比较优秀的男人!”
姥姥曾志认真想了想，斩钉截铁地说：
“他首先要是个共产党员!”
听了老人的回答，陶斯亮母女俩大笑不止。可是曾志没笑，曾志是个从不说笑话的人。
共产党员!对于今天喜欢“坏男孩儿”和“疯狂女友”的青年男女有点不可思议，但它的的确确是一代共产党员被毁灭、被扭曲的人格魔力。
解救“阎王”
1978年，老革命家陆定一的儿子陆德找到人民日报第一副总编秦川，递上一份信《申诉父母冤情和请求两位老人出狱》。
陆定一，中共“七大”选出的三十几位中央委员中唯一的大学毕业生(周恩来等人大学肄业)，担任中宣部长20年之久。人民日报的社论必须经他签字才能发表，报纸排版要从夜里2点开始，因此陆定一的作息时间与人民日报基本同步，经常熬到深夜2时把社论审阅完才入寝。“文革”一来，毛泽东对如此勤勉敬业的陆定一和他领导的中宣部作出结论：
“中宣部包庇坏人，压制左派，是个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毛泽东的话如雷霆万钧，陆定一在劫难逃，加上神经失常的夫人严慰冰写匿名信说林彪夫人叶群“生活作风败坏”一事，陆定一全家几乎被一网打尽。陆定一及长子陆德，陆定一夫人严慰冰及其母亲、二妹、三妹、四妹均被捕入狱，全家总刑期达56年!
秦川五六十年代在中宣部当处长时，陆定一是部长。秦川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劳动期间骨瘦如材，陆定一见了心疼：
“秦川同志，你有病，你要回来!”
从此，秦川结束下放劳动，在家待业。“文革”高潮期间，秦川在工人体育场批斗“彭罗陆杨”大会上，远远看见陆定一挂着牌子挨斗，一副惨不忍睹的模样。陆定一被软禁3年、监狱10年、绝食3次、批斗八九十次。对于毛泽东比划笑谈的批斗大会，他在给中央的信中是这样描述的：
“每次站五六个小时……又立正，又低头，汗出如雨，浸透棉衣，腰部瘫痪，无人两边架就不能行走。”
在绝境中，陆定一清醒地意识到要活下去，必须找到释放压力的办法。在秦城监狱的单身牢房里，他经常高唱京剧《空城记》、《甘露寺》，逼迫自己开怀大笑，虽然蹲了十几年监狱，却未失去说话的功能。悲愤难抑时，陆定一就大声嘶喊：
“毛主席呀，我什么问题也没有呀!”
“文革”末年，1975年11月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释放陆定一出狱，但保留“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分子”、“内奸嫌疑”3顶政治帽子，“永远开除党籍”。自身难保的邓小平提议陆定一“还是留在党内”，没有被政治局接受。没想到，政治局的决定传到监狱，无锡书香门第出身的陆定一跟彭德怀元帅一样的铮铮铁骨，拒绝在处理决定上签字认罪。于是，陆定一夫妇继续留在秦城。
毛泽东病逝、“四人帮”倒台后，陆定一向专案组提起申诉：
陆定一：我要看有关开除我的党籍的文件，这是我的权利，符合党章。
专案组：这个文件，全国任何人都可以看，只有地富反坏右和你，不能看。
陆定一：向华主席申诉，是我的权利，符合党章的。
专案组：开除你的党籍的决议，是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的，毛主席圈过的，不准申诉。
秦川读着陆德申诉信，想起“文革”前中宣部的岁月，十分伤感，更是义愤填膺。当年“阎王”保护了“小鬼”，今天“小鬼”也要奋力解救“阎王”。秦川顶住“毛主席圈过”的压力，力排众议，将陆德的信批发人民日报《情况汇编》“特刊”，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预备会议前，送给中央领导和在京的中央委员。
在胡耀邦主持下，中组部作出“解放”陆定一的决定。12月2日，中组部、公安部两位副部长驱车来到复兴医院监狱病室，告诉陆定一，中央将为他平反。陆定一一板一眼地追问：
“能为我平反，这不简单，不简单啊!我的案子该叫冤案吧?”
两位副部长同声答曰：
“是错案。”
陆定一这才长叹一声，结束了13年的监禁，重见天日。
陆定一出狱后，秦川去他家探望。严慰冰的妹妹把一条纱巾套在秦川脖子上，动情地说：
“我们全家人都感谢你!”
一会儿，陆定一回家，握着秦川的手，彼此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秦川清楚地记得那天也是陆定一首次见到睽违十多年的女儿小瑞，老人端详着女儿，用手抚摸着她的一双长辫子，眼里饱噙着眼泪说：
“长大了，长大了!”
陆定一复出后的第一篇文章《怀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1979年3月8日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在当时连林彪、“四人帮”所作所为“左”“右”属性都没有明确界定的情况下，陆定一在党内较早指出：自“大跃进”到“文革”结束，中共实际上形成了一条左倾路线。文章中的这句话引起中央有些领导人的不满：
“现在，已经完全清楚，彭德怀同志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的‘意见书’，是正确的。错误的不是彭德怀同志，而是反对彭德怀同志的人。”
刊出前一天晚上，陆定一特意打来电话嘱咐：
“秦川同志，这篇文章你一个字也不要改。”
“反对彭德怀同志的人”，直接指向毛泽东。老部长敢写，秦川就敢发。早在提出“社会主义总路线”时就认定毛泽东“偏激”的秦川胸有成竹，相信陆定一的“反左”见解站得住脚，非议传来也就一笑置之。
晚年的陆定一回顾中共七十多年的曲折历史，认为真正的“路线斗争”只有两次。一次是王明路线，一次是“文化大革命”。两次的特点都是政治上的极左主张，加上组织上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毛泽东对王明的做法不以为然，在延安整风时主张对犯了错误的同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没想到“文革”中他自己也搞起“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来。秦川说：
“这是陆定一从全党、全民族，包括他个人的惨痛经历中总结出的带血的教训。”
神藏鬼伏
“文革”后党内流传陈云的3句话：
“毛泽东是人不是神，刘少奇是人不是鬼，康生是鬼不是人。”
神、鬼、人，三者的大逆转，高度凝练地概括了“文革”前后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大彻大悟。人民日报社胡绩伟、秦川、李庄、王若水等人，这些普通而优秀的党员，普通而优秀的公民，从自己和同志、同胞几十年政治运动的辛酸苦涩中咀嚼回味，率先发出了神、鬼、人拨乱反正的呼声。
胡绩伟得知邓小平复出后在军队一次会议上说：
“缔造我们军队的不是一个人，是我们党，是很多同志。”
人民日报下决心从版面做起，取缔个人崇拜。领袖照片不再发整版，也不发通栏;取消报头的“毛主席语录”，减少文章中引用的毛主席语录。过去文章中的领袖语录都要改排黑体字以示尊崇，人民日报多次给中央口头汇报或打报告，建议废止，都未获同意。到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副主席表态说，他的讲话里引述毛主席的话不要排黑体字，人民日报才找到由头，一举废弃了这种“神化”版面。
王若水副总编更是到理论务虚会上慷慨陈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教训是个人崇拜》，尖锐指出“文革”灾难与领导人的个人品质有关，振聋发聩。
1979年春天，中年医生王敏清带着一篇怀念父亲王世英的手稿，找到人民日报，指名道姓求见李庄。两人此前并不相识，只是因为听说李庄在“文革”中靠边站，才心生信任。这年1月24日中央为王世英等几位老同志举行追悼会，邓小平副主席亲自主持。王世英只是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一名普通委员，为什么享有如此哀荣?他长期从事情报、军运和统战工作，不仅熟悉党外斗争，对党内倾轧的真相也知根知底。手稿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
“我的爸爸被窃取中央文革领导大权的那个‘理论权威’和叛徒江青一伙残酷迫害致死已11年了。”
疾恶如仇的王世英，与这个“理论权威”康生斗争了30年!当年在延安，他以年轻人的全副革命热情，向党中央揭发了江青和康生的“丑陋历史与罪恶行径”，带头在揭发材料上征集签名，按手印。在康生主导的“整风”“审干”中，多少人被打成“特务”，王世英挺身而出对许多好同志“用脑袋和党籍担保”，让康生恨恨不已：
“世英你有几个脑袋?!”
全国解放后，王世英在山西省委和中央监委的岗位上，参与平反了不少冤案和错案，保护和解放了许多被诬陷的好同志。这更激起了康生的仇恨。“文革”一开始，康生跑到中央监委“指导运动”，给王世英劈头盖脑扣上“大牛鬼蛇神”、“老反革命”、“大叛徒”、“大特务”、“坏人”等一大堆帽子。
此后的情节就像好莱坞黑道惊险大片了，前所未有地揭示了党内某些晦涩不为人知的悬疑，文稿写道：
“1967年春天的一个晚上，爸爸严肃、激动地对我说：‘在我死以前，很想见总理!有些事，现在知道的人不多了……。’
“听到这里，我的眼泪止不住滚滚而下。同时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便立即给敬爱的周总理写了一封信。此后，每当有人敲门，爸爸总是立刻挺起身子问道：‘谁?!是总理派人来了吗?’”
不幸的是，周恩来根本没有看到这封信，而王世英却被隔离审查，病情恶化住进日坛医院，也不让亲属看望。儿女们得知他有时要去放射科接受治疗，就商定轮流去医院走廊“值班”，期待着父亲的偶然出现。不论刮风下雪，从不间断。终于有一天，王敏清在通往放射科的走廊上，遇见了坐在两个押送人员推车上的父亲——
“为了不影响爸爸以后的放射治疗，我不敢暴露，更不敢上前说话，只得装作路人，呆呆地等待爸爸走过来。为了怕爸爸看出我的伤心，增加他的难过和烦恼，我强忍着夺眶而出的眼泪，并极力用勉强的微笑迎接他。
爸爸离我近了，更近了。爸爸不愧为老一辈革命家，他完全理解这一切，他镇定地挺直身躯坐在推车上，安详地看着我，并微微向我点点头。”
这是王世英与家人的最后一面。他像那个被毒杀的俄罗斯前间谍亚历山大·利特维年科，孤寂而神秘地死去：穿着一身破旧单衣，张着嘴，睁着眼，后头部陈旧的血迹把白床单染上了一层淡淡的铁锈色……死后也不让保留骨灰。
家人只得在骨灰盒里，放进王世英生前戴过的一副眼镜，还有他1962年痛斥康生的一首诗：
“阿谀奉迎，蚁附蜂拥。
自为得计，终将败行。
无耻之徒，众目岂容。
踏尸进阶，爬高跌重。
历史自造，无法改正。”
王世英用职业特工的敏锐，最早看出康生的“蚁附蜂拥”“踏尸进阶”的丑恶，以生命为代价，一再呼吁亲爱的党多加警惕防范。但王世英平反时，还无法公开追究迫害人，因为康生死后还戴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光荣的反修战士”3顶桂冠。
李庄与王敏清商定，全文回避康生的名字，只说“那个理论权威”，虽然读者一眼就能看穿说的是谁。考虑到文章有些内容是“人所未言”，李庄未同报社其他负责人商量，准备个人承担责任，9月24日安排见报。
出乎意料的是，在越来越多的冤案被揭露出来后，已经没有人敢于公开为这个已故中央副主席辩护。李庄还接到不少老同志的鼓励电话。大约一年以后，1980年10月，党中央决定开除康生、谢富治党籍，撤回悼词。
通天大案
神鬼各归其位，人民日报开始琢磨为“文革”天字第一号大案刘少奇案件促成翻案。好一条贵州汉子秦川，艺高人胆大!当王光美还关在秦城监狱的时候，秦川就示意刘少奇的子女，争取为父亲平反。
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写了一封申诉信，到人民日报找到秦川，秦川领着他到胡绩伟办公室，一起讨论为刘少奇平反的可能性。秦川和胡绩伟一道对刘源的申诉信提出了一些意见，由秦川当面指导他如何修改。改好以后，秦川即批发报社《情况汇报·特刊》报送中央。
据胡绩伟在回忆录中所言：
“这份材料对中央下决心为少奇平反起了推动作用。”
在中央下决心之前，秦川和胡绩伟还玩了一个“小动作”，影印出版延安时期的《整风文献》，因为里面有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秦川跑了几家图书馆，都没有找到延安原版《整风文献》，最后在中宣部图书馆发现了1949年新华书店重印本。人民日报偷偷影印发往全国各地。党内同志奔走相告，看来少奇同志的冤案很快就要平反了!
胡绩伟特意给胡耀邦送了一本，一本正经地说：
“我们买了一台影印的机器，为了试一试这个机器的效能，我特别选了《整风文献》，印出来的效果很好，比延安时期的老版本漂亮多了。”
胡耀邦看了目录，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翻了翻，高兴地说：
“你真鬼!”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斩获，就是拿下国家主席刘少奇。现在要撬动这个“通天大案”，谈何容易!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党内同志为此煞费苦心。
胡耀邦的中组部首先为王光美平反，1979年初把在秦城监狱囚禁了12年的王光美接到中组部翠明庄招待所。招待所服务员李红记得第一次见到王光美那天，她还穿着黑色的狱衣，花白头发已经过肩，但气质非常好。王光美没有任何行李和洗漱用品，却急切地说：
“请给我笔和纸，麻烦你尽快帮我借支笔，多拿些纸来。”
王光美急于为屈死的丈夫呼吁。秦川编发了王光美写的申诉材料，直接送到胡耀邦手里，再由耀邦批转给中央领导。与此同时，人民日报与中组部配合默契，利用公开报道为刘少奇夫人恢复名誉。1月28日，人民日报春节联欢晚会的报道让全国读者眼前一亮：
“王光美同志也带着她的孩子们参加了今天的晚会。在二楼游艺厅里，她和大会堂的服务员以及许多老熟人亲切交谈。王光美同志高兴地说：‘这是12年来我第一次和人民一起过春节。能和人民在一起，我非常高兴。’”
经过几十年“阶级斗争”的凶神恶煞，第一次度过这样宁静祥和的节日，全国读者跟王光美一道长出了一口气。
中央为刘少奇平反的工作在艰难而顽强地推进。据中共党史出版社《再生中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前后后》(熊志勇编著)披露：
“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同华国锋、汪东兴面对面地进行了交锋。邓小平等人对不理解和抵制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阻挠为刘少奇平反的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在6名常委中，4：2的格局，明显使华、汪陷于孤立和被动。尽管如此，汪东兴仍然坚持自己的错误立场。
在这种情况下，常委中有人提出建议：如果汪东兴等人觉得无法与政治局其他人合作共事，倒不如痛痛快快地辞职!
作为会议主持人的华国锋见状便明确表态，同意为刘少奇平反……”
接着，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推翻了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决议，为刘少奇正式平反!在胡耀邦的直接安排下，人民日报闻风而动，接连发表署名“新华社记者”的3篇文章：
《工人阶级一位勇敢的战士——刘少奇同志在1925年》
《在反帝斗争中建立功勋——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二七年》
《满洲省委的卓越领导者——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二九年》
3篇文章用确凿的事实，为刘少奇摘掉3顶骇人听的“帽子”——内奸、工贼、叛徒。据《再生中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前后后》一书说，在中国科协“二大”会议期间，胡耀邦在休息大厅与华国锋聊天：
“华主席，关于少奇同志那三篇文章怎么样啊?”胡耀邦问。
“好，好，很好!”华国锋脸上堆着笑容。
“林彪、‘四人帮’控制舆论大权，批了少奇同志整整十多年，发表了数百万、上千万篇文章，我们只用3篇文章就把他们彻底推倒了。”胡耀邦的语调有些激动。
华国锋听罢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
在陈云为第一书记的中纪委、人民日报等党内强大呼声的压力下，坚持维护“前任首长”的华国锋已经无力回天。
1980年5月16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5·16通知》14周年之际，人民日报为刘少奇平反发表社论，公开承认这是“我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是“我们党所犯的一项严重错误”。社论郑重指出：
“根本不存在一条以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不存在一个以刘少奇同志为‘总头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不存在一个以刘少奇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存在一批以刘少奇同志为‘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才是历史的真相。”
这篇经政治局常委会审定的社论，宣布4个“不存在”，使得发动“文革”的前提成为“莫须有”。评论部主任范荣康起草的送审稿中原来还有一段话：
“刘少奇这个司令部早就只剩下‘光杆司令’。现在刘少奇同志的冤案平反了，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成就的最后幻影也就消失无余了。”
一位常委在审查社论时提出删去，认为这样的结论应该由中央出面以某种形式郑重发表。看来彻底否定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只是时间问题。
(21 改正)
情系庶民
胡耀邦1989年4月去世后，人民日报记者孟晓云、王楚来到北长街会稽司胡同25号耀邦寓所，采访那不足18平方米的家庭灵堂吊唁活动，深情地写道：
“知名的、不知名的老干部来了，太多了，太多了，以至亲属和工作人员无法历数他们的姓名。
有的在灵堂里号啕大哭，有的跪在遗像前悲痛欲绝，喊着：‘没有你，我的冤屈就无法平反哪!’每一个被解放、被昭雪的人，都铭记着耀邦同志在平反冤假错案中卓著的功勋和刚正不阿的品格。”
胡耀邦主持和参与平反、落实政策的，不仅是刘少奇、彭德怀、“61人叛徒集团”这样的党政军领导人，还有大量普普通通的中共党员和中国人：
——“改正”55万名“右派”，为其中失去公职的27万人恢复公职，重新安排工作或安置生活。此外，对划为“中右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的31.5万人及其亲属也落实了政策。
——为“土改”以来的“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其子女不再视为地主、富农等家庭出身。这意味着全国数千万公民以及他们的上亿亲属不再贬为“贱民”、打入另册。仅在农村，就有440多万人被摘掉地主、富农帽子。
——为全国71万名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等恢复“劳动者”身份，不再视为资产阶级工商业者。
——为资本家发还被查抄的存款，恢复补发被减扣的高薪，归还被占用的私房，原工商业者在政治上与干部、工人一视同仁。
——为40万国民党起义人员、投诚人员落实政策，宽大释放国民党县团以下党军政特人员，为去台人员大陆家属落实政策。
——为乌兰夫、“内人党”等“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摘帽，为藏族领袖崔科·顿珠才仁、桑颇·才旺仁增、江措林·土登格桑、邦达多吉等平反，宽大处理1959年西藏“参叛”人员，恢复公民权，政治上不受歧视。
——对“文革”中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的10402人，以及因其他重案被处死的人，组织复查，发现冤杀错杀情况相当严重，予以纠正、改判和平反。
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至1982年底，全国共平反了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
胡耀邦的难能可贵就在这里，作为长征一代老干部，经历过那么多回合惨烈而污浊的党内斗争，仍然保有一颗赤子之心，对社会底层的疾苦时刻感同身受，具有深切的同情和挺身而出匡复正义的火热情怀。他不同于某些政要权贵，从江湖回到魏阙，好了自己的疮疤就忘掉平民的伤痛，只看到自己是屈打的忠臣，却认定别人才是真正的异己分子，甚至向当年的难友重新举起了打人的“棍子”。在耀邦眼里，棍棒落在贵族、平民身上，都是一样的伤痛;冤假错案受害者的挣扎呼救，是不分社会等级的“吁天权”。他的态度是“有错必纠”，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排除万难，从“神州大地的一口口‘油锅’中，抢救出千百万快被炸透了的苦难者”(戴煌语)。
如此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代表执政党与它曾经敌视的社会各界实现历史性的和解，可能会因揭露历史真相而动摇国本，也可能把几十年间江山社稷的社会基础重新打造一遍，而获得继续执政的合法性。但无论如何，这样做需要巨大的道德勇气。
就像梵蒂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1992年当着几十名红衣主教的面，毅然公开承认360年前教廷处置伽利略是一个“错误”，希望“永远不要再发生另一起伽利略事件”。保罗二世对教廷罪恶的自责和自赎努力，得到了科学界的广泛谅解和基督教众的认同。
在七八十年代之交，胡耀邦对同志、对同胞博大深沉的爱，感动了全中国。即便是历来对中共治国理念持批评态度的人，从梁漱溟教授到达赖喇嘛，都对胡耀邦发出衷心赞誉。胡耀邦1981年取代华国锋出任党主席后，收到达赖喇嘛发来的贺电：
“我希望你会继续用你的胆略和努力来承认现实和尊重人民的愿望。祝愿你胜利领导中国人民繁荣富强。”
胡耀邦追悼会期间，台湾记者访问从人民日报社长位置上离休的秦川，请他谈谈对胡耀邦的印象。秦川的回答一连用了4个“最”字：
“他是最好的人，最纯洁的人，最宽厚的人，最深得人心的人。”
人民日报紧随胡耀邦，既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冤假错案奔走呼号，也为普通百姓、普通党员的悲剧命运仗义执言。最典型的两件事，是推动全国各地对“右派”冤案几乎一风吹地“改正”，隆重纪念被虐杀的共产党员张志新。
“改正”“铁案”
胡耀邦1977年底到中组部上任后没几天，就询问：
“全国到底有多少“右派”?”
1957年的“右派”，知识分子、技术人员、专家占60%以上，在不少单位竟然高达80%。中国本来极其稀缺科技专家、人文社会科学人才，他们在长期的国共内战、抗日战争的烽火连天中受到完整的大学教育，在中国极其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出国深造，本来就是个奇迹。国民党从大陆败退后，不少大师级的学者没有跟着蒋介石去台湾;新中国成立后，又有很多人放弃海外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回国创业。就像现代大儒梁漱溟教授1949年谢绝避居香港的邀请：
“我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并自问为中国的前途操过心、出过力的炎黄子孙，有什么理由跑到香港去呢?”
就像物理学家彭桓武、邓稼先遇到记者提问“为什么回到贫穷的祖国去”，不约而同地反诘：
“你这个问题的提法不对!你应该说为什么不回国?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
据郭沫若1956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的发言透露，当时，中国6亿人口中，知识分子384万，其中高级知识分子才10万多人，包括7499位教授、副教授，3.1万位工程师。他们本是共产党建设工业化、现代化的依靠力量，但由于大多数是解放前培养成才，思想底色倾向于“五四”科学民主主张与西方自由主义学说，中共党员只占4.4%，始终得不到信任。
他们在一次次“思想改造”运动中像婴儿一样被官员翻来覆去“洗澡”，终于在“反右”和“文革”2次文化浩劫中，被成千上万地剥夺了科学创造的权利。除了与“两弹一星”有关的物理学家受冲击较小外，几乎整整一代学人，还有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现代学科，被当年的北大旁听生从中国和世界学术史上硬生生地抹去了。
这些凤毛麟角的知识精英，大多不懂政党政治，但愿意服从政治权力，在现实政治允许的范围内为国家效力，甚至不自量力地希望用自己的知识和专业经验对执政者有所箴谏。
中国最好的翻译家傅雷，一解放就被《人民日报》指责，说他在《贝多芬传》译序和附录中“一味夸大个人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错误地解释历史发展的规律”，是“极端的个人英雄和个人主义思想”，甚至危言耸听地说，译者的观点“麻醉人民”，是“反动统治者巩固统治的工具”。尽管如此，傅雷还是对新中国抱以极大的善意。1957年他应邀列席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亲耳聆听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宣示，兴奋地给在波兰学音乐的儿子傅聪写信，寄去多达14页的毛泽东讲话记录和自己的学习心得，叹服毛主席——
“运用马列主义已入化境。”
“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都融会贯通了的人。”
向来不问俗事、与世无争的傅雷，人誉“云中仙鹤”，自称“仓库里的老鼠”，在1957年可悲地被领袖的诚恳所感召，参与“鸣放”，讲过几条绝无任何政治企图的意见。据人民日报报道，这些意见包括：对旧知识分子的改造要“和风细雨”，不能“过分粗暴”;出版要符合“读者需要”，不该忽视鲁迅著作、《约翰·克利斯朵夫》和巴金作品;稿费制度要合理，不能影响创作、影响作家生活。“反右”一来，尽管由文艺界领导人周扬出面缓颊，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还是不肯放过傅雷，拍板扣上“右派”帽子。
父亲遭到不测，长子傅聪在波兰风闻要让他提前结束留学回国。《世界》杂志2005年第10期施雪钧文章记载了一个未经傅聪本人证实的传说，初恋女友偷偷写信将国内发生的一切告诉了他，告诫傅聪：
“你不能回来，如果回来，你的艺术就完了!”
女友大胆无私的爱，为华人世界挽救了一位杰出的钢琴家。傅聪当机立断，悄悄取得英国驻华沙领事馆的签证，登上了去英国的班机。
从“反右”到“文革”前，在那个风声鹤唳的年代，多亏周恩来和陈毅的关照，傅雷得以与自行流亡的傅聪保持通信。天各一方的父子，视政治劫难为无物，心无纤尘地探讨音乐、艺术、文化、祖国和人生。傅雷在信中嘱咐傅聪：
“做人第一，其次才是做艺术家，再其次做音乐家，最后才是做钢琴家。”
“文革”中，傅雷与妻子朱梅馥当街挨斗4天3夜后，在家中双双从容自缢。尽管国内家破人亡，傅聪在海外几十年，从未发表过半句对祖国不恭的言论。凡是对祖国抱有敌意的国家和地区，无论出多大的价钱邀请演出，他也绝不肯踏上其土地一步。据三联书店老编辑范用回忆，“文革”后胡耀邦对邀请傅聪回国讲学问题作出批示：
“傅聪的出走情有可原，这是一;出走后确实没有损害党和国家的行为，这是二;出走以后，仍旧怀念国家，忠于自己的艺术，治学态度很严谨，博得学生和人们的同情，这是三。这些必须充分理解和体谅。
他回来演出，教学，要完全允许他来去自由;不要歧视，不要冷淡。据说他生活并不好，应根据他的工作给予应得的报酬，并可略为优厚。应指定专人对他做点工作，要较充分体现国家对这样一个艺术家慈母心肠。”
耀邦的批示同时指出：“出走毕竟是个污点，应有个交代。”傅聪回国后，在接受记者访问时，对自己过去的出走表示内疚。由范用编辑，三联书店在1983年终于排除阻力，出版《傅雷家书》，成为博主这代大学生喜爱的艺术和人生修养必读书。
放眼全中国，多少像傅雷、傅聪父子这样的优秀知识分子、文化人，冤魂不得安息，才华湮没无闻，赤胆忠心却报国无门?然而，当年的“反右运动”，毕竟涉及党的两代领导核心，在一些人心目中是难以撼动的“铁案”。邓小平“文革”后对“反右”讲了3句话：
“1957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没有错。
“问题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扩大化了，打击面宽了，打击的份量也太重。
“1957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
3句话是个整体，不可分拆。统战部、公安部、中组部、中宣部和民政部5个中央部委在烟台开会，决定全部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并给予妥善安置，但不搞甄别平反，只勉强同意对极个别完全搞错的予以“改正”。
戴煌在《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中写道，与会的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就是当初把批评郭玉峰的大字报送到人民日报的那位老干部)当场表示“保留意见”，力主划错多少“改正”多少。人民日报驻会记者于国厚赞同这个意见，回京后向国内政治部主任王泽民、副主任付真汇报了会上的争论。社领导胡绩伟、安岗等人闻讯后火速商议，给杨士杰打电话，建议写出书面材料报送中央。王泽民还到中组部同志家里面商。很快，杨士杰署名写出对烟台会议的书面意见，胡耀邦又安排以中组部名义给中央打报告。中央发下话来，5个部委再开一次会进行研究。
在中组部据理力争下，中央55号文件终于开了一道口子：
“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
胡耀邦以政治家的勇气和智慧，在笼统肯定“反右”某种合理性的前提下，对广大“右派”同胞，以“改正”之名，挤开了“平反”之门。
人民日报考虑到“右派”问题的敏感性，不能像落实干部政策那样大张旗鼓地发表长篇大论，更避免像针对“康办”背景的郭玉峰那样咄咄逼人。从1979年1月2日起，人民日报陆续发表中央党校、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上海市、北京市等中央机关和地方“改正”错划“右派”的消息，向全党推荐勇于“改正”的先进经验，以此为榜样，循循善诱地解除人们的思想顾虑：
公安部：63名“右派”全部改正;派专人到该部“右派”流放地青海省，当面宣布改正结论，对经济困难的给予补助;根据“右派”本人提出的名单，发函亲属所在单位，消除影响。对当年给本部门的领导提意见，改正结论就写上“没有右派言论”;对说过一些错话，但不是从根本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结论就写为“不是右派言论”;对确有类似“右派”言论而当时很快作了深刻检查的，结论就写为“有错误，但不应定为右派分子”。
中央党校：97名“右派”已改正93人。梳理出“反右运动”的几条认识误区，即把说了几句错话，属于认识方面的问题的事，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把几个人在一起的自由议论，说成是反党小集团;把正常的批评，说成是向党进攻;把向党交心、检查自己的错误思想，说成是恶毒攻击，思想反动;把在理论问题研究中的不同见解，说成是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向中央领导同志提出批评意见，说成是攻击中央领导，并把这些作为划右派的依据。
上海市：总结了错划“右派”的深刻教训，如把对市委领导人和对本单位领导人提出的批评，说成是“攻击党的领导”;把对执行政策中的问题的批评，说成是“否定党的政治运动”，“攻击党的方针政策”;把执行上级的指示(即毛泽东引蛇出洞的“阳谋”)，说成是“煽风点火”，“发动右派向党进攻”、“污蔑党的领导”;把对爱人被划为右派或反党分子不服，向组织提出申诉，说成是“丧失立场”，“包庇”、“支持”右派向党进攻。
民盟：有1/3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5的成员被划为“右派”，“扩大化”比较严重，现绝大多数得到改正，包括1957年著名的6月6日座谈会上“六教授”。
广东省：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不论本人是否提出申诉，连已经移居国外和港澳的错划“右派”也坚决予以改正。
据戴煌在书中记载，有些省市负责人看到人民日报大张旗鼓的报道，感到太突然，纷纷给报社打电话探问是怎么回事。胡绩伟一一回答说：
“专政机关和中央党校的‘右派’都平了，别处的‘右派’更该平。”
“右派”记者刘宾雁晚年回忆说：在“右派”问题上，起初中央文件只允许给很小一部分“错划”的人“改正”，还规定没有错划的不能“改正”，但是王若水主持编发了几个单位几乎给所有“右派”“改正”的报道——
“各地党委以为这是中央的政策。结果，各地右派改正工作实际上是以这几篇报道而不是中央文件为指针。”
人民日报为“右派”“改正”工作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和气魄》，针对党内普遍存在的思想疑虑，严正指出：
“对于确属错划为右派的人，尽管事隔多年，也要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这完全符合党的原则，符合党的政策。
如果认为‘过去的问题过去算了，只要摘掉帽子，安排工作，就行了’，这不是郑重的态度，是对革命同志政治上的不负责任……”
胡耀邦为“右派”争取到的，是一个暧昧的“改正”，对于“反右运动”是抽象肯定下的具体否定。但到底能在多大范围内进行“改正”，是一种模糊操作。人民日报理解耀邦的苦衷，向全党呼吁尽可能扩大“改正”的范围：
“划错了多少，就改正多少，决不应划框框、定调子和按什么比例。”
人民日报公开批评有的地方和部门希望上级规定改正的比例数字，实际上是在鼓励各地、各部门大胆突破“比例”。人民日报把能否为尽可能多“负屈”的“右派”“改正”提升到党性的高度，恳切陈词：
“我们决不能让错误的东西继续保存下去。见错不纠，不是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共产党人是靠实事求是吃饭的，我们应当有敢于坚持真理，敢于修正错误的无产阶级气魄。”
人民日报一再以中央机关报的权威向全党担保，“改正”不会“否定反右派斗争的成绩”，将来不会被扣上“为右派翻案”、“右倾”、“一风吹”的帽子，有关部门不必“犹犹豫豫，摇摇晃晃”。为防止“改正”后整人恶习死灰复燃，人民日报记者、后来的国务院台办新闻发言人张铭清撰写短评《怎样看待“改正右派”》，批评有些同志使用“改正右派”这个标签，是一种政治上的继续歧视：
“本不该划为右派，改了就完了，何必留下这个使人不痛快的特殊名词呢?问题是至今还有不能正确对待这些同志之事，提到时不得不以此名之，但愿到此为止才好。”
据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记载，按照过去的统计口径，全国被戴上“右派”帽子的约45万人。当被“改正”的“右派”人数突破50万大关时，有人慌了：
“这怎么办?太多了。”
胡耀邦说：
“当年猛抓‘右派’的时候怎么不嫌多?”
有胡耀邦明里暗地鼓励，有人民日报背书，也由于邓小平的容忍，各地、各部门最后实际“改正”“右派”55万多人，占全国“右派”总数的99.98%!有96人因种种原因未予平反，占右派总数不足0.02%。
一个文化古国最优秀阶层的灭顶之灾，就这样得到拯救。
赤子情怀
1980年11月，国务院参事、“反右”时中国人民大学党委组织部长李逸三铺开信纸，抖抖索索地给胡耀邦写信，呼吁为1957年赫赫有名的“大右派”葛佩琦平反。
葛佩琦，“一二·九”学生运动北京大学领导人之一，1938年的地下党员，以国民党军少将参议的身份潜伏东北，为共产党收集军事情报，解放后却被共产党拒之门外。到了1957年阴差阳错，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他只能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帮助党“整风”。葛佩琦对自己的党“爱之深，责之切”，在座谈会上发表了一通激动的讲话。他的即席发言先是被《人大周报》断章取义、夸大其词，接着《人民日报》又加以转载：
“1949年共产党进城时，老百姓都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来欢迎。今天老百姓对共产党是‘敬鬼神而远之’。
“我要重述一遍，群众总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那必是这条道路，总有这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只空喊万岁是没有用的。”
《人民日报》还特地制作了醒目的小标题：
葛佩琦认为：今天党群关系与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党员起了监视群众的便衣警察的作用。他说：“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
1957年的危言，今天听来已经稀松平常。“文革”后连党内元老陈云都告诫说：“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当年的公众不了解葛佩琦本是一名忠心耿耿的老党员，他的“亡党”警告听上去很像一个党外异己分子(还是国民党少将呢!)赤裸裸的挑衅，十分刺耳，被指认为“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罪证。以至于二十多年后，邓小平提起“反右”，还记得“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
葛佩琦察觉事态严重，6月9日上午来到人民日报社，给编辑部送上一封更正信，指出：
“6月8日你报7版刊登的我的那个发言，有些地方和原意有出入，请予更正。”
葛佩琦在信中申辩说，他在座谈会发言的语气要缓和得多，原话是这么说的：
“在这次整风中，如果党内同志不积极改正缺点，继续争取群众的信任，那不仅可以自趋灭亡，而且发展下去，可以危及党的生存。”
人民日报此时正在遵照毛泽东“反右”部署，紧锣密鼓发出“反右”动员令，对葛佩琦的来信置之不理，继续连篇累牍地渲染和围剿那句“杀共产党人”的话。
葛佩琦为人民日报上的这段话，坐了18年大牢，妻离子散，出狱后靠双拐走路，几乎成了瞎子，一个人住在大杂院8平方米的小屋里。在他为争取平反奔走呼号的过程中，人民日报总算在档案中翻出1957年6月他给编辑部要求更正的信件，提供了他受诬陷的重要证据。葛佩琦先后去过中组部上访、找到胡耀邦家递交申诉信，种种努力最终还被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市委封杀。同情他的李逸三老人只好以当事人的身份，直接给胡耀邦写信求援。
据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透露，李老在初稿中痛责自己：
“划葛佩琦右派，我是举过手的，我们做了多少祸国殃民的事，大家都平安无事!”
面对中央领导人胡耀邦，李逸三又觉得这样的话未免唐突，把它划掉，改成——
“葛被划成‘右派’时，我也举过手，我是问心有愧的!”
谈到葛佩琦漫长的颠沛流离，有关部门的麻木不仁，李逸三愤然向耀邦建议：
“在查清制造这18年冤狱的有关人员时，判处他们18天徒刑，让他们体会一下18年冤狱的滋味!”
这就是一个老共产党员澄澈透明的心：对自己参与过的“祸国殃民”深切忏悔，不肯心安理得地居于庙堂之高“平安无事”，轻飘飘地说什么“娘打孩子，孩子会记娘的仇吗?”“犯了错误又改正错误，正说明党的伟大”。
与李逸三的自责相呼应的，是1924年入党的经济学家孙冶方，生前有一心事始终放不下，那就是同事顾准有一次曾经对他正色言道：
“你们手上都有血，而我没有!”
记述这段往事的朱学勤感叹：
“以顾准与孙私谊之深，以顾准当时已是有罪待诛身份，顾准竟然有勇气直面此言，孙冶方至死都觉震撼。”
正如共产主义是一种国际性的社会政治运动，共产党人的良知和觉醒也不分国籍。在捷克斯洛伐克，杜布切克1968年接任捷共第一书记后，才有条件阅读党内绝密档案。当他详细了解到几十年间政治迫害、血腥镇压的真相，连捷共总书记也被送上绞刑台，杜布切克失声痛哭，发誓决不让这样的悲剧在他的祖国重演。于是，有了举世震惊的“布拉格之春”，社会主义国家前无古人、很可能后无来者的政治体制改革尝试。在“文革”后的中国，想必胡耀邦心中激荡着同样的道德震撼和刷新政治的理想情怀。所以他才会不避嫌忌，出手拯救当年“右派分子”“杀气腾腾”的活标本葛佩琦。
人民日报1989年4月22日孟晓云、王楚报道《11亿中国人民为你送行——耀邦家庭灵堂吊唁活动纪实》写道：
“受过耀邦同志爱护和关照的老教授葛佩琦迈着艰难的步履，一步一步移到灵堂。是耀邦同志在他的申诉信上亲自批示，他才跳出沉沉苦海。今天，在耀邦同志遗像前，他怎能不思绪万千。”
共青团系统“右派”平反后，身为党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的胡耀邦，在各省市区团委书记会议上，遇到中国少儿出版社刚刚“改正”的“右派”陈模。据陈模在《炎黄春秋》杂志撰文回忆，耀邦在主席台上面对全体与会者说：
“1957年反右派斗争，他挨了整，吃的苦头最多。这件事我也有责任，我在最后的裁定书上也签了名嘛。现在我向陈模同志赔礼道歉!”
说着，胡耀邦走到陈模的面前，行了三鞠躬。陈模在文章中感慨：
“他并没有直接整我，先把整人的责任担当起来，他的大度、坦诚、谦逊的作风，感动得我热泪盈眶。”
接着，胡耀邦还向团中央机关及所属单位所有挨整的“右派”同志表示道歉，走到主席台前向全场同志三鞠躬，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胡耀邦当众发誓：
“我还要强调的是，今后这种整人的事，不要再发生了!”
在人民日报，报纸上为“右派”平反鸣锣开道的同时，抓紧为报社内部的“右派”昭雪。由秦川负责，报社32名“右派”经复查，不管活着的还是死去的，一律宣告平反。最难办的是为“右派”刘衡平反。这位湖北女性二十多年来以“九头鸟”的倔强，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当年军宣队对她说：
“你只要承认是右派，我们就给你摘掉帽子。”
刘衡断然拒绝说：
“我本来不是右派，是硬给我戴上的，如果胡乱承认，在我就是不实事求是，至于你们是否摘帽子，就看看你们的水平了。”
“文革”后，刘衡直接给胡耀邦写信要求平反。耀邦把信批转给人民日报处理。人民日报编委会当然愿意把“右派”问题一风吹，可是组织上找刘衡谈话时，卡在了胡耀邦煞费苦心发明的“改正”概念上。刘衡要求的是彻底平反，不要这羞羞答答的“改正”，她不依不饶地说：
“不是我不肯摘帽子，是你们要我承认帽子，才给我摘——承认了是小偷，就不是小偷了，这不合逻辑。”
“你们给我戴的，你们应该给我摘掉，但不能以要我承认帽子为前提, 我是死也不会承认的。”
秦川亲自登门拜访刘衡，苦苦相劝：
“这次平反，根本不问当时该不该反‘右派’，也不问给你戴‘右派’帽子，是戴得对还是不对，现在都一律平反。”
“过去都把你当敌我矛盾，同你谈问题是很不平等的，摘掉帽子以后，再讨论问题，你就取得了平等地位，无论是政治待遇问题，还是生活待遇问题，就好解决得多。二十多年前的是非问题，这笔账留到以后去算好不好?”
自身受过多年迫害的秦川不是军宣队，刘衡冰封多年的心在慢慢融化。她后来回忆说：
“当时天气乍暖还寒，大家不好再说什么，相视而笑。”
在报社召开的“改正”大会上，主席台上机关党委书记、报社秘书长面无表情地念出一个个“右派”的名字，没有一句检讨，受冤屈22载的老同志听了心凉半截。此书记和秘书长2人，都是当年人民日报“反右”的当事人。这时候，秦川看不下去了，蹬蹬跑上主席台，向全场“右派”朋友深深地鞠了一躬，说了一句：
“同志们，你们受委屈了……”
秦川在粉碎“四人帮”后调入人民日报，与报社“反右”没有任何牵连，自己长期遭受了与“右派”相似的苦难。这个最不该道歉的人，代表人民日报向政治运动的难友们深深鞠躬。秦川的举动，让在场“右派”热泪盈眶。
秦川晚年在《我眼中的“阎王殿”》回忆录中，提到老上级张子意“文革”后从监狱里出来，第一次见面，就拉着自己的手说：
“秦川同志，我对不起你!整错了。”
秦川1959年在中宣部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时，张子意是常务副部长。尽管秦川明白自己主要是被康生盯上和定案，张子意在出狱后还是对部下抱愧不已。
过了几天，张子意病重住进医院，秦川赶去看他。张子意从病床上跳下来，嘴里还是上次那么几句话，心情更加沉重：
“秦川同志，我是昧着良心整你的!”
秦川在回忆录上感慨地写道：
“在中国人的词汇中，‘昧着良心’4字份量很重，一般人轻易开不了口。我听了一阵激动，心想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气概。”
从胡耀邦到秦川、张子意，3位共产党人面对“我们”做过的“祸国殃民的事”，不约而同地作出真心实意的道歉。胡耀邦和秦川在“文革”后或大或小的领导岗位上，各自努力，不惜以自己的仕途和政治生命为代价，竭力避免整人势力卷土重来。这就是“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气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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