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家岭，用国家安监总局局长骆琳的话来说，王家岭矿难救援“可以说创造了两个奇迹”，“一个是被困人员的生命奇迹(指有115名被困矿工在井下坚持了9天得以生还)，而更重要的一个，是事故救援的奇迹：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坚强有力领导下，决策部署和实施方案有力有效，山西省委省政府组织十分得力。”

　　在玉树，奇迹则表现为军队的应急反应上：一是部署速度更快，地震发生12个小时之后，大批救援部队就已经从空中和陆路开进了震中，这就给营救生命创造了极大的有利条件(相较于汶川地震救援，中国军队有很大进步);二是专业救援能力更强，如救援中有兰州军区某部工兵团，武警的专业力量，来自成都军区的一支由矿山救护队员组成的民兵救援队。

　　这种救援奇迹，被看成是中国体制的优势。沙特某报说，中国独特的社会制度和应急机制决定了这个东方大国在处理地震、洪水、矿难等大灾难时拥有快速的反应能力和高效率。救援需要的一切设备、设施和资源能够在中央政府统一调配下迅速发挥作用。中国的老百姓对此也很清楚，接受央视采访的一位女公民在被问到王家岭救援时说：“感谢党、感谢国家、感谢政府、感谢领导，这样的事，只有我们中国才有”。

　　面对这种奇迹，老王也要由衷地表扬我们的政府、军队。

　　但是，问题还有另一面：防灾，也就是预防灾害的发生方面，中国的纪录可就不那么好了。

　　矿难大家耳熟能详，其原因也多是责任事故。就拿这次王家岭矿难来说，也正是为了早出煤早见效益，业主和施工方罔顾工程规范和灾难苗头，结果造成如此大的矿难发生。同时，政府对此监管不力，问责不力，以及背后的腐败因素，是中国矿难屡屡发生的重要原因。

　　在地震的预防方面，有更复杂的情况。如政府和地震部门放弃预测预报职责，使得已经被预测的许多地震不能及时发出预警;建设中的腐败造成众多豆腐渣工程，特别是学校校舍的豆腐渣工程，造成了地震来临时死亡人数的巨大(地震危害程度大过汶川数十倍的智利地震，死亡人数只有800多人，是汶川地震的百分之一);地震后不但对人为责任者不问责，反而对于相关信息如校舍倒塌原因和学生遇难名单的刻意隐瞒，甚至将有关信息搜集人士投入监狱，也造成了学校和学生屡屡成为地震的最大受难者。等等。

　　救灾有奇迹，防灾多劣行。说制度的优越性是可以的，但是要看到制度的另一面，它的不优越性。

　　温家宝总理赶赴玉树地震灾区，在倒塌的玉树州民族综合职业学校的废墟上，听说下面还压着17名学生，神情凝重，许久无语。温总理此刻在想什么?

　　胡星斗先生在网上发文，建议“就汶川震后的防震工作对温家宝总理问责”。胡先生说：

　　温家宝总理进行曾经发誓：“要把学校建成最安全、家长最放心的地方”。可是在玉树，地震死难者又有许多是孩子。2009年4月1日，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正式启动全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从2009年起，对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七度以上地震高烈度区、洪涝灾害易发地区、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易发地区的各级各类城乡中小学存在安全隐患的校舍进行抗震加固、迁移避险。温家宝总理负责落实了吗?

　　2009年5月1日，新修订的《防震减灾法》开始施行。修订后的《防震减灾法》吸取了汶川地震的经验和教训，其中明确规定，学校等已经建成的建设工程，“未采取抗震设防措施或者抗震设防措施未达到抗震设防要求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抗震性能鉴定，并采取必要的抗震加固措施”。地方政府没有落实《防震减灾法》，那么，作为行政之首的总理负有不可推卸的监督失职、领导失职之责。

　　胡先生说：

　　尽管我个人非常喜欢温家宝总理，我认为他是当今世界上最好的总理，是一位知识渊博、思想解放、深入基层、厉行改革、不顾个人安危、有勇有谋的总理，但是不能因为人民喜欢他，就不追究他在领导防震减灾方面的失职责任。温家宝总理应当在国务院会议上就领导防震减灾方面的失职作出深刻的反省和检讨，并立即指示和监督各地政府拿出资金，帮助民众加固地震带上的校舍和其他房屋。以后，如果再发生地震带上大量危房、土房、豆腐渣建筑倒塌的事，地方领导人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

　　胡先生提出的问题，正是我们要深思的问题。但我认为，在防震减灾中我们暴露出的种种弊端，并不只是温总理一个人的责任，而是我们政治制度的必然结果。如果这个政府不是真正向人民负责的，那么，它可能会在某些方面做得很好，如灾难救援，但在更根本的事情上肯定做不好，如灾害预防。原因很清楚，这两者都会给官员带来利益。救灾是一种聚焦了全社会甚至全世界注意力的特殊事件，在这种非正常时机好好表现，创造奇迹，会在世人面前展现领袖亲民，政府爱民，让人民感恩戴德，让世界惊叹艳羡，从而稳固政权，并且获得个人进步(吴稼祥先生已经指出中国历史上就有“救灾政治”传统，大禹正是凭借治水的功绩得到天下，并将公天下变成家天下)。而在日常的大量防灾减灾工作上，一般老百姓谁能关注?政府敷衍塞责，正好可以上下其手，获得经济上、政治上的利益，如建筑上的豆腐渣工程，和地震的不预报。反正救灾的巨大支出花的是公家的钱，而防灾中做手脚却是个人或集团获利。

　　救灾有奇迹，防灾多劣行——这也是我们制度的一个怪圈。能不能跳出去?怎么跳出去?这个问题，也考验着国人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