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非常轰动的就是某个中长跑集体大肆服用兴奋剂事件，我们不得不叹息，当我们为那些辛勤奔跑胜利后高举五星红旗的姑娘们激动、感激的时候，其中竟然是一群骗子在操纵。以前关于一些项目的兴奋剂事件，社会早有议论，国际上的质疑也从未间断。但人们并不知道，那时候也并非铁板一块，有人坚决要让马家军到悉尼去拿金牌，但时任体育总局局长的袁伟民得知检测出多名运动员服用兴奋剂后坚决不同意，并且居然要冒着事后下台的风险。可见兴奋剂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相当势力的。

的确，兴奋剂这个话题放在若干年前是不可能发出来的，如果有哪家报刊斗胆发表，轻则通报批评，重则撰文者开除公职，连带老总被撤职。读到这里网友会问，就竟是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会遭致如此重罚，是里通外国、宣扬迷信、散布黄赌毒？都不是，只是批评个别中国运动员使用兴奋剂，只是对一些公开的秘密发出质疑。那也不行，那时体育界有个“行规”（当然不是下面制定的），坚决否认中国运动员使用过兴奋剂，外国人这样怀疑就说他造谣，中国人敢曝光就说他没有国格。很多体育记者对此记忆犹新，他们之间说起兴奋剂都谈虎色变、噤若寒蝉：千万别让“兴奋剂”三个字出现，别把饭碗砸了。

谁都知道，服用兴奋剂是世界性问题，国外运动员一点儿也没有老实，但我们不能就此认定我们服用就合理。兴奋剂不仅严重损害运动员的身体，使体育与它自身的崇高精神背道而驰，而且它破坏了公平竞争，愚弄欺骗了全世界的观众。尤其体育的商品化，使一个服用兴奋剂的冠军可以得到数百万甚至数千万元的惊人收益，他不仅无异于小偷，他简直是个江洋大盗。他还可以一夜之间成为民族英雄和国人的偶像，那么他又无异于一个沽名钓誉、欺世盗名的骗子。而中国的不同国情还可以使兴奋剂成为一些体育官员保住乌纱帽和升迁的工具，它长期以来严重地腐蚀着中国体育界。每次全运会，很多省为了“金牌政绩”，不惜用纳税人的钱弄虚作假。

我不由想起12年前的8运会，当时我为一家报社到上海撰稿，有机会接触到不少省的体育记者，不少记者之间开玩笑：“你们金牌少，药力不够啊。”他们还都透露自己的省为兴奋剂所做的“投资”，那数字都是惊人。有个项目在一日内破了多项世界记录，有记者问成绩何以如此惊人，一位教练一语双关地回答：“鬼子的火力太猛了！” 而我们国内运动会所创造的一些惊人成绩又与国际比赛大相径庭，那次全运会游泳比赛十几次打破世界记录、创造当年最好成绩；田径比赛成绩若参照一年前的亚特兰大奥运会，可以夺得7金9银9铜。如果把这些成绩带到悉尼奥运会，可以使中国代表团的金牌数再增加十几块，但无论是悉尼奥运会还是在全运会不久后的游泳与田径世界大赛，这些全运会“暴发户”颗粒无收，有的干脆就躲起来不敢参加，如此大的反差肯定要引起疑惑。

尽管服用兴奋剂是世界性的问题，但在国际体坛使用的是双重标准，西方把中国出现的兴奋剂问题视为官方行为。尽管我国进行了辩驳，但这个问题向国际奥委会委员解释是很困难的，唯一的办法是坚决禁止服用兴奋剂并打击服用者。

应该说，在反兴奋剂方面，中国近年来有了很大进步，从不许说实话到用于讲真话。袁伟民的回忆录揭出一个沽名钓誉的“团伙”，使这样一些骗子很难流芳青史。

我常常感到，官员在退休后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更清醒也更敢于说真话。袁伟民的回忆录大声疾呼要趁北京奥运会的胜利把中心转移到全民健身上来，这如果在他的任期内，他是断然不敢转轨的（实际上也没有转轨），因为我们的体育机制决定了，全民健身再不好对体育行政部门也不是大事，而一旦金牌少了，可是一个体育官员最为惧怕的。所以，根源还要从机制上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