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资料中查到，小小的新加坡，日占期间大屠杀就杀死了10万民众，又亲耳听到老人家讲述，日本人进入新加坡的时候，用机枪不管老少一片扫射，把抓到的澳洲士兵的手皮片掉，然后绑在一起，三天后解开绳索，双手已经长在了一起，我把这些讲给儿子听。我在电视上看到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暴行，我强迫儿子看这些节目，尽管这些事对儿童是不适宜的。

　　然而，那些发生在祖国大地上的另一些屠杀，毁灭，饥饿，恐怖以及种种悲惨的故事我却无法讲给儿子，我无法用对他解释那些事情发生的原因。

　　是的，另一些悲惨的故事。围困长春的时候整整围了一年，仅仅红熙街(后名红旗街)上就饿死了20万人，讲述这段历史的老人自己四个孩子饿死了三个，他认识的邻居一家家的饿死(凤凰电视台鲁豫有约节目)。

　　为什么不准老人妇女和孩子出城，让他们出来真的就会威胁到战争的胜负吗？谁胜谁负对老百姓有多大的关系，值得让他们付出全家人的生命吗？每当有人喊出对台湾开战，用生命保卫朝鲜的时候我就毛骨悚然，我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位老人的含泪的苦笑。

　　是的，很多悲惨的故事，土改的时候一些人因为拥有土地就被抓起来，随意被枪毙，吊打，没有任何法律，也不需要什么审判程序。只要指控他们是地主富农，就可以随意处置他们，他们的房产被没收，他们的儿女被歧视。每当有政治运动，都要被拉出来批斗，如果某人某天不顺气，也随时可以拿他们出气。所有的罪过就是他们拥有财富。

　　这些财富是怎么来的呢？是否巨额财产来历不明呢，是否比今天的贪官污吏不法商贩的罪恶更大呢？其他地方的事情我不知道，也没找到机会请教老人家，想必即使请教也会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在这里我只知道东北，东北的农民都来自山东河北一带，他们的土地都来自对荒野的开垦。当他们来到荒无人烟的土地上，冒着割肉的北风，搭建自己的茅草屋，一小片一小片地把荒野变成庄稼的时候。他们万万不会想到，他们的勤劳会成为绞索套在后代的颈项上。

　　没有作家敢描述这一段历史，除了张爱玲曾经写过一篇(那时她已经在香港)，再没人写过，他们的悲惨，他们的呻吟，完全被遗忘了。

　　另一些悲惨的人叫做右派，如今右派已经不是一个被人鄙夷的名词了，我们尊敬的朱熔基总理当年就是右派，真希望有一天他也能写一写回忆录，让我们知道他身上曾经发生过的事。张贤亮曾经写过一本<<习惯死亡>>，就是描写右派们的劳改生活。

　　一麻袋一麻袋的摸起来圆圆的像是大萝卜，张贤亮以为可以偷吃，解开一看都是死尸，饿死的右派们。

　　文革期间的屠杀与暴虐，贾平凹也曾经描写过，一排排的人被穿上锁骨，在长江里站成一排，接受子弹的扫射。

　　远的先不说，还是说说我身边发生的事吧，我最好的朋友阿美的父亲是学校当年的党委书记，那时她只有五岁，上边有四个哥哥。她母亲的一位女同事带着一群学生，当着阿美的母亲和这5个年幼孩子的面，用棍棒活活打死了阿美的父亲。这位女同事后来也是我的同事，一个很友善关心别人的老太太，我就是不明白她当年是怎么忍心下的毒手，不管她如何友善我都从心底里憎恶她。

　　我们楼上的杨校长今年大概快80岁了，学校里的校长换了很多任，他是学校里最早的校长。他的大儿子现在在国外工作，据说夫妻俩都是博士。然而他的小儿子是个傻子，四十几岁的人了，每天站在楼门口向过往的人要烟抽。小儿子就是九岁那年，学生们到家里毒打杨校长，一个聪明伶俐的九岁的孩子就这样被活活吓傻了。

　　那个傻子前两年死了，杨校长的老伴最近也过世了，我暗自庆幸傻子死在母亲的前面，不然一个年迈的母亲如何暝目，她如何放心得下她的傻儿子。

　　母亲曾经讲述过楼上一位上海教授文革期间跳楼的事，90年代他的后人见到学校里的人却没有问起他的骨灰，母亲叹息儿女的无情。我暗想都那么久了，他们大概也清楚问也是白问。

　　我们的历史是清白的，我们每个人纯洁得好像天使。那些暴行与我们无关，没有人研究文革期间到底死了多少人。凤凰台访问鲁豫有约的时候，周恩来的侄女提到，蒙古的内人党冤案牵扯37万多人，致残8万多人，致死1万多。当年因为她写信给周恩来，才解救了其他被施暴的人们，我们还得感谢周恩来的侄女，不知道那些没有达官贵人的亲朋好友的省市命运如何。我们的历史一向是英雄的历史，这么多人的苦难造就了一个青天大老爷的形像。

　　没有人为他们抱不平，难道只是因为他们死于中国人之手吗？“你们的文革是怎么回事？”稍懂点中华文化的新加坡人这样问，我无言以对，在不同环境里长大的华人，怎样能理解同一个民族之间互相的暴虐。

　　我到底曾经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里，为什么我以前把这些视为理所当然？是否因为我生活在期间就变得麻木不仁？什么原因使人丧失了人性，对另一些同胞如此暴虐呢？

　　姥爷在世的时候经常讲起60年代他在北京街头看到的一件事，一个从饭店里出来的人吐了，另一个人捧起地上的秽物就吃。

　　怎样的饥饿才能使人失去了尊严和廉耻心呢？他该被指责吗？还是那些制造这场饥荒的人该被指责？

　　我相信那从饭店里走出的人和处於饥饿中的人对那段历史的看法是不同的，就象我毫不奇怪文革期间呼风唤雨的人(或者他们的父辈)会怀念那段时光一样，他们至今青春无悔。

　　制造灾难的人，不管他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在心底深处，我都绝不饶恕。

　　一位可尊敬的老共产党员对我讲起60年代他在西北一带的经历，那时他是留在基层的干部，他是这样跟我说的：

　　走进村里，静悄悄的，听不见鸡叫，也听不见狗叫，它们早已被人宰杀完毕。烟囱里没有炊烟，一丝声响也没有。

　　干部们走进老百姓的家里，炕上死人和活人一起躺着，一家人都饿得一丝力气也没有，摸摸亲人没了呼吸，连拖到地上的力气都没有，更不用说掩埋了。

　　灶房里没有柴火，水缸里没有水，干部们自己找来了柴火，挑来了水，点上火，煮上面条。端过来喂那饥饿的人，吃一个死一个。原来人极端饥饿的人肠胃能力已经非常衰弱了，不能消化面条。

　　改成喂稀米汤，后来的人都救活了，他们的方法后来成了先进经验，使后来很多人没因为吃面条死掉。

　　“就是饿死那么多人，也不准说有饥荒，更别说饿死人了，谁说了撤掉谁，当时的最高领袖完全清楚这些情况，就是不准有人说出来。”

　　“你为什么不把这些写出来，这些都是历史，你不写，将来的人就不会知道。”我想起网上有人说六十年代根本不曾有过饿死人的事。

　　“写那些干啥，都是过去的事了。”老人淡然地说。

　　“那时的老百姓太老实了，就是饿死也不会造反，搁现在早造反了。”老人又说。

　　这就是中国的老百姓，轻如草芥，无声无息。没有任何历史记载他们，只是国家60年到62年期间人口统计数字中，无缘无故地少了四千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