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天安门的阅兵盛典，将华夏子孙的自豪感推倒了高峰，令人精神振奋，意气昂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60年来，中国在多个方面都取得骄人成就，特别是最近30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中国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腾飞，综合国力大增，人民生活水平显着提高，使积弱超过100年的中国再度跻身强国之林。盛世荣景，值得庆祝。

　　但感动与鼓舞之余，笔者对阅兵盛典中，广场上用人海与花浪打出的巨幅标语“忠诚于党、热爱人民、热爱国家”不能苟同并感慨万千。笔者悄悄地审度自己，作为一个在共产党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人，笔者基本上至今仍然是热爱党、热爱人民并且忠诚于国家的。

　　爱党，是因为笔者这代人从小接受的教育使然。笔者已年近半百，十几年前在深圳工作时分别在领导和朋友的要求和鼓动下写过两次入党申请书。一次是因为10年首次在全市数十万金融系统从业人员中评选100名“市先进工作者”，笔者被评选上了，所以领导要我入党;一次是因为笔者担任了某官办报社负责全面工作的常务副总编辑，而按照意识形态主管者的要求，总编辑必须是中共党员，为既得利益考虑，朋友鼓动笔者写入党申请书。最终，都因笔者主动情绪不高，就不了了之。但笔者，对党的爱是由衷的，这和笔者从小的家庭影响与教育有关。不过，笔者在写作中，却对党经常不以为然甚至尖锐批评。这，又和笔者求学中养成的独立思考、真诚做人有关。这种矛盾情绪，在笔者身上顽固地保留着。

　　至于对国家的忠诚，作为曾旅居海外多年的笔者那就更是头等重要的事了。笔者从来就认为，一个爱国者，就必须热爱并维护这个国家的固有疆域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那么，为什么巨幅标语“忠诚于党、热爱人民、热爱国家”又不能苟同呢?

　　从字面看去，这些看似豪言壮语但实际是朴素感情的口号式表白，是无可非议的，也是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但自看了天安门广场的阅兵大典后，笔者一夜不能入眠。当然夜不能寐的一个原因是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兴奋不已，而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广场上用人海与花浪打出的巨幅标语分别是“忠诚于党、热爱人民、热爱国家”。笔者忽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笔者未能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至少不能与官方的口号保持一致。

　　于是，笔者想更改笔者的信条，把“爱党”改成“忠诚党”。后来仔细一想，也不对，虽然笔者的家庭前辈中有为党浴血奋战的历史，但笔者毕竟没有加入共产党，笔者有资格对党忠诚吗?党需要笔者忠诚吗?中国的十二多亿非党员有资格对党忠诚吗?!

　　忠诚，是需要身份的，并受身份约束。比如你不是美国人，你就没有资格对美国忠诚。笔者对中国忠诚，因为笔者是中国公民。笔者不是中共党员，真对不起，笔者没有资格“对党忠诚”。党纪不针对笔者也约束不了笔者，所以笔者也不必对党忠诚。

　　而一般理解，爱是一种情感，可以是一种单向的承诺。比如，笔者爱家庭的所有成员。这个家庭可以是笔者自己的家庭，也可以是邻居或者朋友的家庭。而忠诚却应该是一种义务契约，是双向的承诺。笔者忠诚这个家庭。那笔者必定是这个家庭的成员。如果笔者对邻居说“我忠诚于你的妻子”，那么她丈夫肯定急：“你有什么资格忠诚?!”

　　由此看来，忠诚是严肃的甚至可以说在某一领域也是唯一的，笔者可以说：笔者爱中国，笔者也爱美国;但笔者不能说忠诚祖国也忠诚美国。在国际间，忠诚于中国，是笔者唯一的选项。同理，党员对党的忠诚是一种义务;而作为全国人民，对国家的忠诚是最大公约数。何况，只要执政党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那么对国家的忠诚就等于是对党的忠诚。但谁能保证永远保持一致?党的以往历史和现在的业绩，有功也有过，所谓伟大、光荣、正确只是一种祝愿而并非事实。所以笔者只能说热爱党，党以后的发展是不是一直伟大、光荣、正确下去，笔者不知道;所以作为党外人士，笔者不能说笔者“忠诚于党”。党员有党纪约束，无论伟大、光荣、正确与否，党的方针政策形成决定后，党员就必须忠诚执行，但笔者会该赞扬就赞扬，应批评就批评，决不“忠诚”!

　　当然，笔者相信13亿中国人不管是党员还是非党员或许大部分都想表示对党的忠诚。可惜，他们缺乏主体资格。而且，“忠诚于党”和“热爱国家”的标语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国庆大典上，“忠诚于党”还大于、优先于“热爱国家”、“热爱人民”，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世界会怎样看中国?是否向世界宣示：中国是一个“党国”!党大于、优先于“国家”、“人民”!!何况，在天安门城楼上的香港、澳门特首以及台湾的来宾，你如何要求他们“忠诚于党”?如果他们认可“忠诚于党”，他们又如何向香港、澳门以及台湾的民众交代?!

　　也许这些，庆典主办者都不曾思考过;也许他们心目中从来就是党大于一切，高于一切，国家和人民只能等而次之。也许，他们根本不懂宣传口号为何物。当热比亚之类的职业国际骗子，凭他们那几十个人七八条枪也能在别人的屋檐下有个立足之地，就是宣传方面比较追求人性化而非追求政治化。现在国庆过完了，庆典的宣传方面，希望当局有所反思。

　　毛泽东说“人民当家作主”，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然而，世界上有看到服务于人民的党派大于、高于人民的吗?!曾经也有，是苏联共产党。不过现在，它垮台多年了。

　　笔者想，广场上用人海与花浪打出的巨幅标语“忠诚于党、热爱人民、热爱国家”如果改为“热爱人民、忠诚国家、热爱共产党”，庆典的宣传，将更令人激动。但愿再过十年，下一次国庆盛典时的标语的格局会更大一些，眼界更宽一些。

　　当然，反思的内容，不仅仅是停留在国庆庆典的宣传上。

　　香港媒体有评论道，天安门广场上演有史以来最盛大的庆典，举国狂欢嘉年华，一派太平盛世气象;但在互联网上，民众的感受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有人批评国家表里两张皮，表面辉煌，内里粗糙。中国国际地位崛起和百姓感受下滑，两者背道而驰，可谓当今“国强民弱”的形象写照。

　　经过一个甲子的蜕变，中国财政收入翻千倍，俨然跻身于世界大国之列，雄视天下，不缺钱花;一场金融海啸，欧美强国竟然要中国出手援助，方能渡难关脱困境。可是在国内，绝大部分基层民众尤其农民却未能享受到国家强大的实惠，生活压力愈来愈大，房价飙升、学费猛涨、药费奇贵，被“新三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以辽宁大连为例，外表光鲜，常办国际会议，但市民连续八年未涨工资，许多打工仔以不到千元的月薪维持生计，有些家庭连每月吃几次肉都要盘算。

　　中国表里两张皮的根源何在?一是社会分配不公导致财富高度集中，贫富悬殊，据统计，百分之零点四的人口掌握了全国七成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二是贪官巨贾权钱交易，抱成一团猖狂敛财，与民争利，滋生贪腐，使得社会加速分化。数据显示，过去十年全国外逃贪官过万，卷走款项逾六千五百亿元。伴随着“国富民弱”的过程，各地民间积累了太多的不满、怨怼情绪，干柴烈火，随时引爆发泄，从而形成许多不稳定的因素。群体性事件不断，民族矛盾雪上加霜，加上政治改革进程缓慢、藏独疆独趁机发难，政权的合法性在表面风光之下遭受严峻考验。

　　六十年弹指一挥间，当政者对过往风雨，贵在自知之明，对未来艰险要有清醒头脑。

　　中国已深深地融入世界，但中国太依赖出口外向型经济此路不通，必须有效启动和扩大内需，还利于民，藏富民间。这同样是场巨大的社会变革，当局既要完善保障体系，又要重拟分配制度，更要加快改革步伐，推动清明政治，严惩贪腐官员，让一切运行在阳光下，斩断权力和金钱的利益链条。过去的成功，不等于日后成功的保证。如果能够汲取60年的经验教训，去芜存菁，肯定有助新阶段的开拓发展。

　　就此，全国都应该反思，特别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如何更好地处理与人民和国家的关系，有更大的反思空间。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政治领导和社会制度两项是核心要素。就中国而言，中共的政治领导起到决定作用，自不待言。中共领导中国，作为执政党治理国家，是基于特定历史因素所形成，现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已经写进中国宪法。中共在中国的领导地位无可挑战，因此，中共自身的良窳与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

　　例如中共建政之后头30年，许多政策使人民承受了巨大痛苦，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更使整个民族陷入灾难的深渊。其后30年，邓小平复出，拨乱反正，实施改革开放，中共带领人民走上富裕、国家走上富强之路。中共对中国的决定性作用，毋庸置疑。

　　自从邓小平掌权以来，中共的权力交替，已没有毛泽东时期的腥风血雨。但是观乎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共领导人的更替，其间未见一套既定规章制度。60年了，中共党内还未建设一套具真正意义的竞选制度，因此党内权力斗争之说，不绝如缕。过去革命时期，中共是地下党，基于当时实际需要，一些行事方式有军事斗争的考虑，与现代要求透明化、正规化的政党运作存在落差。现在，中共已经是中国的执政党，党和国家的关系应该回复到现代国家的关系。此外，军队国家化也应该是中共要努力的方向。

　　至于社会制度，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共过去30年摸索出来的，若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言，则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中国经济腾飞的主要因素，现阶段可以成立。但是，现在就论断“新型社会形态的社会制度”的价值观有不可取代的优越性，可能言之尚早。例如，上世纪60、7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模式、速度和步伐，与现在的中国相似，但是四小龙发展到一个阶段都出现瓶颈，需要转型，其中台湾与韩国更经历了政治民主化的洗礼，才可以在经济上更上层楼。以中国的体积和条件，四小龙当然不能相提并论，况且中国现在强调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意思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会随着实际发展而调适。因此，现在就为“中国模式”下结论，言之尚早。并且，无论什么制度、模式，就肃贪倡廉、崇尚法治的普世价值，就应该只有一个准则。若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则目前被人民切齿痛恨的贪污腐败，法治不彰等情形，怎么会猖獗如斯?!

　　关于打击贪污腐败，也涉及中共与中国的关系是否正常化的问题。现在对于贪官污吏，先经党内“双规”审查过后，才交由公检法部门处理，这个先党纪、后国法的运作，把法治和法律矮化了，肃贪倡廉出现瓶颈，非常艰难。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招待会上致辞时，表示60年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有4个“必须”，头两个是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必须改革，后两个则是‘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坚持依法治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必须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繫。”后两个“必须”，实质涉及中共自身正常化、理顺与国家和人民关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其间中共的领导、调适至关重要。

　　能否如温家宝所说，“再过40年，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将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就看中共自我完善的程度了。

　　事实上，这也决定于帮助中共少犯错误、甚至不犯错误的力量，在大陆究竟有多强大。在中国大陆，目前“忠诚于党”的力量已经很足够了。但热爱党、为了国家和人民而勇于直言不讳甚至流血牺牲的人却不是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