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让媒体“警觉”的是，与往年的安排有些不同，这一论坛被放在了年会开幕式之前。整整一天时间，20余名两院院士和美国科学家展开了激烈讨论，一起会诊当前频频爆发的“学术不端流感”。

    论坛上，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杜祥琬的“把脉”言辞犀利，他历数当下科学界存在的13种违反学术道德的不端行为：论文造假、抄袭愈演愈烈；靠拉关系争项目和经费；评审成果造假；伪造学历及SCI引用查询证明；报奖搞包装、搞运作；为应付评估检查集体做假；搞“应试科研”；部分科技管理部门把管理权力利益化等。

    随后，SCI崇拜症遭到与会专家集体炮轰。

    杜祥琬院士认为，必须建立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改变重数量轻质量的倾向。“我一生就写了一篇文章，只有5000字，现在只能算一篇论文，按照现在的学位标准可能连硕士学位都得不到。这就启发我们反思，对定量和定性的评价该如何掌握。”

    杨乐院士对20多年来我国科研体制思路进行了梳理。他认为科研管理的模式偏重于定量化，过分强调SCI影响因素，但是“这可以作为某一因素，而不是决定性因素”。

    在杨乐看来，科技界的高水平学者，如果每五六年能够做出一项推动国家进步的项目，比每年都发表若干篇SCI论文更有意义，所以必须转换观念，使科研树立正确的目标。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原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佳洱则呼唤给基础科学一个宽松的环境。

    一个故事让他记忆犹新：在北京某研究所，一个科学家本来做得很好，因认定另一个方向更重要而转了领域。可事与愿违，他由于没能马上出版论文，被末位淘汰，由研究员降到副研究员，房子收回，老婆离婚。“有时候叫我评一些东西，一上来说一年写十篇文章，我说我没有这个本事，5年写一篇好文章就不得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