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太喧嚣和浮躁的年代，很多宝贵的感情都成了快餐式的消费品，人们很难持久地聚焦和执着于一项工作——哪怕我们也明明知道它的价值与意义所在。如果说，“5·12”地震是中国人留在2008年的一道伤口的话，我们希望看到它重新恢复生机，而这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工作，不是靠一时的眼泪、激动，甚至靠一笔两笔慈善捐款就能够完成的。

         

        说一个教授们的村庄。

         

        元宵节那天，我收到寄自四川安县黄土镇方碑村的一个邮件，打开来，是一份红色的聘书。这也许是我收到的最特殊、也最让我骄傲的证书：方碑村的村民委员会聘请我为荣誉村民。

         

        让我得到这份荣誉的，是我的师友——原北京大学教授、今年转到上海交大安泰管理学院当副院长的何志毅教授。

         

        安县方碑村地属绵阳市，在去年的“5·12”大地震中，全村95％的房屋毁灭性倒塌，13人死亡，190名学生无处上课。在灾后，何教授将近十次赶赴方碑村，在那里前后调研数月，拿出了一份 “一帮一”灾后乡村家园重建计划。到今年的1月22日，由这个计划援建的首批永久性农房举行了交付仪式。在过去的大半年里，跟何志毅教授一起奔波此事的还有，南开大学的白长虹教授、北京大学的王立彦教授、张红霞教授、王其文教授、张俊妮教授以及上海交大的颜世富教授。

         

        何志毅等人的“一帮一”重建计划不是一个简单的慈善捐款活动，它是一个经过仔细设计的、带有强烈学术特征的方案。它的核心内容是，发动一个城市家庭以1万至2万元的无息借款，帮助一户受灾家庭重建倒塌的房屋，受助家庭在5年内逐年还清这笔借款。出借人、借款人需签订借款协议，而方碑村的村委会则作为第三方担保。根据协议，借款农民必须承诺专款专用于灾后房屋重建，在借款时自愿将自家的宅基地土地使用证和新建房屋房产证抵押给村委会，如果不能按时还款，愿意把自家的可耕田地全部上交村委会管理，直到还清借款。此外，村民之间还制订了“五户联保”的约定。

         

        何教授设计的这个协议，跟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在孟加拉国搞乡村银行的制度设计有异曲同工之处，他的“五户联保”约定直接来自于尤努斯的启发，乡村银行就是让穷人结成五人小组进行贷款，利用一层层的信任——邻里亲朋的信任、银行对穷人的信任——提高还贷率。“一帮一”重建计划不仅仅是简单的扶贫，而是立足于重造农民的生产自救能力，建立城市借贷者与乡村承借者的经济契约关系，并通过建立乡村信用的方式来维持其可行性。他在方碑村调研时发现，虽然村民受了灾，但他们都是有自尊的人，他们更能接受“借”，而非“给”。何教授对我说，“那些愿意借款的城里人大概都不会想要把钱拿回去，所以，五年后，农民还回的钱将成为方碑村的共同建设基金。”这真是一个很天才的想法。

         

        记得在大地震发生后的一周多时间里，中国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处在一种十分尴尬的失语状态，我在5月16日的博客中曾经写过这样的一段话，“不知道该怎么写这两天的博客。怎么写都好象是错的。政治家，无论你怎么评论他，他总在地震一小时后就飞去了灾区；军人，在用手挖土；企业家，捐出千万亿元。连平时未必入眼的艺人们也能连夜排出一两场晚会或写出几首温暖人心的歌曲。文人，能干什么呢？批评地震局似乎太早，顿悟无常，太矫情，反思，也不合时宜。百无一用是书生，真的是乱世中的真理。“无事袖手谈性情，有难一死报君王”，每每是此等的尴尬···感觉彻底的无力感。”我想，在那段时间，与我一样深感无力的人一定不少。在博客中，我还写了灾后有可能去做的事情，“捐钱，几千一万，尽力而已。有能力，打算灾后认养孤儿。再有能力，帮助建设一个倒塌的小学。”

         

        我的想法还是十分的粗浅，何志毅显然比我看得更远，也更有实践的勇气和效率。在中国的经济学界，他一向以行动力出名，这一次的方碑村重建也完全有赖于他的奔忙与鼓动，譬如我这样的朋友以及很多企业界人士纷纷都成了计划的支持者。他还在自己主编的《北大商业评论》杂志中刊登了一份恳请信，信中说，“我恳请我的朋友、我的学生、我演讲的受众、我的书和文章的读者，恳请你们参加“一帮一”灾后乡村家园重建计划的方碑村试点···我恳请你们，还因为他们是中国最基层的人群，其实我们所有人的祖先都是农民，我们只是先进城了一步；还因为，中国计划经济造成的城乡二元结构至今仍未改变，其实我们城里人在某种程度上都亏欠着农村人。有人说，农民借了钱不会还，我相信他们一定会还。如果有人不还，我可以替他还，但我相信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到我写这篇专栏的时候，已经有170多个人成为了方碑村重建计划的借款者，受益农民215户。

         

        何教授们在方碑村的实践，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给出的一份“汶川答卷”，它充分体现了知识者的良知、能力与远见，我很为它叫好。事实上，它来自于一个传统，由此向前了望，我们看到，早在上世纪20、30年代，北大教授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县进行过一次卓有成效的乡村建设试验，毕业于耶鲁大学的晏阳初教授在河北定县搞过一个以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为主题的实验区，而在最近的1993年，老资格的经济学家茅于轼教授以一己之力，在山西临县湍水头镇龙水头村展开了建国后的第一个民办小额贷款扶贫项目，迄今，这个项目还在执行中。

         

        这些教授们的村庄很平凡，很渺小，改变也很缓慢，但它们真是这个国家少有的美好事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