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4日是北京大学110周岁生日。这天下午，19位国内外知名大学的校长围坐在北大一间并不宽敞的会议室里，研讨一个宏大的主题：大学与可持续发展。没有谁会否认大学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但大学本身如何持续发展却引起了几位中方校长的忧虑。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素以直言著称，他认为这取决于大学能否自主发展。而中国科技大学的朱清时在做了10年校长之后，才悟出大学自身可持续发展必须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在一片喧嚣之中，如何让师生静下心来读书想问题。

    大学不是谁的附庸　有人把大学当成了工厂车间

    不能自主发展的大学能对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发挥多大的作用？纪宝成认为“很难”，因为这样的大学连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都成问题。在这位副部级校长看来，大学要争取自主发展，得处理好与市场经济和政府管理的关系，当然，还有其自身的能力建设和道德要求。

     市场经济以追求物质利益为动力，但大学的使命与此不同。纪校长说，大学以追求真理、追求科学、追求进步、追求光明作为自己独特的使命，这就要求大学与社会的现实利益保持一定的距离，与市场保持一定的距离。

    这种距离问题成了大学发展所面临的一道难题。纪宝成看到，市场经济这把双刃剑，或者积极高调或者潜移默化地向大学理念提出了挑战。“我觉得我们国家的大学在面对这一挑战的过程中，并不都是那么清醒的，或者说存在着缺乏深刻认识的现象。”纪宝成用他那沙哑的嗓音阐述他的判断，“在整个社会热烈地拥抱市场经济的时候，高等教育领域也出现了以市场为指挥棒的思潮。”

    有人提出，大学办学要围绕着市场来转，甚至认为这是个正确的口号。有人希望高等教育要产业化、市场化，个别人还呼吁中国大学来个私有化运动，彻底实现所谓的转型。纪校长批评这些认识“不顾高等教育本质的属性，不顾大学的天然本职的使命，把大学当成了市场经济的附庸”。

    大学如果按照这样的思路办学，其自主性就有沦为水中月、镜中花的危险，纪宝成说，“一段时期以来，市场以各种各样的名目、各种各样的渠道向大学渗透，腐蚀大学精神，导致学术造假，喧嚣、浮躁、拜金、急功近利，有些大学教师成了某些市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学术大师难以出现，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成果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几乎每所大学都会高调宣称自己的崇高使命，纪宝成担心这些高调“只是一种高调而已”——“如果大学为各种市场利益集团服务，成为各种市场利益的代言人，甚至于大学自身变成一种趋利性的活动、一种盈利性的活动，大学的自主性根本谈不上，大学本身神圣的使命不可能完成。”

    正在对大学造成伤害的还有它的管理者：政府。纪宝成说，政府要代表社会公众对大学进行管理，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需要政府来管理，来管方向、管规格、管标准；也需要学校更好地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使学校自主得到发展。”

    但现在的情况让中国人民大学的校长高兴不起来，因为“政府对大学一些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依然比较经常、比较普遍，有的人甚至把大学当成了一个政府机关的附属物，当成了工厂的一个车间来进行指挥，项目思维、工头思维比较严重地渗透到大学的管理当中来。各种工程把大学管得越来越紧，大学成天在各种评估、评审、检查当中过日子，其自主性受到各种各样的干扰”。

    越来越多的评审把大学逐渐推向了泡沫化

    纪宝成的发言得到了朱清时的呼应。他和在座的校长们一起分享了他“修炼”10年才领悟到的思想：一所大学要持续发展，一定要在社会关注之下，在各个方面都要评估你的情况下，保持自身的安静，让我们的老师、学生坐下来好好看书、想问题。

    大学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问题是什么？朱清时刚做大学校长时的理解是经费，“一定要有足够多的经费，因为没有钱，什么事都不用谈”。后来，他逐渐领悟到：大学要办好，比经费更重要的就是人才，“一定要有很好的人才”。又过了几年，朱校长明白了一点：大学要发展，除了经费、人才之外还要有硬件设施，比如也要有大楼，也要有各种设备。

    直到最近，这位名校校长才突然醒悟：以上那些东西都有了之后还是不行，大学最根本的问题是要让大家静下心来读书想问题。他从一些中国古籍中受到了启发：元代开始建学校，目的就是建一个机构，让孔夫子学派那些人能够不愁衣食，在里边安静读书做学问，这就是中国学校的由来。在几百年前的欧洲也开始有同样的事情。

    “10年之间，我们满怀豪情地去争经费、争人才、争硬件，猛然回头一看，一些学校正慢慢地失去它最根本的东西，一些大学校园里的人已经静不下心来读书想问题了。”朱清时说，这可能是我们这一代大学校长思维上的一个失误。

    为什么争经费、争设施、争人才会导致大学静不下心来？朱清时把矛头指向了评估。“我们的经费，包括人才、设施，其来源是从上而下的，这就很容易演变成为行政权力主导。”朱校长说，“对于一个有权给你钱、给你人、给你基础设施的人来讲，他最重要的是要知道你干得好不好，我给你钱值不值，于是他要评估，要求你有显著的成果，如果没有这些的话，我怎么知道你做得好不好？”

    朱清时认为，所有的评审本意都是好的，就是要准确了解学校的真实状况，但最大的误区在于，“没有非常严格地把住学术诚信的底线，于是越来越多的评审就把学校逐渐推向了泡沫化”。

    他自认为不是参加评审活动最多的校长，能列出的有17项，包括被评和评估人家的活动。对这样的评审，在座的8位外国校长可能不理解它究竟意味着什么，朱校长告诉他们说：“对于我们每个中国大学校长而言，都是真真实实很重要、很费力气的事情。”

    评估如何才能不违本意？朱清时认为，这需要艰苦劳动去发展评估的内涵才行，“但是我们评估这么多，而且要求得这么急、又这么高，显然不是太容易靠真正发展内涵去做到的”。那怎么办呢？朱清时说，于是就有人试探，想用影响评委的办法，或者制造很多数据的办法来获得。“很遗憾，这些做法没有被迅速地制止，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这样做，就变成了一个大问题，使得这么多评审，其结果可能并没有反映内涵的变化，而成了泡沫。”

    大学发展的基本问题是让人安心读书

    泡沫之下隐藏着更令人担忧的变化，朱校长说，“大学的心态变了，越来越少的年轻人能够静下心、沉住气做学问了”。

    最近，朱清时在学校主持了一次副教授的评审，有两个候选人，背景相似：都拿到了中科大的博士学位，一位去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做博士后，另一位留校做博士后。但两人呈报的评审材料差别鲜明。朱清时说，第一个候选人非常拔尖，他在普林斯顿，5年只出了5篇论文。而留校的那位在五年里出了40篇论文，一年8篇，“而这个候选人在学校里，无论试验条件、工作背景都跟普林斯顿那个有明显的差别”。

    朱清时声称不是批评任何人，而是自责，“忘了大学最本质的东西是让这些年轻人，就是竞选副教授的人，沉下心来安安静静做学问”。他说：“我们需要的是内涵式发展做出的学问，而不是泡沫。”

    如果大学运转到最后，发现师生们都不能静下心来做学问，就像参评副教授一样，只有一大堆材料，这在朱校长看来，“我们可能做的东西都是虚的”。

    在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影响下，大学要坚持自己的崇高使命和精神品质，看来还需要纪宝成所强调的，有极强的自制力和自治力。（记者 李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