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的中国对西方人来讲是一个可怕的国度，闭塞，愤怒，贫穷，孤傲，不仅宣誓要埋葬美帝国主义，还叫嚣要修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更对自己的人民展开文化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清洗、围剿和革命。与此同时，中国还援助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并为非洲国家修建铁路，向它们排遣医疗队。
     
      1968年，西方对中国来说是也同样可怕，没落，腐败，两极分化，穷兵黩武，把改变中国颜色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第三代和第四代身上。
     
      由于信息的封锁，西方人关于中国的信息来自港澳台那些对中国有偏见和仇视的人和机构，而中国人的西方观是被他们的领导人和领导人指到那里他们就打到那里的知识精英所左右的。因此，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西方很多领导人和学者预示中国已经开始大乱，中国政府很快就将难以为继了。也因此，巴黎在68年爆发学生大示威时，中国人以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经烧到了法国，一场消灭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即将爆发。而当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先后被暗杀后，中国人更相信美帝国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被华尔街控制的政府的垮台和崩溃指日可待。几十万人聚集到天安门广场，谴责美国在越南的暴行，批判美国在国内的宗族歧视。当美国的年轻人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开会之时大闹芝加哥的时候，中国媒体开始预言，美国穷人、黑人和年轻人联合起来的阶级斗争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
     
      西方人在阻遏莫斯科的同时封闭和压迫北京。而中国人则一心一意闹革命，坚信我们一天一天地好起来，敌人一天天地烂下去。
     
      之后，世界开始了目不暇接的变化。
        
      1972年，尼克松来了，他不想让7亿中国人民沉溺在愤怒之中，认为一个孤立的中国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不利。
     
      1976年，毛泽东去了，他和他战友缔造的国家虽然事实上有点风雨飘摇，但是百姓不知，举国悲哀，并立誓要化悲痛为力量，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1978年，安徽小岗的18户农民冒着生命危险分田分地，启动了中国的经济改革。11届3中全会终止了中国对继续革命的追求，开始了改善人民生活的大业。
     
      1979年，邓小平去了美国，与卡特总统一起启动了世界走向中国和中国走向世界的变革。
        
     

      到了2008年，中国30年惊心动魄的改革开放到了向世人通过奥运会一展身姿的关头。曾经愤怒和革命的中国人接受了西方的资本和很多随着资本而来的文化和观念，在获取2008年的奥运举办权之后不无自豪地向世界宣布，中国人相信中国和世界是同一个梦想，经济的差异、种族的不同、政治制度的区别都不足以阻挡人类对和平和稳定的追求，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的计划扶摇而起。中国人等待鲜花、等待喝彩，等待欢呼，等待羡慕，等待西方人说，中国的确对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出乎意料的是，这个梦想并没有得到世界一致的认可，而CNN一个评论人还口出狂言，说中国人在过去50年就一直是“恶棍和无赖”。
        
      中国人于是有些愤怒，有些困惑，有些不知所措。国内的中国人拿抵制法国的家乐福出气，而在海外的华人则发起一波一波的爱国示威，用五星红旗和国歌回击反华分子，先后在洛杉矶和亚特兰大的CNN的办公楼外集会示威。
     
      1968年的世界性的社会和政治震荡引起了欧美各国的反思和应对，并因此出现了新的世界秩序的重组。在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开始新的腾飞。在美国，尼克松由所谓的“沉默的大多数”送进白宫，不但开始从越南撤军，并与中国交好，还在国内推行更为保守的政治和经济政策。而中国也开始逐渐意识到继续革命的荒谬和向百姓提供足够的油盐柴米的珍贵。
     
      10年后的中国改革是1968年开始的全球关系整合的最为重要的变化。
     
      那么，2008年的以中国为中心的震荡又说明了什么呢？它也意味着一次新的秩序重建的开始吗？如果说目前预言全球秩序重建还为时过早，我们是不是可以说2008年的中国与西方的冲突是不是意味着在全球化把世界变小、在现代信息手段把人们之间的距离缩短、交流加快、联系增强、在国际资本从四面八方来到中国、中国的产品向五洲四海而去的年代，中国与西方在价值观上的不同、文化结构的各异和政治体制上的差距反而加大了？
        
      一首据说是由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荣誉退休物理学教授Duo-Liang Lin所作的诗在网上广为流传，
     
      我们闭关锁国的时候，你们用毒品撬开我们的市场；
     
      我们拥抱自由贸易的时候，你们指责我们抢走了你们的工作。
     
      我们尝试共产主义的时候，你们憎恨我们信仰共产主义；
     
      我们拥抱资本主义的时候，你们憎恨我们搞活资本主义。
     
      我们有10亿人的时候，你们说我们在毁灭星球；
     
      我们开始控制人口的时候，你们说我们违反了人权……
     
      如果从大历史的角度去看，处于原始资本主义时期的西方在违反人权、在掠夺自然资源、在发展中国家推行殖民和帝国主义的财经政策时的罪行是令人发指的。中国当时也是西方的侵略和掠夺的牺牲品。因此中国人才有了对帝国主义、买办资本主义和西方国家的仇视，而这样的仇视又把松散的中国农民整合成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力量，缔造了新中国。以消灭自己的仇人为己任的政府自然不能获得西方国家的拥戴和友好。
        
      但是，当中国从开始谨小慎微地搞资本主义到近年大张旗鼓地追求国民生产总值和国家强大的时候，已经纠正了自己过去的残暴和恶习的西方国家又开始对中国指手画脚，认为中国是一个恶贯满盈的流氓国家，是一个无视人权、污染环境、毒化大气，应该被开出球籍的国度。
     
      问题是，西方到底要中国成为什么样的国家？
     
      难怪亚特兰大一位金融公司的老总在看到华人在CNN总部示威后说，“我们究竟看到哪一种中国？一个人民举着青面獠牙、沾满鲜血的山姆大叔的假人在街头示威的中国还是一个人民忙于去股票市场买卖股票的中国？我们愿意跟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中国发生争执还是愿意跟拿着枪的中国的发生冲突？”
     
      对海内和海外的中国人来说，过去曾在亚非拉横行霸道而今天还在无恶不作的西方国家没有资格对还在发展的中国采取宗教裁判式的打压。因此，他们要求西方国家的领导和人民不要搞双重标准，不要先入为主，不要用“人权”和“民主”的语言发泄内心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对从成吉思汗就开始的所谓的“黄祸”的担心。他们多多少少认为，西方关注的更多的是如何打压中国，让中国不能“一心一意搞建设，聚精会神谋发展”。
        
      如果中国人，特别是她的年轻人如此看西方，西方就会很快失去自己的道德高地，它的资本主义加自由民主的发展模式也会逐渐黯然失色。中国要求西方放弃双重道德标准，要求主权平等，要求办事公正，而西方要求推行普世价值，要求中国大幅度实现个人自由和政体民主。
     
      在这样的互不理解和互相指摘的环境下，中西的冲突只会加大，甚至上升为文明冲突。这样的冲突肯定会引起双方的理念革命。一个文明古老的经济大国是不会愿意任人宰割，更不允许外国对它的领土主权有任何图谋。一个认为自己的文化优越、自己的文明昌盛、自己的发展模式进步的西方也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道德优势和经济繁荣，更不允许中国取代它成为新世纪经济进步和政治发达的发动机。误解会加深。偏见会恶化。仇视会发酵。
     
      这样的从误解到厌恶到敌对定会启动中西关系和国际秩序的变革。这样的变革将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似乎可以预料，它不会象1978年开始那次变革那样把中国变成温顺和祥和的以经济发展为第一使命的国家。
     
      从另一个角度讲，中国自己又能怎样做才可以避免这样一场与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的冲突呢？如果我们不能肯定中国的以不变应万变的立场和坚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绝不动摇的执着可以在与西方今后的较量中带来一个更为公正、更为和谐、更为稳定的新的世界秩序，我们也许需要反思，需要拿出勇气和前瞻去探讨中国应该怎么办，需要锲而不舍地寻找中西的共同点、交汇处和可以相互取长补短的方方面面。
     
      否则，举办奥运就失去了它的意义。否则，就不会有同一个世界，更不会有同一个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