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城市圈示意图

    以为特区之特就是政策面的宽松与中央公共财政的不断注入，这个时代早就过去了。在设立新特区时，中央政府都强调了一点，即“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并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突破，大胆创新”，也就是说，中央政府并不能给出一个现成答案，而需要各个试验城市在现实中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办法为我所用。

    国务院最近批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成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加上近年先后批准的上海浦东特区、天津滨海新区，成都、重庆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中国的特区已成遍地开花之势，这不免让原来自以为独享荣宠的老特区有些不是滋味，担心再难吃到政策独食，深圳恐怕也难以摆脱这种情绪。特区多了，是否特区就不值钱了？

    其实，这样的担心大可不必。从大的战略层面上来说，这些特区任务各不相同。港澳自不必说，是政治经济文化一体的一国两制的高度自治特区，而深圳则是改革开放之初为探索经济新思路的单纯经济特区；上海浦东特区、天津滨海新区是综合改革的试点区域，在东部沿海地区带动长三角、环渤海、加上南部的珠三角经济圈，形成贯穿之势；成都与重庆的使命则是以中心城市地位带动西部地区发展；而武汉与长沙则是“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定位不同，各城市正好取长补短，展开错位竞争。

长株潭城市群示意图

    就具体的特区而言，也存在历史任务的变迁。深圳从当初的渔村发展到今天的大都市只是走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接下来有更重要的使命。就其大者而言，就有深港一体化、中小企业金融中心、中国版纳斯达克的创始地，以及人民币自由兑换的试验场等诸多任务，每一步都是深沟险壑，对当地人的创新精神以及与现实结合的能力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以为特区之特就是政策面的宽松与中央公共财政的不断注入，这个时代早就过去了。在设立新特区时，中央政府都强调了一点，即“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并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突破，大胆创新”，也就是说，中央政府并不能给出一个现成答案，而需要各个试验城市在现实中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办法为我所用。

    从大胆创新而言，深圳做得远远不够，尤其是除硬件之外的软件建设，仍然局限在优惠政策的行政框架里无法自拔。对深圳来说，要想获得大发展，必须尽快实现深港一体化与大珠三角一体化。而除了在深港对接的交通等硬件设施上颇有斩获之外，深圳学者以前所提出的方案都是基于向中央要政策层面的“宽松”，如建立自由贸易区，分享香港的特殊待遇，或者要求上级行政部门同意划拨珠三角的东莞、惠州等地，务必要求扩大行政区划增加人口，从这些硬件条件上超过竞争对手。甚至对于高新企业的奖励还停留在奖励多少现金等老一套上。

    而在软件方面，比如政府的廉洁高效、对于市场环境的培育，以及最为关键的资本市场的公平性以及大量中介机构的培育，深圳并没有因为背靠香港有什么突出之处，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之下地理优势逐渐丧失，与上海、天津之间最多也就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别，大家所想的招术异常雷同，政府首先因循，市场亦步亦趋，如何创新？更糟糕的是，在广深之间对于金融中心的拼抢，也造成了无谓的损耗，数小时车程即有贫困地区，这说明深圳经济幅射能力之弱。既然深圳金融以中小公司、民企为服务重点，为何不能创造一套人无我有的独家武功，解决中国经济这一迫在眉睫的难题？在这方面，深圳甚至不如浙江等地的地方商业银行更有创造力。无论如何，这都不是值得称道的纪录。

    上海浦东特区曾经让深圳紧张，天津滨海新区曾经让上海紧张，事后被证明是无视中国经济发展全局的狭隘之论。中国经济的整体崛起是中国社会之福，也是老特区之福，如何把新特区的设立当做老特区的新一轮战略机遇，才是这些城市的当务之急。否则，老特区会成为因循守旧、缺乏创新能力的代名词。

    文本来源：南方都市报  原题：新特区花落两地 深圳直面新机遇

深圳老照片

老东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