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阵子，土耳其和伊拉克库尔德族问题日益紧张，导致土耳其军方威胁采取大规模越境行动，捣毁库族工人党的境外巢穴，并展开了小规模越境攻击。

　　因此，当我表示要和家人到土耳其度假时，身旁朋友都不约而同皱起眉头问：那里很乱，又是“回教国”，比新加坡落后，不怕出乱子？不怕水土不服？

　　其实，土耳其幅员广阔，库族叛乱局限于东南部边境，而旅游景点多集中在西部和中部，而且，土耳其虽然98％人口是回教徒，但绝非伊斯兰国家，而是宪法明文规定的世俗化民主国家，对非穆斯林有很大包容性，是个高度进步和现代化的国家。（为了行文方便，回教／伊斯兰教、回教徒／穆斯林、回教堂／清真寺等词汇，将在文里交叉使用。）

　　土耳其是世界上唯一地跨欧、亚两大洲的国家，集东西、欧亚文明于一身。而最大港市伊斯坦布尔也因其跨越两大洲的得天独厚地理位置，发展成名副其实的现代化国际大都会。

　　伊斯坦布尔的欧洲部分是商业贸易中心，亚洲部分则多是居民区。整个城市坐落在连接黑海和马耳马拉海，分割欧亚两大陆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有两道跨海大桥，把两片大陆连接起来。

　　度过12小时熬夜飞行和经历6小时时差，清晨6时许，我们踏出伊斯坦布尔市郊的阿塔图克（Ataturk，国父之意)机场，在睡眼惺忪中被导游带到市中心，开始了文明交错的土耳其之旅。旅程约有一半时间是在伊斯坦布尔和首都安卡拉，参观国内最经典的名胜古迹和文物馆，另一半时间则游览中部高原和西部爱琴海与马耳马拉海沿岸的历史名城和废墟。

　　伊斯兰虽是土耳其的主体文化，但它不是建构这个国家的根基，因此我们参观的景点，反而是以古代欧洲与基督教文明的遗迹居多。这是此行叫人大开眼界的第一件事。土耳其国土超过95％是在亚洲，但多数时候我们却有置身于欧洲的感觉。

　　原来早在基督教初创的时候，土耳其所在的小亚细亚就是它的重要传播地区。此后以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的旧称）为中心的东罗马帝国拜占庭，便是基督教国家，直到拜占庭在15世纪被鄂图曼土耳其人灭亡后，土耳其才被伊斯兰化。

　　在首都安卡拉，我们参观了土耳其共和国之父凯末尔的长眠之地阿塔图克陵墓和安纳托利亚文物馆。

　　在中部的卡派多利亚高原，我们参观了基督徒地下城和艺术壁画古教堂。

　　我们也参观了巴格门卫城的宙斯庙、神殿、大剧院，埃非斯的基督教早期宗教中心，剧院，摄氏图书馆和大理石街道，古达萨斯的圣母玛丽亚故居，还有荷马史诗中描写的木马屠城的特洛伊古城。

不同宗教完美融合

　　土耳其人对不同宗教和文明有高度容忍的胸怀，这是此行的第二印象。

　　伊斯坦布尔是基督文明与回教文明交汇之地，也有犹太文明穿梭其中。不同的宗教都在这里完美地融合或和平共存。昔日拜占庭帝国所遗留的基督教堂大多被改建为回教清真寺，但土耳其人有宗教容忍胸怀。例如深具历史意义的圣索菲亚大教堂虽也改为清真寺，但其中珍贵的马赛克人像壁画以布幔遮掩，并未铲除，兼顾了文化资产的保存与回教教义。圣索菲亚大教堂现已改为博物馆，两大文明的文物在那里并列。

　　我们的导游是一位回教徒，学识渊博，不但熟悉伊斯兰历史，对基督教文化也如数家珍，知道我喜欢历史故事，经常趁其他团友忙着拍照时，特别给我加料。

　　参观古迹和文物馆时，我们经常被大批学生包围，很有礼貌地问长问短，要求拍照和交换电邮地址，带队的老师还鼓励他们将谈话内容笔录下来。小小年纪就喜欢与外国人打交道，不歧视外人，这点倒值得我国学生多多学习。

　　第三个发现是土耳人很现代化，一路上很少看到传统回教服饰。除了乡下地方，很少遇到披面纱的女性。大城市生活水平蛮高，基础设施也不比我国差，伊斯坦布尔人口超过1200万，商贸发达，人山人海，感觉还比新加坡繁华。

　　到过的地方整体卫生条件良好，必须指出的是，土耳其厕所远比新加坡干净，景点、餐室、公路休息站，都没遇到一个不干净的厕所。许多厕所装潢华丽，设备齐全，具备了四五星级酒店的水准。当然，整洁的厕所是要付出代价的。估计有半数厕所是收费的，从0.5里拉到1里拉不等（1里拉约1.2新元）。

未感受到库族动乱紧张气氛

　　至于库族动乱，土耳其民间反应冷静，我们也未感受紧张气氛。导游自称有四分之一库族血统，他说库族在土耳其不算是极少数民族，伊斯坦布尔1200多万人口中，库族就占了500万，安卡拉600万人口中有200万是库族。他认为库族分离主义运动诉诸暴力，已离经叛道，并未获得族人的普遍认同，因此难成气候。

　　我每天早晚在酒店留意当地电视新闻，虽听不懂，但从画面上看得出库族动乱并不是重大新闻，只在回国前夕因总理重申保留越境攻击的权利，才上了电视要闻。

　　“土耳其局势乱？战争一触即发？国民保守排外？比我们落后？”这些都是没到过土耳其的人想当然的误解。真正的土耳其，是个历史文化丰富的文明古国，却也是个进步开放的现代化国家。

　　若要挑剔，只能说土耳其生活费和物价高昂，普普通通一餐，就要十多二十新元。回国前夕，为了打发时间，我到当地戏院看了场国产电影，票价11里拉（约13新元）。内容讲述一群安老院老人的还乡之旅，温馨感人。电影水准很高，就跟这次旅行一样，绝对值回票价。

痴情的“新娘”

　　土耳其地跨欧亚两洲，在国际战略上，其重要性随政治格局的改变而更迭。冷战时期，欧洲积极拉拢土耳其。苏联解体后，欧盟却多次拒绝土耳其申请成为会员国的要求。

　　分析家指出，土耳其虽然是一个世俗化国家，但伊斯兰教在土耳其宗教中占有支配地位，与欧盟这个“基督教徒俱乐部”格格不入，是欧洲人对土耳其缺乏认同感的根源。

　　上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去年在伊斯坦布尔发布的《不同文明联盟报告》演说中，也直指土耳其加入欧盟的道路充满障碍，是“或明或暗地排斥穆斯林的欧洲意识在作祟”。

　　从这个角度看，欧盟拒绝土耳其于门外，是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最好实证。亨廷顿甚至警告，土耳其如果迟迟不被欧盟接受，总有一天，它可能“乐于放弃像乞丐一样恳求加入西方的令人沮丧和羞辱的角色，恢复它作为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主要对话者甚至对抗者的更有骨气的历史角色”。

　　换句话说，如果“西游”计划受阻，土耳其可能“东转”，成为回教世界的一员。

　　冷战后，土耳其坚持不懈地追求加入欧盟，然而，文明差异直接导致欧盟在接纳土耳其问题上的犹豫。

　　从这一点说，土耳其就像一个痴心的“新娘”，以为自己已具备条件，一心想“嫁”入欧盟大家庭。而欧洲一些大国的政府，则是一心要阻止“异教通婚”的封建“大家长”。

　　值得玩味的是，教宗本笃十六世去年底访问土耳其时，曾对土耳其加入欧盟，反应积极。他强调，土耳其的国父以法国宪法为楷模来制定土耳其宪法，因此，现代土耳其的根源便已经有了与欧洲的理性、思想与生活的对话。教宗说：“欧洲的理性与伊斯兰的传统的对话已经写在现代土耳其的存在中。”

新土宗教和谐殊途同归

　　一位英文报同事去年和家人在伊斯坦布尔旅游途中，接到好友的死讯。他想找个清净地方为亡友默哀，一时找不到天主教堂，于是到酒店附近的著名蓝色清真寺脱下鞋子，选了个离回教徒祈祷厅不远的幽静角落，坐在地上沉思。

　　这时来了位长老，轻拍他的肩膀，请他到回教徒祈祷厅参加祷告。他告诉长老自己不是回教徒，怕亵渎圣地。长老问他是不是天主教徒，他说是。长老回答；“没关系，请进去。”于是，他进入回教徒专用的祈祷厅，和回教徒聚集一堂，面向麦加祷告。他说自己当时感动得流下眼泪。

　　这位英文报高级编辑回国后和大家分享了土耳其人体现宗教容忍精神的这段感人故事。我曾和他作了一番交流。这回我在蓝色清真寺参观时，不断回想这个故事。回国后，也把自己对土耳其宗教和谐的深刻感受，通过电邮与他分享。

世俗主义根深蒂固归功于国父凯末尔

　　土耳其人口虽然98％信奉回教，但世俗主义在土耳其根深蒂固。这应归功于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

　　凯末尔生于1881年，死于1938年。一战结束后，协约国试图瓦解并瓜分鄂图曼土耳其帝国，凯末尔领导民族解放战争，与西方抗争。1923年，凯末尔宣布结束鄂图曼帝国的六百年统治，成立土耳其共和国。凯末尔坚决废弃了伊斯兰法律，代之以全盘西化的共和制度与民主原则，共和国宪法严格规定政教分离。一夜之间，土耳其政治彻底与伊斯兰划清界限。

　　根据他实施的一系列彻底的世俗化改革，废除伊斯兰教历法，采用西方历法、废除男女不平等，禁止一夫多妻制和赋予妇女投票权、提倡穿西服，禁止非宗教人员穿戴伊斯兰教服和佩带宗教标志、禁止女性戴面纱和头巾。

　　凯末尔的陵墓位于安卡拉一处丘陵高地，陵墓呈方形，不带伊斯兰色彩，倒像是庄严典雅的古希腊神殿。我站在陵墓宽敞的大殿堂，想起凯末尔的伟大贡献，尤其是他反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和反对恢复鄂图曼帝国的两大遗训，不禁拉着孩子的手，向这位现代化土耳其之父深深地鞠躬，表达无比的敬意。

　　凯末尔对于土耳其摆脱传统文化和宗教的束缚进而实现世俗化，贡献至伟。他的远见卓识，对亚洲各国和世界发展中国家有重要的启示，

　　新加坡和土耳其的国情虽不同，但说到促进宗教和谐与容忍，却殊途同归。

　　近几年，国务资政吴作栋和原副总理陈庆炎，就曾率团访问土耳其，探讨合作机会，并参考其政教分离及建立独特回教生活模式的经验。2005年5月，陈庆炎率领的代表团中，还包括了主管回教事务的部长雅国和回教理事会主席慕沙。

　　土耳其实行教育世俗化与现代化的一些经验，值得我国借鉴。

　　为了防止回教徒激化和走向极端，凯末尔一开始便下令停办所有宗教学校，规定学校必须在国家监督下提供非宗教性的现代化教育和传授西方科技与文化知识。

　　土耳其也禁止民众在大学与学术机构内佩戴头巾。凯末尔处理头巾问题软硬兼施，很有一手。据说：每当看到回教徒妇女戴头巾时，他会上前轻声说：“朋友们，我们的妇女才华横溢，来，让她们摘下头巾，让全世界都能看到她们的模样。”

　　今年年中，土耳其选举总统，执政党推出副总理兼外长居尔参选，但居尔夫人却有在公开场合戴头巾的习惯，结果引发民间以至军方的强烈不满，各大城市爆发上百万人上街示威，捍卫世俗化，要求废掉居尔的参选资格。几经波折，居尔才当上总统。

　　土耳其也没严格规定回教徒必须上清真寺和一天祈祷五次。

废除传统阿拉伯文为西化政策付出代价

      当然，在推行西化教育过程中，难免出现偏差。

　　例如在文化传承上，凯末尔废除传统的阿拉伯文，改采拉丁拼音字母。字母改革虽有助于教育普及化和吸收现代文明，却也导致一般土耳其人无法理解清真寺内以阿拉伯文书写的碑文，为西化政策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这跟我国当年为了与西方世界接轨，以英文为主要媒介教学语文，以致年轻一代忽视母语，华文水平低落，书写和阅读华文都有困难，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两年前，国务资政吴作栋访土耳其时，曾表示支持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

　　他认为，欧盟对土耳其有所顾忌，是因为欧盟主要是由欧洲的基督教国家所组成。

　　吴资政认为欧盟应接纳土耳其，他说，如果土耳其成为欧盟成员，首先将证明欧盟是超越宗教的，其次将能证明欧盟不是一个反回教徒组织，也能证明宗教分歧将无可避免地导致文明冲突的论调站不住脚。

　　吴资政也希望，土耳其的成功经验，能成为其他温和派回教徒社会的楷模。若没有这样的楷模，回教徒社群就会出现真空，结果由极端的恐怖分子之中的伪英雄和极端教义所填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