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这是毛泽东的著名诗句，拿来形容当今国内不少大学校长们的心情，倒是十分贴切。作为高校里的一介布衣，我很同情所看到的大学校长、院长们，他们的日子过得实在不那么从容自在。读到《中国科学报》5月30日“大学周刊”中的访谈录《当今大学难出大学问——陈平原谈大学理念与学科评估》（2012年5月30日第七版），印证了我的上述感觉。文中有一段精彩的言论：

     “请允许我直说：当下中国大学，有生气，但乱哄哄，通病在于急功近利，无论老师、学生，治学都不够踏实，也不够从容。这种状态，必定倾向于零敲碎打，要出大学问，很难。”

     文中的受访者陈平原是北大中文系教授、系主任，是一位有大局观的学者，他奋斗在高等教育第一线，所产生的感受应该说是很真切的，难能可贵的是，他把这种感受直言不讳地说了出来。

      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什么？细读此文，一一引用原话，陈教授有如下观点：

      ——“今天的中国大学，在硬体设施以及论文数量上，与世界一流大学其实差距不大；真正拉开差距的，是大学理念、学术精神以及制度设计。……现在应该反省的，是如何在制度建设以及风气养成方面下功夫，而不是汲汲于提各种激动人心但不切实际的口号。”

     ——“政府的钱越多，大学的自主性就越小。……教育部管大学，应该让有长期办学经验的好大学自行发展；可实际情况是，教育部权力越来越大，教育部的官员越来越忙——这可不是好趋势。”

    ——“有志气的好大学，切忌亦步亦趋地依据‘评估指标’来指挥生产；更值得期待的是不计一时短长的大学者与大著作。”

    ——“一所大学校风是否‘正’，能否‘宁静致远’，关键不在教师，在领导。”

     我认为，这些话都很在理，相当精辟。从陈教授的话语中可见，他对当今教育领导的“统一管理”，颇有非议：“连硕士生入学考试都要求‘全国统考’，而且有关方面还在组织撰写并力推‘统编教材’，你就明白这‘大学章程’能起多大作用。”陈教授似乎对时下组织的教学评估并不一概强烈反对，但也颇有微词。他的话外音是：如果这种“统得过死”的局面不改变，“办一流大学”的口号就只能是纸上谈兵，从从容容办大学只能是一种奢望。

      近日重读30年前出版的好书《过去的大学》（钟叔河、朱纯编，长江文艺出版社，初版：1982；扩充版：2005），读到上个世纪那批著名的校长、教授（如蔡元培、梅贻琦、胡适、张伯苓、竺可桢等）写的文章，联系陈教授的访谈录，颇生感慨。我国那群高等教育的先驱者，主政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时的时局是何等动荡、条件是何等艰苦！而他们却把这些大学办得有声有色，有些已接近于当时世界名校的水平，其中的玄机何在？他们那个时候能行，为何现在却不行了呢？从这四十篇文章里可以悟出一个道理：或者由于乱世中主政者无瑕细细顾及教育，或者由于当时主管教育者有先进的理念，“过去的大学”较少受到行政干预，大学的办学有较大的自主权，加上主持大学的校长有优秀的办学理念，兼收中外教育之长，才会出现那种局面。在那时，没有形形色色的统一章程、繁琐评估，没有填不完的计划书、申请书和各种其它报表，校长和教师可以全心全意地投身教育教学。最令人感动的是天津大学的老校长张伯苓，一生献身于教育，创建的学校多次被毁，却一次又一次地从容地东山再起；最令人佩服的是清华大学的老校长梅贻琦，他的“无为而治”的治校方针，给清华带来了那17年的辉煌。

      因此，我很认同陈平原教授的观点，也认为，改变办学理念和实行先进的制度建设是当务之急，只有创造条件，让那些大学校长们和大学里的老师们从从容容地自由自在地放手一搏，华夏大地才会成批地涌现真正一流的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