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54 年出生在香港，父亲是清水衙门的警察，一家住警察宿舍，我 20 岁前住的单位没有自家厕所，一层楼十几户共用公厕。爸退休前几年，妈发动一家大小穿胶花，每月赚三百多元，爸退休时，我一家就有了自己的单位，有了自己的厕所，「自住其力」，心满意足。

　　我到英国留学，第一年生活费里面有家姐卖嫁妆的钱。一周三晚，给外卖店的李老板打工，每天走路上学，来回两小时，勤工俭用，算是自给自足。学业应付得不错，课余工余有时间，在中华同学会做副会长，会员全是香港和星马华侨学生，还为当地华侨子弟教中文识字班。同学会会员中，不少学识阅历比我丰富，我对国家民族的基本观念，就是在其中几位身上学的。今天，这些人大多在香港当教授，其中一位姓冯， 1979 至 89年，加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生活和工作条件十分艰苦，我在 1984 年到过物理所探他，深感国家的落後。

　　1977 年毕业试考了个第一名，从英国回港，遇上香港经济起飞，我加入英资测量师行 - 仲量行，每天第一个上班，比同事每天工作多两三小时，日积月累，有点成绩， 30 岁左右被擢升为这英资大行 200 年历史中最年轻的合夥人。

　　回港後碰上英皇书院学长廖炳汉堕楼身亡一事。炳汉当时在油麻地警署任行政主任，当时警署有警察被调查贪污，一天早上，炳汉被发现倒卧在德辅道西，死因研究庭裁定为自杀。一众英皇校友认为有疑点，於是找校友会会长陈子钧大律师，陈当时为市政局议员，我因此认识陈大状。

　　陈大状介绍我入校友会和「专业人士促进现代化协会」，和廖瑶珠会长（律师）、陈文裘会计师、刘家骏建筑师、何耀棣律师、刘绍钧测量师、曾正麟规划师、何锺泰工程师等人经常到内地讲课，分文不取，车船、飞机票、讲义影印费还是我们自己支付，时为 1970 年代末，我在前辈身上学了报效国家的实践。

　　我参加了深圳的第一次城市规划工作，此外，就是经常讲课，对象全是官员，讲市场经济中的土地利用和房屋问题，头几年用广东话讲，第一次厚着脸皮用普通话讲是在珠海党校。

　　1984 年初，中英谈判有了突破，英国同意於 1997 年交还香港。有一个问题，中国政府没有认识，也没有解决办法，因为内地还没有私人房地产，这就是新界地契年期届满问题。当时新界的全部土地楼房，不论地区、不论新旧、不论用途，地契年期全部在 1997 年 6 月 27 日届满，英国政府於 1997 年 6 月30 日撤出香港，因此全新界的房地产年期问题必须两国政府共同解决。这是大事，中国政府对问题不了解，找上我，陈子钧大律师和我两人飞北京，和港澳办在旧的华侨饭店开会。回港後，刚巧搬家，新居家俬未到，我坐在地上将几千字的意见书写好，交给新华分社转港澳办。我的建议几个月後成为「中英联合声明」附件三的主要内容，我当时 29 岁。

　　此後几年，不断到内地讲课， 1986 年到了上海，意见得到市长重视。 1988 年，国家修改宪法，容许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有偿转让，也就是建立房地产市场，土地楼房可以买卖。上海率先卖地，我提出卖地要透明、公开、公平、公正，建议公开招标，而且标书要中英兼备，上海市政府同意。我负责和上海市的官员共同起草，我网站就有当年起草标书的一张照片，我当时向上海的朋友说：「我们在写历史」，因为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当时我 33 岁。同年，深圳第一次招标卖地，翌年，上海第二次招标卖地，我都和内地官员并肩工作。

　　上海在 1988 年成功卖出第一块土地後，市长提出，请我公司到上海开业，我回应说：「在内地做服务业，要和内地公司合资，我不想因为合资双方文化不同影响工作。」市长说：「就给你办独资公司。」岂料仲量行没有兴趣，经上海市政府三催四请，我回应说：「对不起，仲量行我不能说了算，如果这公司是我的，我明天就过来。」五年後， 1993 年，仲量行的其他五位合夥人，都是英、澳籍人士，因为 97 问题，无心恋栈，我毅然离开工作了 16 年的仲量行，成立梁振英测量师行，即时打电话到上海「还愿」。上海分公司成立後，头几个月没有生意，20 个青年同事每天受培训，头几年每年赔钱。今天，专业服务公司之中，只有测量这一行，可以在内地开独资，不必合资，就是因为我公司在上海开了个头。 1993 年，我在深圳义务帮手招标卖地後 5 年，副市长说：「振英，你们做专业服务多辛苦，不如拿块地去赚点钱吧。」我婉拒了。我坚持政府卖地要公开、公平、公正，价高者得。

　　至今，除了公司在上海曾经有过两个宿舍单位，除了我在爸、妈家乡山东威海有一小块别墅地外，我在内地从来没有任何房地产，也从不沾国家的其他利益，国家信任，给我报效的机会，我於愿已足。

　　我少有逸乐，我们国家，我们香港社会，我的家庭，都没有条件让我跷起二郎腿做人。但我的一生很充实，爸、妈给我好的教养，为我立了很好的榜样，国家和香港给了我极好的机会，这不仅是事业发展的机会，更是为国家、为民族效力的机会。我30 岁崭露头角，不靠拉拢关系，不等运到，靠的是一点知识、一份坚持和加倍的努力。

　　人生总有尽头，如果我这一刻两腿一伸，我想的除了是父母、妻儿、朋友外，就是为国家做了的两件事：一是土地和住房制度改革；二是以和平方式收回香港。近年到内地访问，主人家请我题字，我题得最多的，是「与有荣焉」，因为出了力，成果特别甜。

　　今後，我还是以这个态度为国家、为香港社会服务，继续努力、不断努力，希望可以有更多的「与有荣焉」。

　　和全体香港人，特别是年轻人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