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两个60年。当时搞《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时候，是中共建党60年。通过痛定思痛，通过讨论回顾，作出了一个《决议》。今天我们纪念这个《决议》的时候，恰好又是回顾共产党掌握政权的62年。有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东西，同样有很多经验教训要回顾总结。我们需要在一个新的起点上思考改革开放。

首先，中国需要一次新的思想解放的过程。我们建党60年以后经过了一次反思，形成了决议。我们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真正的62年执政下来，我们也需要一次新的反思。要改变我们的维稳模式。我在政法机关工作十六年，又从事律师执业、法学研究，从那么多年政法工作的感觉之中，觉得我们的思路一直是“堵”，而不是“疏”。靠权力而不是靠法制，靠高压而不是靠疏导，靠封闭思想封闭言路而不是靠开启民智，靠压服而不是心悦诚服。现在的维稳思路，用的经费很多，强制拆迁方法简单粗暴。作为第一线的律师，我们最清楚社会矛盾的爆发点在哪里，这种思路，只会让老百姓愈发敏感。我们维稳的基本思路出了问题。建党60年思考过一次，现在建国60年，需要再一次思考。

第二点，我们今天的改革需要顶层设计，全面设计。《人民日报》月初文章提出了一个“顶层设计”的概念，我觉得很有道理。我们今天的改革，要从全面的思路思考，不能再“脚踏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三十年了，我们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有了正反面的很多的经验教训，有了很好的人才积累和思想库，我们应当有一个成熟的设计了。我们的前三十年，经常是一种拍脑袋决策，经济一下子要搞活，要高速发展，一下子又要治理整顿，“硬着陆”、“软着陆”不断。思想领域，也是风浪不断。我们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治安问题都是这样处理的。头三十年，小平同志提出来“摸着石头过河”理论、“白猫黑猫”理论，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有了现在这样的经济基础，有了这样成熟的思想，还是摸着石头过河，这个国家是要出问题的。我觉得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顶层的设计，全面的设计，有一个总的思路和框架，让国家少走弯路。

第三点，要重建政治道德。现在这个问题已经非常关键。像武汉的徐武案件，到广州的电视台大院绑架“被精神病”的人，公安局的人、保卫处长到那里就被围堵，不敢拿出工作证，为什么？因为他根本不是依法执法。法院审判案件也应当公开，故意搞二十个人的小法庭审理大案，安排一些托儿占位子，旁边四百人的大法庭空着，然后给家属二张票、所有的记者不让进，作为一个国家的司法机器最应该讲公平正义的，而现在是公开也未实现。一些地方官员骄橫跋扈，被权力冲昏头脑，公开以党自居，说你反对我就是反对党。这种政治道德缺失，对社会的劣化影响是非常严重的。

第四点，政治体制改革要从司法改革突破。为什么要从司法改革突破呢？这个是个代价最小的途径，而且是可控的、恒定的，能够用稳定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社会各个领域出了问题，都可以到法庭上来理性稳妥地释放、裁断。为平稳、理性的政治体制改革设置一个减压阀。司法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司法改革又能够为政治体制提供保驾护航，包括民族矛盾问题，包括实体较量的问题，经济矛盾、政治矛盾、社会矛盾、劳资矛盾、政党问题、民族问题，都能够在法律的范围内解决好。不会出现街头政治，不会出现暴力对抗，不会导致群体性事件。只要法院是稳定、独立、权威、超脱、公允的，就能够保障国家制度和社会的基础性稳定，保障社会重大问题都有一个理性的解决机制。国家要理性的解决矛盾，健全的司法是最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因此，必须重新设计我们的司法改革的目标，整治好我们的司法队伍，建立独立超脱的司法机制，让国家司法能够担当这个重任，养成政治家和全体人民都尊重司法的环境。

     所以说，两个60年要思考，一个是前面60年想想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党的历史教训。建国后60年的思考，是思考如何更好地执政，更好地带领全国人民建设一个富强、文明、法制的国家。同国际主流社会要有共同语言。还有现在我们的反思，是实质性的、认真的，还是宜粗不宜细的？特别是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还有不少思想禁区，这些我们需要不需要反思，都是应当认真探讨的。这个反思，也需要思想的大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