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手代表与“逃兵起义” - 广西自动化学会

“两会”之际，除了明星、高官外，82岁的山西人大代表申纪兰也很受瞩目，这并非由于她的年纪，而是她从1954年起连任了11次人大代表却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从她能够11次连任，可以看出，这样的人正是为“两会”所喜爱的类型。

明星委员倪萍也曾表示，她很爱国，举手表决时从未反对或弃权。而有些明星，也很爱国，却不合时宜。演员孙海英在微博上表示，要申请钓鱼岛的户籍，“有关部门”没理他，也实在没法理会他，中国目前对钓鱼岛只能口头宣示主权。这样爱国但“不合时宜”的人还有不少。那些企图为文革翻案的人，不管有着多么令人感动的维护党史的忠诚，都不被理睬。

当局显然不可能欣赏韩寒这样的自由主义者，但他们也不会喜欢那些因为有着集体主义理想而散布不满的乌托邦幻想者，因为历史与现实满是疮疤，不管是“左愤”还是“右愤”都会触痛。现在不再谈论马列主义，不再宣扬历史发展五阶段论，于是也不能多说“初级阶段”，没有了革命时期与建设初期的热血激情，没有了历次运动的紧张、恐怖，如今只剩下沉闷的惰性、官僚主义的不负责任和无意识的照章行事。如今他们不喜欢有关意识形态的讨论，以前还总算有一种意识形态可维护，而现在他们只不过是为了反对另一种意识形态而左支右绌。思想是令人厌恶的，所以像申纪兰这样没有独立思想的人最受喜爱。

除了申纪兰这样的绝对服从者外，还有一种人最受鼓励：他们宣称对政治不感兴趣，把所有注意力集中在家庭的舒适、食物、穿着等等物质方面，再有些奢侈或不奢侈的小爱好。简而言之，他仅仅是一个消费时代能刺激经济的消费者，而不是有着社会关怀和超越目标的人。舆论似乎也鼓励人们如此，“他们毫不犹豫地将实际上是绝望的生活代用品描述成一种人类生活。为了平稳地操纵社会，人的注意力被故意转向自身，即脱离对社会的关怀。通过将每一个人的注意力集中在他仅仅是消费品的兴趣上，是希望使他没有能力意识到在他精神上、政治上、道德上日益增长的被侵犯的程度。将他缩减成一个初级消费品社会的各种观念的简单容器，是打算将他变成复杂操纵的顺从的材料。”（哈维尔）

“反三俗”不可能是诚心的，人们在庸俗文化的泥塘里自得其乐地打滚才是最为期待的。在这种情况下，稳定是可能的，尽管这种稳定有时显得缺乏活力。90年代的中国就是如此，物质生活的提高使人们能够暂时忘却精神上的被阉割。但现在又有很大不同，原因诸多，而其中之一就是互联网络的出现。

互联网使被分隔的人们能够交流信息、观点、思想，更重要的是使人们强烈意识到“人的社会”的存在。使人们知道，自己并不是一个人在夜里独行，而周围有很多有着正常道德意识、正常人性需求、知道自己的权利受着侵犯的人们，并不是所有人都是“绝望导致冷漠，冷漠导致顺从”。像邓玉娇案这样一件件由网络推动的故事使社会重新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哪怕这股重新发现的力量仅仅能在一些个案中起有限作用，但“重新发现社会”的意义却不可忽视。

2008年美国总统竞选时，有一个宣传影片《逃兵起义》，影片把那些不关心政治的青年比作逃兵，而号召他们行使自己的权利，投下自己的一票，所谓“起义”其实就这么简单。而网络在中国的意义就是：那些不愿做逃兵的，那些被逼得不可能再做逃兵的，能够靠着网络彼此发现，互相取暖，并争取更多的逃兵回来。这并不是什么真的“起义”，其对个人的要求很简单却又深远：成为一个清醒的人，真正地关心自己的生活与尊严，认识到自己应得的权利，认识到社会是一个整体、公正是一个整体，在某地发生的不公正意味着这种不公正随时可能降临在每个人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