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技术与体制双轮驱动

    “近30年来，中国每年要新增1300多万人。这意味着，政府有责任每年多创造800万个就业机会。而这也是中国承接世界制造业转移的重要原因之一。”科技部部长万钢话锋一转，“但由于能源、资源和环境承受能力等各种条件的限制，通过科技进步跨越中国制造的粗放阶段，已成当务之急。”

    万钢表示，国家科技部已经通过了《科技进步法》等相关明确法规或条文，来促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而科技部在应用科学技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中的作用，不仅表现在纳米、生物医药、太阳能燃料电池等尖端高新技术的研发应用上，还体现在改造传统工艺的创新上。

    “勇于承担改造责任，改进现有制造工艺，提升技术水平，更集约地使用原材料，确立循环经济模式，优化工业结构，是中国制造必须经历的成长阶段。”万钢表示。

    对此，西安市市长陈宝根补充到，技术创新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体制创新。民营经济是当前国民经济中最有生命力的活跃力量，而要想民营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就必须通过机制创新，将企业家创造财富和实现其人生价值的目标联系起来。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陈宝根曾作为陕西省宝鸡市某工厂厂长试行了企业内部的股份制改造探索。在他看来，工人觉悟对于促进生产、保证质量的作用是有限度的，而定任务、定指标、定奖罚等利益激励措施才是调动职工积极性的有效途径。同理，通过体制创新，兼顾民营企业的短期和长远利益目标，无疑是中国制造实现产业升级、激发企业家创业动力的良策。

    质量：法制与道德的双重约束

    高盛亚太区董事总经理胡祖六对中国制造外部环境的不足更为关注。他认为，尽管绝大多数的中国产品物美价廉，但不时曝光的产品质量和安全问题，往往制约了中国制造在全球的美誉度。“在企业追求利润天经地义的前提下，政府如何从立法、监管和消费者、媒体监督的制度层面上查漏补缺，是跨越中国制造粗放阶段的重要外部环境准备。”

    “在美国，消费者协会具有非常强大的力量。与国内不同，美国消协不仅可以建立消费者同盟，抵制伪劣产品，更重要的是，它具备强大的游说能力，可以督促国会通过立法，从制度层面上消除假冒伪劣企业的生存条件。”胡祖六认为，这就迫使企业经营者从个人和企业的内部自我约束上，更加注重经营道德。而中国制造在经历了过去15年的快速增长和原始积累后，不仅是产业升级，企业家们的经营道德更应大幅度提高。

    至于中国制造企业转型期间成本上升、产品竞争力下降，甚至可能引发的产业转移的担忧，胡祖六并不觉得是难题。“产业转移是正常的。经过3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制造的国际分工地位理当有所改变。而制造业与环境、资源等的矛盾也并非完全对立，通过价格补贴或税收等经济政策，中国制造和环保完全可以相辅相承。”胡举长沙远大空调的事例说，通过对节能、废气排放的不断研发和改进，远大空调的质量没得说，自然也就拥有全球市场同类产品的最高价格。

    形象：以充分沟通消除误解

    在中国制造面临的质量问题和产品召回困境上，各方专家的会诊判断，同样见仁见智。

    “去年类似问题有30起，没见如此大规模的报道。今年20起，这不是西方媒体的炒作是什么？”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有点“护短”。

    胡祖六则觉得这是一个中国制造化危机为机会的好时机。“中国和美国、欧盟不是简单的贸易冲突，更不是炒作，如果就此时机，政府能够高度重视，建立健全高规格、安全可靠的质量检验体系，这反会成为中国制造和中国消费者的一大幸事。”

    “只要重视，这些问题肯定都能解决。”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副秘书长沙祖康指出，“虽然越南、印度等国的制造业发展都很迅速，但中国的生产工厂基础好，通过技术革新，中国制造更有条件尽早成熟起来。”

    沙祖康分析称，国内相关法律、平时监管、对企业和消费者的教育都很重要，但中国制造业的整体不平衡现象和对外沟通技巧同样亟需改进。“有的中国企业做得很好，有的还不够，这完全可以通过内部交流彼此取长补短；而在国际贸易中，中国企业知己足、知彼少，因此西方媒体的不实报道大量都因误解而产生，这对中国制造企业的国际化视野和外语沟通能力无疑提出了更高要求。”(王永强)